一、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之后的中俄关系格局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以后，中俄两国外交在内容、手段等方面与之前相比，既具有延续性，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二）两国外交活动的重点地域——从黑龙江到喀尔喀
　　1689年以前中俄两国外交的重点地域集中在黑龙江流域，《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喀尔喀蒙古地区开始成为两国外交活动的主要舞台。
　　俄国对喀尔喀蒙古地区觊觎已久。事实上，它对蒙古地区的领土渗透实际上要早于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早在18世纪初，俄国便鼓动札萨克图汗部下属的和托辉特部首领硕垒乌巴什（俄国称“阿勒坦汗”）接受沙皇的“最高统治”，遭到拒绝。18世纪40年代起，沙俄军队不断武装侵入喀尔喀蒙古所属的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对车臣汗等进行煽动并诱迫其臣服。[12]康熙五年(1666年)，俄国哥萨克在楚库柏兴强行修建了色愣格斯克堡，并从这个方向不断向清朝腹地推进，“占领了色愣格斯克以南很大的一块土地后”，“剩下的只是同中国订立新的条约，以从法律上确定占有权了”。[13]

　　俄方拒绝谈判喀尔喀划界事宜是尼布楚谈判中未予划定该地区边界的主要原因。此外，还有两个因素是应该予以考虑的：
　　 第一，针对俄国势力向中国东北部和北部地区的推进，从清朝统治者本身而言，实际上是有既定战略重点的，即以东北地区为其“龙兴之地”而予以高度重视，而对北部喀尔喀蒙古地区的重视程度相比之下则稍次之。在谈判前康熙帝的训令里，仅指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16]并未将喀尔喀地区划界视为必办之事。可见，于清廷而言，喀尔喀蒙古划界一事尚不是当务之急。

　　第二，从当时的漠北地区局势来看，尼布楚谈判即将举行之际，准噶尔部噶尔丹率兵突然大举进攻喀尔喀蒙古，致使喀尔喀王公举部内迁，广阔的漠北草原实际上被噶尔丹所控制。正因为如此，尼布楚谈判时俄使戈洛文曾声称“所谓喀尔喀者，并无定居之处，愿暂行免议。”而清朝对于此种不利局面也只好申明“喀尔喀等部，原向我纳贡，为时已久。如今归来当仍为我属。现因喀尔喀、厄鲁特互相反目无定，故尚未指明其游牧居住之处。待指明喀尔喀等部落游牧居住之处后，再派人前往相告”。[17]
　　 因此，直到清朝解决完其当务之急——中俄东段划界问题，又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在乌兰布通大败噶尔丹，并于次年召集喀尔喀蒙古诸部举行“多伦会盟”之后，才把对俄外交重点转移至漠北喀尔喀地区。康熙三十年（1691年）、三十二年（1693年）、三十三年（1694年），清朝连续三次向俄国提出划定喀尔喀边界的要求。同时，由于噶尔丹军向西部撤退，以前在俄国暂时避难的喀尔喀王公纷纷返回旧地或者投归清朝，对此俄国又多次提出逃人遣返要求。于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俄两国都不约而同地把外交重点移至喀尔喀蒙古与俄国势力的接壤地带。

　　因此，在早期中俄贸易中，两国对贸易的属性认知是完全不同的。最大可能地发挥贸易的经济功能，是俄国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而清廷则更为看重中俄贸易关系的另一个属性——外交功能。清朝对这种“单向性”贸易的默认，主要是为保持中俄外交关系的稳定，且当清廷意识到通商对于俄国具有实足之“诱惑力”后，便紧紧抓住这一“法宝”使其成为对俄外交战略的一部分。一旦两国外交事务出现摩擦，就会在中俄贸易关系上予以即时体现。对此，后文将有详细叙述。因此，尽管两国对中俄贸易性质的认知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但对其在中俄外交关系上日益凸现的重要地位，双方的看法则是完全一致的。

　　（四）解决冲突的手段——从战争走向外交
　　 尼布楚谈判之前，中俄关系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即以直接的军事对话为主，外交交涉仅起到微乎其微的作用。而自《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到雍正五年（1727年）这三十多年里，两国间虽仍纠纷不断，却从未发生大规模的军事直接对抗，反映出双方从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转变为寻求外交途径来解决矛盾的一种趋势。
　　 《尼布楚条约》签订前，中俄双方对彼此的认识尚非常缺乏，从而导致沟通上的障碍，外交手段当然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军事上的直接对话便成为必然而又唯一的方式。例如，当时的俄国对中国国力的认识相当粗浅，视中国为其向西伯利亚扩张所遇的诸多民族之一。以致在双方外交初期，俄国竟然要清朝“归顺于我沙皇陛下最高统治之下，向我大君主纳贡”，[20]要求中国承认其宗主国地位。同样，习惯以传统的“朝贡”、“藩属”模式处理对外事务的中国也一度视俄国为北方新“胡”，仅视其为一支野蛮的远方部落，理所当然应该向天朝纳贡。以此种彼此之认知作为两国外交的基础，自然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外交。此外，语言的隔阂、宫廷礼仪的不同，以及哥萨克骑兵在黑龙江地区犯下的种种恶行而造成清朝对俄国的猜疑和愤恨等，均阻碍了双方间的相互了解。

　　而通过直接的战争手段——雅克萨之战，俄国对处于中国封建主义发展巅峰的清朝实力开始有了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同时中国也隐约意识到俄国是其北方一个不可忽视的劲敌，双方终于能够平等地坐在一个谈判桌旁。尼布楚谈判为两国以后外交事务的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该条约的最大成就是划定了中俄两国的东部边界，从而确定了两国在这一地区领土主权所及范围，并在“人主权”方面提供了解决纠纷的原则。双方依据《尼布楚条约》的原则和精神，逐渐形成了处理冲突的习惯性做法。从此，两国走上了一条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议的漫长历程，这不可不谓两国关系的一大改进。1689年以后，两国往来国书、咨文几无间断，面对面的谈判交涉异常频繁，雍正五年（1727年）双方签订的《恰克图条约》便是其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外交成果。
　　 以上是对《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外交关系格局的一个概观。由以上分析可知，逃人”、“划界”与“通商”三者间的关系规定了1689年之后中俄关系的主要内容。由于尼布楚谈判并未将诸类问题根本解决，所以谈判后貌似平稳的局面里始终存在着危险因素，情势危急时甚至会导致中俄关系全面告急。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终于爆发了中俄关系的全面危机，并一直持续到雍正年间中俄恰克图谈判后才告一段落。

　　二、中俄关系危机的再度爆发及两国的外交举措
　　 （一）危机的开端：清廷关闭中俄通商的大门
　　 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十二日(1717年6月20日)，清朝一反常态，就俄国古夏特尼科夫商队在京同中国商人赊销余货引起纠纷一事，提出“嗣后尔商人应隔数年方可再来，以及在此期间可于边界地方贸易”。[21]从语气上来看，这一咨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建议性质的。
　　 但是，同年七月，在古夏特尼科夫离京不久，亦即未等俄国当局对上述咨文作出答复，清朝即单方面拒绝接纳继之而来的伊万诺夫商队入境。这是清朝首次拒绝俄商入京。九月初六日，理藩院咨文郑重公布了停止中俄通商关系的决定，“为此，除尔大商人前来时，由何路而来届时另议外，凡递送公文及因公零星前来之人，应皆由尔方原先所走之尼布楚前往齐齐哈尔地方贸易”。[22]

　　两年后，清朝又拒绝接纳伊斯托布尼科夫商队。康熙五十八年四月十一日(1719年5月29日)，理藩院为伊斯托布尼科夫请求入境事发出咨文：
　　 “再，尔前来贸易之俄罗斯人等无视法度，曾多次任意逞强，寻衅斗殴。惟因系外国之人，且我两国友好往来多年，故未加治罪，给予豁免。今尔又派人前来贸易，虽准其入京，亦无人购买此货。若拖延日久，必致劳苦尔属之人。且往返供给廪饩，亦使边民劳苦。故暂不准入……
　　 为此，兹将先前给尔之咨文，连同本咨文，一并行文尔察罕汗。所有尔大商人隔几年贸易一次，以及由原来所走尼布楚之路前来，于边界地方贸易各节，待其迅速定夺并复文后再议。”[23]
　　 至此，清廷完全中止了俄国与北京的商队贸易。

　　1716－1717年，俄军统帅加加林下令在色愣格河源头库苏古尔、叶尼塞河上游的萨彦山脉地区构筑城堡。康熙五十六年八月初一日（1717年9月5日）清朝理藩院对此提出抗议：
　　 “据闻俄罗斯有八百五十人来至名谓霍罗奇库色托罗海地方建造房屋，并于阿里克、鄂里两河交汇处，名谓鄂卓里格尔地方砍伐树木、修造营寨等语……
　　 鄂卓里格尔地方乃为我喀尔喀、乌梁海等部游牧之地，怎可容尔属人员随意于我属地伐木占地、建造房屋？倘若尔属人员无故侵入我属地修建村舍，占据地方，岂不沮坏尔我两国多年彼此遣使、贸易之友好关系？”[25]
　　 上述“霍罗奇库色托罗海”即库苏古尔泊。同年十一月十一日（12月13日）理藩院的第二次抗议咨文中所谓“库色根湖等处”，按照音译应也指此处。

　　（二）危机的暂缓：伊兹麦伊洛夫使华
　　 为迅速恢复两国通商关系，俄国伊兹麦伊洛夫使团于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一日（1719年7月27日）匆忙动身前往北京。据俄外交部6月4日（俄历，公历6月15日）颁发的有关训令，可以对该使团做出以下三点推论：
　　 第一，该使团的性质和担负的任务，远远超过前此来华各俄国商务使团。说明此次俄国所求者为全面改善两国关系，并非稍作推动而已。使团训令要求伊兹麦伊洛夫设法改善中俄两国的贸易关系，并为此特意筹划了一套领事行政管理与司法管辖制度。甚至在一个半世纪后的英国和美国与华签订的条约制度，都未能如此周详。

　　俄国此次的姿态不可谓不低，让步不可谓不大，但令人奇怪的是，它对清廷最关心的边境问题却未作丝毫表示。
　　据日本学者柳泽明研究，“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俄国政府收到这三份咨文的任何文献记载”，“这或许是由于当时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等人被替换和审讯，造成俄国行政的某种混乱状况”。[33]如果这种推断可靠的话，那么俄方并未收到清廷提议解决喀尔喀边界事宜的咨文，也就可以解释俄国在对使团的训令中为什么只字未提边境问题了。因此，由于双方在解决问题的意图上存在着重大分歧，此次谈判的失败也就成为必然。
　　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十九日(1720年11月18日)，伊兹麦伊洛夫使团抵达北京。十二月初一日（12月29日），伊兹麦伊洛夫在与清朝大臣的会议上提出：（1）请求批准伊斯托布尼科夫商队入境；（2）建议按照他提出的16条条款缔结通商条约。[34]

　　清朝理藩院于十二月四日（1721年1月1日）做出如下答复：“我们现在才知道贵使臣把贵国的商业当作是一件大事……
　　贵使臣所提之事与以往来华历届使臣有很大的不同”， [35]对签订通商条约一事并不作答。
　　十二月十四日（1721年1月11日）理藩院首次提出要讨论边境问题，并要求引渡逃到俄国的700名巴尔虎部民时，伊兹麦伊洛夫表示，他并未被授权处理逃亡问题。于是，清廷正式向他提交咨文：明确表明外逃问题和通商问题在清廷心目中的轻重缓急，“通商事小，今我属民逃亡尔皇帝陛下处，恐酿战端。尔乃特命公使，讵称非系尔任？……此等逋逃者搜出之前，通商之事难以协议”。[36]
　　十二月二十七日（1721年1月24日），清廷更复文重申，以前的逃亡问题此次也要一并解决，边境问题解决之前，通商问题无从谈起，态度非常强硬。次年二月，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的伊兹麦伊洛夫使团离京。

　　（三）危机的升级：郎喀被逐
　　郎喀[38] 是18世纪中俄外交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自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首次来京，历经20余年，几乎参与了18世纪前期全部的中俄交涉活动。1719年作为伊兹麦伊洛夫使团的秘书，在该使团离京后获准留在北京。
　　对于俄国来讲，郎喀是圣彼得堡官方派驻在京的商务领事，也是西方派驻在清朝的第一位领事。但是，其领事身份却并未得到清廷的承认。驻留北京期间，虽然郎喀几次向康熙帝提出递交国书以及希望开设独立的领事馆等要求，但均未得到任何答复。其所居住的“会同馆”（即俄罗斯馆）一直未被修缮，只是饮食由清朝供给，可见郎喀受到的只不过是与朝贡使团相同的待遇而已。清廷之所以允许郎喀留京，无非是因为伊兹麦伊洛夫离京前就引渡700蒙古逃人一事已同清廷达成初步协议，清廷希望依靠郎喀来等候俄国对逃人问题的最终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