衮服分类
 中国传统的衮衣主体分上衣与下裳两部分，衣裳以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纹为饰，另有蔽膝、革带、大带、绶等配饰。

明代衮服
　　按万历《大明会典》所记，明朝皇帝冠服制度中，以衮冕服等级最高。是皇帝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先农，以及正旦、冬至、圣节、册拜时服用的礼服。其制由冕(冠)、衮(由上衣和下裳两部分组成，饰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图案)、大带、革带、玉佩、蔽膝、绶、中单相配，构成一套在特定场合服用的礼服。但这只是典制上的规定。事实上，明朝自英宗而后，皇帝服装中还另有一种袍式的衮服，上面也饰有前述的十二章图案。这种衮服与《大明会典》、《明史·舆服志》所载衮服制度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不取上衣下裳之制，而且在服用时不一定戴冕，虽腰围革带，却不系蔽膝、玉佩和绶等其他装饰物。有关这种衮服的情况，《大明会典》、《明实录》、《明史》等文献均失于记载，明清两代的私人著述亦未言及。然其实例则有两处可见：一为南薰殿旧藏帝王像。该画像中，自明英宗始，明朝诸帝的着装均为此种衮服。一为明定陵的出土文物。定陵出土明神宗朱翊钧此种衮服共为5件。其中，刺绣品3件，均为红色底料；缂丝品2件，底色为一红一黄。袍服式样、图案构成均与南薰殿旧藏明朝帝王像相同。
　　
　　由于文献对此种衮服缺乏明确的记载，目前学术界对于此种衮服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服装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认识：一、认为这种袍式的礼服“虽有十二章纹，但不是衮冕服。……大抵在常服的基础上加以十二章等用作为次于衮冕服而高于常服的一种礼服”。二、认为这是皇帝的常服。三、 认草带前系蔽膝草带后系佩绶冕上衣下裳中单大带《大明宝典》是的衮冕服为是“明英宗改制后的衮服式样”。这三种看法，笔者认为均不甚妥当。因为，定陵出土的带有十二章图案的袍服，有的还保存有标签，证明它们就是衮服。其中，黄缂丝十二章福寿如意衮服(文物号W232)的标签上墨书“万历四十五年……衮服……”。另一件红缂丝十二章福寿如意衮服(文物号W239)的墨书标签书“万历四十五年衮服一套收口”。据此可以断定，这种饰有十二章图案的袍式礼服是皇帝的最高等级的礼服——衮服，而不是常服，亦不是次于衮服而高于常服的礼服。又，《大明会典》修定刊布的时间在明英宗之后(弘治、嘉靖、万历三朝明英宗画象先后编修、续修和重修。其中，弘治《会典》于正德六年重校刊行，嘉靖《会典》未及刊布，万历《会典》于万历十五年刊行)，但《大明会典》所载皇帝衮服却非袍式，而是上衣下裳式的。据此，则从服饰的典章制度上讲，明英宗时虽出现了袍式的衮服，但上衣下裳式的衮服并未被废止和被取代。故此，认为此种袍式的衮服系明英宗改制后的衮服式样的说法也是难于成立的。 

　　那么，这种袍式的衮服在明朝皇帝的冠服制度中属于什么性质的礼服，它的服用场合是什么，它与《会典》所规定的上衣下裳式的衮服又是什么关系呢?
　　一、上述这种袍式的衮服是与《会典》所载上衣下裳式的衮服并行的，可在祭祀天地、皇帝登极等盛大典仪场合服用，替代上衣下裳式衮服的，与上衣下裳式衮服等级相同的礼服。其根据有二：
　　第一，按照《大明会典》的记载，祭祀天地、宗庙时皇帝应服衮冕服，而文献却有皇帝祀天时服用黄袍的记载。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康靖大王实录二》：“戊申十九年(弘治元年，1488)闰正月……戊子……上曰：‘闻皇帝法令严明，信乎?’思慎(朝鲜登极使卢思慎)曰：“然……先皇帝(指宪宗朱见深)或于用人间以私意，今皇帝(指明孝宗朱樘)则铨注登庸一出于正。又性不喜宝玩之物，虽风雪不废朝会，临群臣皆以丧服。惟祀天祭用黄袍……。”又 ， 同书《中宗大王实录二章福寿如意衮服六》：“戊子二十三年(嘉靖七年1528)……三月……丙申，正朝使洪景霖复命。上引见。问曰：‘中原有何奇也?’景霖曰：‘正月十三日天子行祀天祭，十四日设庆成宴。’……上曰：‘皇帝(指世宗朱厚?)冠带何如?’景霖曰；‘祀天祭时则黄袍，常时则黑袍而黄色胸背矣。’”以上记载为朝鲜使臣亲见亲述。且按《大明会典》所记皇帝衮服的颜色，洪武十六年定制“玄衣黄裳”，自洪武二十六年始改制为“玄衣穟裳”，到嘉靖八年又重恢复为洪武十六年所定的“玄衣黄裳”之制。⑩前引两例，一在弘治元年，一在嘉靖七年，正是“玄衣穟裳”的衮服制度时期，黄袍与之相较，在颜色上反差颇大，故朝鲜使臣将二者混淆似不太可能。另外，袍式服装与上衣下裳式的服装在样式上也不难区别。故此，朝鲜使臣的说法当是可信的。又，按《大明会典》卷45《礼部三·登极仪》及《明史·礼志·登极仪》所记，皇帝登极时当服衮冕御奉天殿。但明焦《玉堂丛语》卷一《言语》则记载：“世庙登极之日，御龙袍颇长，上痒视不已。”

 当然，如上史料并没有谈到袍上是否饰有十二章图案。但作为皇帝祭天、登极这样明确规定须服衮冕服的盛大场合，是不可能服用没有十二章图案的常服的，如果不是常服，而是衮服，那么这样的黄袍或龙袍就应是饰有十二章图案的袍式衮服。惟其如此，才符合明代的冠服礼制。

　第三，从《南薰殿图像考》一书的记载情况看，南薰殿旧藏帝王画像中没有建文帝朱允瞣、景泰帝朱祁钰和崇祯帝朱由检三帝画像。三帝中，建文帝在位4年，景泰帝在位7年，崇祯帝在位17年，如果前述诸帝画像不是“神像”性质的画像，而是在世时所绘，不可能三帝在世时均不绘制此种画像。而三帝没有画像的原因，则应是三帝失去帝位后，死后无人再给他们绘制“神像”。因为，建文帝于建文四年(1402年)燕军攻入南京后，皇宫起火下落不明，明成祖朱棣虽诡称建文帝死于宫中之火，但朱棣这个篡位者，是不可能让人给建文帝画“神像”的。景泰帝朱祁钰在英宗复辟后废为?王，死后以王礼葬于京西金山，兄弟二人既已反目成仇，英宗自然也不可能让人给他画像。崇祯帝朱由检亡国后自缢煤山，大顺政权虽加以殓葬，但由于前述的这类画像，主要是用于享祀太庙中，李自成是明朝的推翻者，因此他也决不可能组织画工为这位亡国之君绘制“神像”。这一情况从另一侧面告诉我们，如果三帝系在皇权无危的情况下正常去世，宫廷中肯定应保留有他们的画像。三帝无像的情况恰恰说明前述诸帝之像应属“神像”性质。既然是“神像”，是诸帝驾崩后，画工为其画像，在绘制衣冠时参据亡者的寿服制度，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这也是明英宗而下诸帝画像中的冠服与神宗寿服和崇祯帝装殓后的冠服基本相同的原因所在。当然，今人也有上述诸帝画像是“朝服像”的说法。如果从画面中诸帝端坐御座，背负黼皂的场景看，确与朝仪相符。但按《大明会典》、《明史》等文献所记，正旦、冬至等朝贺大典时，皇帝应服衮冕服。《宫廷睹记》亦载：“冕服亦不常服，止朝贺用之。其郊天祀祖俱服冲天冠，以便跪拜。”但前述画像中，诸帝虽服衮服(袍式)，却未戴冕，而是戴乌纱翼善冠，这与文献记载的朝服形像显然不合。又，常朝时皇帝的冠服虽具乌纱翼善冠，但袍服却是有四团龙图案而没有十二章图案的常服。据此，笔者认为，前述画像只有在绘制时参考了皇帝御朝时的场景，而冠服则反映的是明英宗而后皇帝的寿服制度。又，冲天冠即乌纱翼善冠，则皇帝祭祀天地、宗庙时，若服用袍式衮服，与之相配的冠则应是乌纱翼善冠。

衮服的历代织法
关于衮服织法，有研究者认为，缂丝“通经断纬”的技法，起源于汉魏。 
1959年，考古学家在新疆巴楚西南脱库孜来古城遗址中，曾发现过一块用“通经断纬”技法织成的红地宝相花缂毛残片，按时间推断，和1906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新疆古楼兰发现的一片具有“通经断纬”技法和希腊风格的毛织人像不相上下，均为汉代中朝。197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在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带，发现一套缂丝织成的绦带，经推断为盛唐时期的产物。 
至宋代，缂丝在中华内陆盛行开来，今天我们还可以从《紫鸾鹊谱》、《紫汤荷花》、《红花树》等著述的封面或卷首中，找到以缂丝为装裱的实物，而关于缂丝在宋代盛行的文字证据，也同样可以找到。在庄绰所著的《鸡肋篇》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定州织刻（缂）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杼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染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虽作百花，使不相类亦可，盖纬线非通梭所作也。”庄绰为宋代人，可见缂丝“通经断纬”的技法，已为他的同代织匠所用。 
明代初期，禁用缂丝做服，以示节俭。至宣德年间，随着节俭之风被享乐腐化所代替，缂丝才重新发展盛行起来。朝廷设内织染局，专以缂丝“通经断纬”的技法制造衮服。由于衮服的制造工艺复杂，造价昂贵，即使最熟练的织匠，每天最多也只能织一寸二分，织完一件衮服，大约需要10年时间。定陵出土万历皇帝的这件十二章福寿如意缂丝衮服，应算是目前我国所见到的唯一的缂丝衮服珍品。到1983年，定陵博物馆委托南京云锦研究所研究复制一件，该所积三十多年的经验，花费了整整5年时间，终于织造完成，填补了明代龙袍织造技术失传三百余年的空白。 
这件袍料的全名为“孔雀羽、织金妆花、柿蒂过肩龙、直袖、膝栏、四合如意云纹纱、袍面料”。为恢复龙袍的本来面目，必须对原物进行“追色分析”和“经纬分析”。具有30年织锦经验的南京云锦所老艺师王道惠，在色如灰土的龙袍前夜以继日地描摹48天，才完成了龙袍的摹稿，录下精确的数据。一件龙袍重900克，而挑结的花本即重几十公斤，用线121370根，首尾长达五十多丈。孔雀羽更要经过精心挑选、劈丝、搓接成线，与彩色丝线盘织成云龙图案，再与真金线交织在一起，别有一种高贵华丽的装饰效果。难怪有关专家认为，这件明代皇帝龙袍的复制品在选料、织纹、色彩、图案和织造技艺都与历史真品相同，堪称“传世稀珍”，并在1984年第四届全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评审会上获得殊荣——金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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