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路】
每逢社会变迁，必出现两种人。一种与世浮沉，投身时代惊涛骇浪。若遇造英雄的时代，这类人或能在社会转型中，做出大的事功。然若时代本身即是一个笑话，则这群人的热血，最终怕也转为一个荒唐的讽刺。这些人是行动派，顺势可成英雄，却仍不免有些目盲。举解放前后为例，如丁玲、吴晗、朱光潜侪，皆近乎此。至于其中而下者，便成陈寅恪诗中所嘲的“曲意阿世”者：“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
与这些努力改造自我，投身或迎合新时代的人相对，又有一批人，是旧时代的遗存。周五晨，读复旦张新颖分析沈从文1950年所写《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的长文，即有此感：比如自沉昆明湖的王国维，解放时试图自杀的沈从文，以及陈寅恪等，都如新时代的弃儿。他们固守自我传统，当然与这个“万象更新”的时代格格不入，当然是老旧的、过时的。于他们自己而言，周遭的价值体系业已摧毁重建，自身价值的虚空和无意义感是必然会感受的。风暴来临时，他们是被摧残毁灭的对象。
时代剧变，历史转折。或被动适应之，主动顺迎之；或坚守故我，进而自毁、被毁。是否终究会被裹挟，无从躲藏？巨轮碾压之下，可有第三条路，使个人得以保全尊严又不致毁灭，发挥哪怕一点对自身命运走向的掌控？
想了想，不多，但有。就我不陌生的人来说，有两个例子：钱锺书、沈从文。
钱氏的选择是隐形于时代，沉默以保全。先生的个性是机灵的、批评性的。无论三四十年代在文艺圈作文，还是老年家中待客时汪洋谈吐，甚或与友人那数量惊人的通信，从中都可体会他大胆的褒贬、无拘束的议论。因而父亲给他取字“默存”，出自《汉书·扬雄传》：“默默者存”。先生后来也亲身印证了它。尽管平素任性言谈，一旦到了气氛紧仄的时候，他却能敏感觉察，“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三缄其口，在热闹的场面中隐遁，清醒地注视着周遭发生的一切，把话留在肚子里，写在文言构筑的隐喻城堡里，只留给世界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沈从文的选择是改行换业，投身实事。在一次自杀未遂后，沈从文渐渐抛弃了文学创作，转而研究起早年即潜伏在他生命底层，却未能浮显的文物学。纵然也被轻视，他仍投入巨大热情。文革后期，他在服装史上的学识，吸引了一大批的普通人向他请教。话剧排演、书稿审阅、布料生产的图案设计……在各行各业，他热心又无偿地贡献着自己在文物上的专业知识。这是他维持自己生命意义感的方式。晚岁，别人和他谈他年轻时视作事业的文学，他几乎没耐心多说（反正做不了也三十多年，况新的时代根本不需要）；反而是在文物上唠唠叨叨，谈话时兴奋得像个孩子（在这个领域尽情徜徉，贡献余热）。
钱、沈二先生的两种选择，大致就是我能想出的第三条路。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清醒。纵然选择不仅相同，在我看来本质上是一条路。
夜里，伏在灯前，看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到第十六章，录有沈八十年代访美的一次发言：“许多在日本、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的和各位谈谈这个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读之有感念，因识。
一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每逢社会变迁，必出现两种人。一种与世浮沉，投身时代惊涛骇浪。若遇造英雄的时代，这类人或能在社会转型中，做出大的事功。然若时代本身即是一个笑话，则这群人的热血，最终怕也转为一个荒唐的讽刺。这些人是行动派，顺势可成英雄，却仍不免有些目盲。举解放前后为例，如丁玲、吴晗、朱光潜侪，皆近乎此。至于其中而下者，便成陈寅恪诗中所嘲的“曲意阿世”者：“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
与这些努力改造自我，投身或迎合新时代的人相对，又有一批人，是旧时代的遗存。周五晨，读复旦张新颖分析沈从文1950年所写《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的长文，即有此感：比如自沉昆明湖的王国维，解放时试图自杀的沈从文，以及陈寅恪等，都如新时代的弃儿。他们固守自我传统，当然与这个“万象更新”的时代格格不入，当然是老旧的、过时的。于他们自己而言，周遭的价值体系业已摧毁重建，自身价值的虚空和无意义感是必然会感受的。风暴来临时，他们是被摧残毁灭的对象。
时代剧变，历史转折。或被动适应之，主动顺迎之；或坚守故我，进而自毁、被毁。是否终究会被裹挟，无从躲藏？巨轮碾压之下，可有第三条路，使个人得以保全尊严又不致毁灭，发挥哪怕一点对自身命运走向的掌控？
想了想，不多，但有。就我不陌生的人来说，有两个例子：钱锺书、沈从文。
钱氏的选择是隐形于时代，沉默以保全。先生的个性是机灵的、批评性的。无论三四十年代在文艺圈作文，还是老年家中待客时汪洋谈吐，甚或与友人那数量惊人的通信，从中都可体会他大胆的褒贬、无拘束的议论。因而父亲给他取字“默存”，出自《汉书·扬雄传》：“默默者存”。先生后来也亲身印证了它。尽管平素任性言谈，一旦到了气氛紧仄的时候，他却能敏感觉察，“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三缄其口，在热闹的场面中隐遁，清醒地注视着周遭发生的一切，把话留在肚子里，写在文言构筑的隐喻城堡里，只留给世界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沈从文的选择是改行换业，投身实事。在一次自杀未遂后，沈从文渐渐抛弃了文学创作，转而研究起早年即潜伏在他生命底层，却未能浮显的文物学。纵然也被轻视，他仍投入巨大热情。文革后期，他在服装史上的学识，吸引了一大批的普通人向他请教。话剧排演、书稿审阅、布料生产的图案设计……在各行各业，他热心又无偿地贡献着自己在文物上的专业知识。这是他维持自己生命意义感的方式。晚岁，别人和他谈他年轻时视作事业的文学，他几乎没耐心多说（反正做不了也三十多年，况新的时代根本不需要）；反而是在文物上唠唠叨叨，谈话时兴奋得像个孩子（在这个领域尽情徜徉，贡献余热）。
钱、沈二先生的两种选择，大致就是我能想出的第三条路。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清醒。纵然选择不仅相同，在我看来本质上是一条路。
夜里，伏在灯前，看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到第十六章，录有沈八十年代访美的一次发言：“许多在日本、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的和各位谈谈这个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读之有感念，因识。
一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