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掌管户籍财经的机囘关----户部
户部在古代称为地官、大司徒、计相、大司农等。唐以后称户部。清沿明制，于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设户部。最初以贝勒（亲王或郡王） 1人总囘理部务。下设承政 4人（满 2人，蒙、汉各 1人），参政 8人，启心郎 1人。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裁蒙、汉承政，定满承政 1人，左参政 3人，右参政 4人，理事官10人，副理事官16人，满启心郎 1人，汉启心郎 2人，额哲库 2人。顺治元年（公元1⑥44年），停贝勒总囘理部务，设满尚书，无定员。以下设满、汉左右侍郎各 1人，郎中28人（满22人，蒙 4人，汉军 2人），员外郎50人（满39人，蒙 5人，汉军 6人），堂主事 6人（满 4人，汉军 2人），司主事14人，满司库 9人。汉司务 2人，总人数111 人（除尚书无定员）。以后，户部官囘员大量增加，据《光绪会典事例》卷19及《历代职官表》 卷6载，其名额为：满、汉尚书各 1人（从一品）。左右侍郎满、汉各 1人（正二品）。堂主事 6人（满 4人、汉 2人）。郎中33人（宗室 1人，满17人，蒙 1人，汉14人）。员外郎72人（宗室 2人，满56人，汉14人）。主事30人（宗室 1人，蒙 1人，满、汉各14人）。司务 2人（满、汉各 1人）。缮本笔帖式20人（均满员）。笔帖式121 人（宗室 1人，满100人，蒙 4人，汉军16人）。经承106人。此外尚有额外郎中、员外郎、主事，七品小京官等（均无定员）。除额外官外，户部官囘员总人数达362 人。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九月，在官制改囘革中，户部改名度支部，并将财政处并入。设尚书 1员，左、右侍郎各 1员，不分满、汉。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改尚书为大臣，侍郎为副大臣，直至清亡。
户部总的职掌是管理全国疆土、田地、户籍、赋税、俸饷、财政等事宜。其机囘构按地区划分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14个清吏司；并设有八旗俸饷处、现审处、饭银处、捐纳处、内仓等机囘构，办囘理八旗俸饷、捐输等事。其部内的行政事务则由南、北档房、司务厅、督催所、当月处、监印处分别管理。
（一）十四个清吏司：其职官都有郎中（均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主事（正六品），一般是 7至 8人，最多到12人。另外有笔贴式121 人，经承68人，分在十四个司里办事。十四个清吏司分别掌核各该省钱粮收支数目，并兼管一项或数项全国性的事务，主要分兼如下：
1、全国囘民数谷数，由浙江囘清吏司兼管；
2、各地麦禾收成分数，由四川清吏司兼管；
3、全国漕政（即海、河运粮事务），由云南清吏司兼管；
4、全国关税，由贵州清吏司兼管；
5、盐课、参课及八旗官养廉银（在额俸之外所加之银），由山东清吏司兼管；
6、各省茶课及京中各项支款，由陕西清吏司兼管；
7、“耗羡”银两（即赋税正额外多收部分）之动支，由湖广清吏司兼管；
8、各省“平余”银两（即动支经费每千两扣12两5钱，留存备用者），由江南清吏司兼管；
9、各省协饷（协济邻省之经费）之动支，由江西清吏司兼管；
10、察哈尔俸饷及各省动支款项报销事宜，由河南清吏司兼管；
11、江宁、江苏、杭州三处织造之奏销，由江南、浙江二清吏司兼管；
12、矿政、钱法（币制）及内仓之出纳，由广西清吏司兼管；
13、八旗继嗣之政令及本部所属官差之更代，由广东清吏司兼管。
此外如福建清吏司又兼管赈济与官房之事，只有山西清吏司只管本省钱粮，不兼办其他事务。
（二）八旗俸饷处：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设，专管八旗官兵俸饷及其赏恤事务，并管八旗户籍档册。其职官有满囘洲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均无定员，由尚书酌委。 　　 　　

常平仓是中国古代政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主要是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充分发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值的作用。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封建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关于常平仓的谷数，清初军务倥偬，并未限以额数，至康熙四十三年，各省常平仓储规模粗具，始议定积储定额。当时规定，各省府州县积储米谷，大州县存万石，中州县存8千石，小州县6千石。其余按时价易银解存藩库。但因南北地方气候不同，北方易于存储粮谷，故清廷规定，各州县额贮谷数略高一些。如山东、山西，大州县存谷2万石，中州县1万6千石，小州县1万2千石。陕西咸宁、长安二县额贮谷达7万5千石。南方如江苏、四川，大州县仅五、六千石，中州县四千石，小州县二、三千石。
雍正一朝，于仓储积弊厉行整顿，屡派大臣赴各省盘仓，凡有亏空，一面惩治官员，一面勒限补足，务使仓储足数无亏。三年，雍正帝特谕大学士等：积贮仓谷，关系民生，最为紧要，朕屡降谕旨，令该督抚严饬州县，及时买补昔年亏空之数，无如苟且迟延，奉行不力。今直省地方，俱著定限三年，将一应仓谷，买补完足，“不得颗粒亏欠”。三年之后，必特差官员前往盘查，如有缺项，“定行重治其罪”。
　历经雍正朝之整顿，乾隆初积储渐多，全国常平仓储总数逾4800万石。官聚太多，成为各省米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乾隆十三年又重新调整各省定额：“常平积贮，所以备不虞，而众论颇以为采买过多，致米价益贵。”考虑到粮食止有此数，聚之官者太多，则留之民者必少，“固亦理势之自然”。考之康熙、雍正年间，各省常平已有定额，直省常平积谷之数，应悉准康熙、雍正年间旧额，其加储者，以次出粜，“至原额而止”。四个月后，乾隆帝复定：直省常平仓所存米谷，康熙年间或未经定额，或定额无多，难以稽考，“应照雍正年间旧额”；云南地处边疆，不近水次，陕西所属沿边积储兼备军粮，雍正年间仓储多寡亦属无定，二省均应以乾隆年间所定之额为准；福建环山带海，商贩不通，广东岭海交错，产谷无几，贵州跬步皆山，不通舟楫，三省仓储均宜充裕，“应以现存之谷作为定额”。合计以上直省积谷，总计3300万余石，较之乾隆十三年以前存仓之额，计减1431万余石，令各该督抚视所属府州县大小，“均匀存储”；其间有转运难、出产少、地方冲要以及提镇驻扎、各省犬牙交错之处，亦令“分别加储”。

“地方积谷备用，乃惠济穷民为第一要务。”被推崇为“意美法良”的常平仓，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嘉道时期，其弊端也逐步显现。
　　首先，作为一种官办仓储，常平仓主要设于城市，在灾荒时对乡村地区社会救济虽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因距乡村较远，且开仓时必须“详报踏勘，往返察验，未免后时”，手续颇繁，往往坐失良机。另一方面，每年平粜时，正值青黄不接，可实际上，“远者艰于跋涉，近者亦难于守候，徒为奸胥一二无赖之徒之利，而民鲜沾实惠焉。”常平仓均设在通都大邑，加之仓吏之勒索，穷乡僻壤之民难于受惠。道光年间，山西平粜仓谷，即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离城较远之乡镇赴城领谷，实候稽迟，诸多耗费，不得不就近粜卖”。而一旦年景良好，地方又勒派平粜，有不愿领谷者，“每石勒贴制钱一千四百文不等”。另外，因常平仓出粜，有利可图，广西因卖谷例价较之市价轻减，“可有盈余”，在任时辄将仓谷任意粜卖，“私肥囊橐”，以致仓谷日渐亏空。

历史上常平仓制度在中国置废不常。但至中华全境沦陷于满清时，其规置已经相当完整。清朝常平仓款项主要来自地方财政收入、截留漕粮以充实常平仓的资金和富民捐谷；常平仓的作用除了平抑物价，还包括出借给农民作为种籽口粮，以解决一部分青黄不接时农村发生的困难，同时达到仓谷出陈易新之目的。在大灾之时，也用常平仓谷赈济灾民；为了保证国家粮食储备的质量，每年出陈易新的部分约为总储量的百分之三十。
常平仓储量随着清朝国力的上升曾不断扩充，清朝由盛而衰，存谷也逐渐空虚以至枯竭。至清末，对于全国极大多数地区来说，经济的稳定器常平仓已经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