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史学。
按照世界进程来谈，历史可以分为新旧之说。大约是19世纪左右，是旧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时期。这种史学过渡，主要体现在外国历史方面。
旧史学，也就是19世纪之前，是以政治和军事为重心所表达的历史。弗里曼（Freeman Edward Augustus；E.A.Freeman）认为，“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现在的历史”，就极其恰当地表达出旧史学的特征。质言之，旧史学是偏向政治的，可以称旧史学为政治史。

如果引用陈序经先生的话，就是“宗教改革以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逐渐膨胀，历史的重心，移到政治方面”。简单说，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时期对于史学是一场变革，是一次新陈代谢运动，在文化思想方面的影响波及到历史方面。

这种新史学，在19世纪下叶十分流行，一直到现代，史学也是以新史学为主体。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历史研究》等，都是新史学的代表之作。

戴逸先生，在夏曾佑先生的著作《中国古代史》中题了一篇序。他认为，20世纪初是传统哲学与新兴哲学的转折点。其特征有三：
1、进化史观的引进
2、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
3、理性精神的张扬，或曰理性的发醒

对此观点，我是有保留的接受，合理的批判。进化史观的引进，于中国的确是生机勃勃之气象。不过，这种生机勃勃仅仅是建造某种与传统哲学相反的进化观，而这种进化观又显得莫名其妙。进化史观，是严复先生翻译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著作《天演论》所带来的风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中国兴起，社会进化说被广大知识分子津津乐道。

不过，我要提出一点异议，《天演论》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并没有太多关系。这条标语是当时的读书人对于《天演论》的概括，而非是天演论中的。至于因何而概括，应是此句“It is not the strongest of the species that survive, but the one most responsive to change. - Charles Darwin”。

“唯物史观”（historical materialism）一词，我个人认为颇有些不严谨。因为在民国时期，唯物史观并非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而戴逸先生在序中所谈，却有些偏向这两个概念所指是一个定义。简而言之，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个大集体，而唯物史观是一个小集体。如果运用逻辑学，便是其外延不同，且它们的外延关系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概括谈，马克思主义史学包括许多内容，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些内容亦是要承认且运用的。

而唯物史观不同，唯物史观仅仅是“在史学研究中对唯物史观给予明确提倡和运用，其史学著作有鲜明的唯物史观特征”，而非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全盘接受。此处的反驳，仅仅是对戴逸先生在序中内容的补充，并非语言性与定义性的错误。

旧史学分为两个时期，在宗教改革之前，是军事史学。在宗教改革到19世纪，是政治史学。

西方的史学家偏爱以军事与政治叙述历史，这和西方的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约在10万到15万年前，非洲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活跃在欧洲大陆。

但当时的气候并不是十分温和的，也没有如今欧洲适宜发展畜牧业的基础。中部和北部的欧洲土地终年被冰雪覆盖，并且有着众多的猛兽。约在4万年前，尼安德特人在欧洲大陆消失匿迹。

在古希腊的左处，在今西班牙、法国等地，出现了克罗马农人（Cromagnons），他们骨骼更高，脑容量更大。克罗马农人的身高多在170到180厘米之间，比距今100年左右的欧洲人身高要高上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