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我的爱情啊！我的生命啊！不，你不再是我的生命，而是我死亡中的爱情！”--《罗密欧与朱丽叶》
在十九世纪初的俄罗斯帝国，专制主义的统治开始动摇，统治阶级于是采用越发残酷的手段镇压人民，直接导致了苦难与非正义的横行。俄国人民在近几个世纪里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在十九世纪初，痛苦达到了顶点。正是由于动荡的时局，民族与国家正面临的但却未曾被统治阶层直面过的危机，有一群年轻人挺身而出，他们都有着一颗敏感而痛苦的心，决心做革命者，成为恐怖分子。他们，便是戏剧《正义者》的角色原型。
剧中的主角卡利亚耶夫，在革命队伍中被称为“诗人”。在我眼中，他并不是传统的革命者。传统的革命者可以允许为了革命事业而大开杀戒，因为他们相信，只有破坏和毁灭才能净化这个世界；在遥远的未来，革命的成果才能体现，而他们革命者就是做出牺牲的人，用自己的痛苦和受难换来别人的幸福。最关键的是，别人并不理解他们，人民往往反感他们。于是革命就脱离了群众。“他们会明白的，如果不会，那么我们就一直干下去直到他们明白为止。”难道说正义者们没有爱吗？假若没有对人民，对正义的热爱，哪里会有义无反顾的行动，哪里会在面对绞刑架时视死如归，让死亡给思想带上纯洁的桂冠？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正义者又是冷漠的。他们沉湎在自己的思想之中，把一条条生命视作抽象的概念和制度予以审判和剥夺。他们心中只有极大的仇恨，没有爱的位置。仇恨是一种绝对的爱。于是他们一个个昂头挺胸，目不斜视，充满了荣誉感。“革命之中不能有爱。”所以革命者们体验不到真正的，令人激情澎湃的爱，他们的爱，是无对象的，充满荣誉和痛苦。而卡利亚耶夫之所以不像传统的正义者，是因为他既热爱正义，又热爱生活。他说过：“你，组织和正义，我分不开。”他认为，革命不能脱离它的初衷--为生活服务。革命的破坏是有限度的，因为它不该许诺遥远的未来，而应该出于现在人们的困苦状况而进行破坏活动。俄罗斯人民正在受苦，这是每一个革命者心中的痛楚。革命一脱离生活，就如上文所述，会变成无止尽的恐怖，卡利亚耶夫从中看到了另一种专制主义，于是他说：“如果哪一天革命脱离了荣誉，那么我就脱离革命。”于是他在谢尔盖大公的马车前垂下了紧握着炸弹的有力的手，因为“屠杀孩子不光彩。”而实际上，革命毫无疑问地超出了生活。因为它的全部意义在于未来，所以才允许恐怖行动，摧毁现存的专制制度。它不能兼顾私情和大局。于是矛盾就产生了。一旦革命者对这世界是留恋的，那么就是对俄罗斯人民所受的苦难说“是”，对遭受非正义毒害的人们说“是”，爱着世界，就是承认非正义的合理性。不能让心灵畅诉哪怕一次。卡利亚耶夫深知这一点，于是他在行动时说：“如果组织命令我杀掉那两个孩子，我一会就到剧院门口去，但，我要冲到马蹄子下，与他们同归于尽。”如果不能再有原则，那就拿生命补偿。他在行动前夜，了解到革命中，仇恨中没有幸福，正义本身也痛苦而绝望。尽管如此，他怀着绝望地说：“我要走到底！走得比仇恨还要远！”是的，那里有爱情。而他的时间刚够执行正义的。
卡利亚耶夫最终成功杀死了大公。在监狱里，他见到了警察署长和大公夫人。他们要求他认罪，痛悔，请求上帝宽恕他剥夺别人生命的行为。然而他没有动摇。上帝的正义是不可靠的，唯有能被认识到的才是可信的。他杀害的并不是人，而是这可憎的制度。卡利亚耶夫否认了他是杀人凶手，相反，他是审判者，正义者。他往胸口画十字，说明他信仰上帝。但是他又说：“有些人不赴约会，总是要迟到，因为陷在泥坑里的车子太多，要救护的兄弟太多。”（圣徒德米特里的传说）非正义使得太多的人遭受不幸，祈祷和忏悔无疑是对他们的背叛；卡利亚耶夫因此而不指望与上帝相聚。死亡是他唯一的出路，因为如果他不就义，就成了杀人凶手；死亡，是他对这个充满血泪的世界的最后抗议。但是，这位伟大的革命者可以走的比仇恨还要远：“我站在绞刑架下，就会掉转头去离开你们，离开这个丑恶的世界，我将沉醉于充满心中的爱。”他放弃了一切欢乐，牺牲了一切幸福，承担起世人的不幸，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勇气，又是多么骄傲，他的一生停止在26岁，然而他却毫不惋惜，在完成一桩任务之后便可毫无恐惧地走上绞刑架，整整一生也抵不过临死那一刻所感到的爱，对人类，对正义的无可否认，不可抗拒，不合逻辑的爱。他怀着对正义无比的热爱加入组织，又怀疑着正义，在指导思想和荣誉之间不断徘徊，始终找不到正义与爱的平衡，革命与生活的关联。他的一生短暂而痛苦，却极有意义。总有人不会遗忘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