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华夏，精髓贵在“服章之美”。山东博物馆于2013年5月展出的“大羽华裳——明清服饰特展”中的“锦织明韵”部分，就展出了中国历史最久的第一贵族世家——孔府传世的明代衣冠。尊贵华美的服饰无不体现出了汉家威仪的奇绝魅力，其中有一件非常珍贵的红色湖绸斗牛袍尤为光彩夺目。

　　该件斗牛袍身长120厘米，腰宽59厘米，袖通长213厘米，袖宽63厘米。制作形制为圆领，右衽，大襟，宽袖，左右有摆，腋下有一对红色系带。斗牛袍采用上等的湖绸制成。湖绸是浙江湖州所产的丝绸，历史悠久，工艺精湛，春秋时期，湖州就产“越罗”，越罗已具备精湛织造技艺。三国时湖州生产的吴绫，与蜀锦齐名，称之为“吴绫蜀锦”。唐时湖州丝绸就名誉京都，与绫、绢、纱、绵及土产花绸一起纳贡，到了明代，湖绸更是上等贡品。

　　斗牛袍以“祥禽瑞兽”作为吉祥装饰纹样，精美异常。袍的前胸后背处用金丝线和彩丝线刺绣出两条首尾相向的龙身牛蹄状神兽(又称斗牛)，是整件衣服中绣面最大的纹饰；袍的下部中段(膝襕处)的正面、背面各绣两条相对舞动的斗牛，最下摆处是精致的绣花图案；袍袖正面各饰一只飞翔的彩凤，彩凤翅膀用二至三晕色衣线刺绣而成，袖子背面则各刺绣出了形态类似于升龙的斗牛。无论是大小斗牛还是彩凤的周围，都饰以祥云衬托。整件吉服袍的绣工精致绝伦，流光溢彩，将明朝纹饰锦绣壮观、雍容华贵的特点体现的淋漓尽致。

　　这件斗牛袍属于明代吉服。吉服的历史悠久，在古代是专在祭祀时所穿的服装，祭祀为吉礼，故称吉服。《周礼·春官·司服》就有记载：“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汉以后就有官员穿吉服上朝，《后汉书·安帝纪》云：“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而在明代，吉服虽未进入制度，却在各类典章政书、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如明沈德符的《野获编·科场二·御史方伯相殴》中就有记载吉服：“王奋拳击之，顾不能胜，堕冠弛带，以吉服而盘旋于地。”明代的吉服泛指礼服，通常是用于时令节日、寿诞、婚礼等各种吉庆场合时穿用。中国的礼法，很重视吉事穿吉服，凶事穿凶服。可见服饰文化不仅与物质生活，也与精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明代的吉服式样繁多，有圆领、直身、曳撒、贴里等，纹饰形式有云肩、通袖、膝襕等纹样。吉服的颜色多用喜庆色彩，纹饰也更为华丽精美，有蟒、飞鱼、斗牛、麒麟等祥禽瑞兽图案。

　　在《明史·舆服志三》中记载：“寻赐羣臣大红纻丝罗纱各一。其服色，一品斗牛，二品飞鱼。”此记载源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正月，明武宗还京，下旨令文武官员穿曳撒、大帽、鸾带迎候，并赏给群臣大红纻丝、罗、纱各一匹，所赐纹饰等级也不按惯例操作，如给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品麒麟、五六七品虎彪等。由此可知其中的斗牛纹饰是明代赐服纹样之一，赐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酌中志》里提到：“(司礼监太监)皆穿贴里，先斗牛，次升坐蟒。”蟒、飞鱼、斗牛外形既像龙，又多为皇帝亲近之人所穿，故被看作十分难得的荣耀，皇帝也常将饰有蟒、飞鱼、斗牛、麒麟等高级纹样的衣物、匹料赏赐给有功的文武大臣及外国国王、部落首领等。这件斗牛袍则是明代皇帝赐予衍圣公府的吉服，极其尊贵。

　　明代服饰文化封建等级色彩浓重，赐服穿戴有严格的身份限制。明时的蟒、飞鱼、斗牛等纹饰属于禁纹，统治阶层专有，臣子中只有皇族或皇帝赐予才可以使用。明代正统、天顺、弘治等年间，朝廷曾多次明确规定官民衣服不得用蟒龙、飞鱼、斗牛等纹样，凡有织绣蟒龙、飞鱼、斗牛等违禁花样者，工匠处斩，家口发边卫充军，穿用的人，重罪不宥。但在明朝中后期服饰渐有“僭越”之风，这在文献记载中多有体现。《旧京遗事》记载：“或有吉庆之会，妇人乘坐大轿，穿服大红蟒衣，意气奢溢，但单身无婢从，卜其为市佣贱品。上无尊卑等级之差，下有耗财费力之损，富给不可得也。”《万历野获编》也提到勋臣受赐的特恩之服亦被民间僭用：“(内官)在京内臣稍家温者，辄服似蟒，似斗牛之衣，名为草兽，金碧晃目，扬鞭长安道上，无人敢问。至于王府承奉，会奉旨赐飞鱼者不必言，他即未赐者，亦被蟒腰玉，与抚按藩臬往远宴会，恬不为怪也……其妇外出，莫不首戴珠箍，身被文绣，一切白泽、麒麟、飞鱼、坐蟒，靡不有之。”到明末，僭越之风到了顶峰，除了皇帝的龙袍无人敢明目张胆地僭服外，其他一切服制都打破了尊卑贵贱的界限，民间着装各随喜好，犯禁愈制形成一股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汹涌潮流。这些僭越服饰的出现，把长期积淀在中国古代民众心底深层的求祥和、祈富达的种种希翼，都化做了美观生动的图案再现于方寸之间，各取所需恰当地抒发他们的寄托和感情。

　　除了斗牛袍，同时展出的明代衍圣公府的吉服还有香色罗彩绣蟒袍、蓝色湖绉麒麟补女短衣、葱绿地妆花纱蟒裙等。步履流连之间“穿越”数百年，对话几百年间真实的丽服衣冠。细细静观，襟袖冠带之间无不闪烁着中华文化的厚重内涵，等着我们去挖掘、品味和解读……

撰文：李娉 吕健
摄影：周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