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济改革
自唐末五代以来，由于长期的军阀混战，使得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经济凋敝。西起关中，东至青、齐，南及荆、襄，北亘卫、渭的北方地区，人烟断绝，荆棒敝野。自后梁到后汉，又由于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加上契丹贵族的南下骚乱，社会经济长期得不到恢复，同时天灾不断，这一切使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当时摆在后周政权明前的当务之急就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缓和社会矛盾。为此，周太祖实行了以下措施。
(一) 减轻剥削，休养生息
自唐末以来，各地藩镇林立，割据政权此起彼伏，各政权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极其沉重，苛政苛禁，名目繁多。郭威顺应民心，代汉后不久即着手恢复生产，整顿经济秩序。
1.降低盐税
食盐税是唐代汉后期以来国家的主要赋税来源，但盐税过高，必然损害广大人们的生活和利益，五代以来统治者不断提高盐税。到后晋时“过税每斤七文，往税每斤十文，百姓深以为苦。”[4]（P1487）后汉时，青盐每石抽钱一千，盐一斗，而私盐之禁尤为严酷。于是周太祖与广顺二年（公元952年）诏令“今后青盐一石依旧（唐代后期）抽税八百，盐一斗，白盐抽钱五百，盐五千，此外，更不得别有要求。”[5]（P308）周太祖把盐税恢复到唐时数目，虽然减轻的数目有限，但是毕竟有所改善，人民的负担相对减轻。降低牛皮税，五代时牛皮税是杂税的主要税目，成为农民的一项沉重负担。初始禁止农民私自买卖，令输给官府计价。到后晋天福中期，变为无偿交纳。广顺二年太祖更改旧法，规定：“应天下所纳牛皮，今将逐年所纳数三分内减收二分，其一分于一户苗上配定。每秋夏苗共十顷，纳连角牛皮一张。”[5]（P309）这项改革把牛皮税移入田亩之中，一定程度上减轻下层贫困农民的负担。

2.罢营田，除牛租
《资治通鉴·卷290》记载“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货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或丁无多役，或容庇奸盗，州县不能洁”。营田本为军屯，到五代时，营田已为豪强地主所控制，其不法经营导致国家赋税收入的减少。后梁朱温渡淮作战，将掠得的淮南民牛配给诸州百姓，课以牛租。“自是六十余载，时移代改，牛租犹在，百姓苦之”。[4]（P1487）太祖深知营田之弊，牛租之苦，于是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春正月发布敕令：“应有客户无佃系省庄田，桑土，舍予，便赐逐户，充为永业，仍仰县司给与凭由。应诸处无属营田户部院及系县人户所纳租中课利，起今年后并与除放。所有见牛犊并赐本户，官中永不收系。”[4]（P1488）既罢营田，亦除牛租。至此，唐文宗以来至少存在了120年的营田务结束了，困扰百姓的牛租一并销声匿迹。而营田土地一并转化成自耕农土地，更是刺激了小自耕农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是岁出户三万余，要百姓既得为永业，此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致功力”。[4]（P1488）濒于崩溃边缘的社会经济渐现复苏迹象。

4.减轻赋税
巧立名目，与民争利，是后梁至后汉各朝的通病，周太祖坚持“利在于民，犹在国也”的原则。设法扭转沿袭日久的厚敛积习。广顺元年（公元951年）春正月下诏“天下仓场，库务，宜令节度使专切铃辖，掌纳官吏一依省条指挥，不得别纳斗余、称牦，旧来所进羡余物色，今后一切停罢”。禁绝了以“斗余”、“称牦”为由头的榨取方式。后汉法令中有“犯私盐、曲，无问多少抵死”的陈规，太祖因是规定“犯盐、曲者以斤两刑有差”，具体为，“诸色犯盐、曲，所犯一斤已下至一两，杖八十，配役；五斤以下，一斤以上，徒三年，五斤以上，重杖一顿，处死。”[4]（P1488）较之前代，刑罚有所减轻。广顺二年十月，又裁汰“甲料”科目，“以诸州器甲，造作不精，兼占留属省物用过当，乃令罢之”。太祖还放宽了对牛皮、盐和酒曲等国家专卖物的规定，“约每岁民间所输牛皮，三分减二。计田十顷，税取一皮，余听民自用及卖买，惟禁卖于敌国.”[4]（P1488）后梁至后汉以来的聚敛之风，盘剥之灾，由是稍息。

（二）整顿官营手工业
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周太祖还整顿了官营手工业。采取的措施是除诸州作院、罢方镇及诸州贡器甲，选各地精工巧匠赴京等等。在此之前的情况是诸道、州府各有作院，制造军器，定时按规定数目送到京师，上缴朝廷等等。每年都要占留大量资金，而且专项征税，称之为甲科。在征收过程中，地方官员额外掠夺的情况十分严重，《册府元龟·卷160·帝王·革弊》中记载“征额数倍，部民苦之”。除上供军器外，节度使、刺使又私造器甲，以进贡为名，所需人力物力，又要取之于民。这种陋规侵吞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增加了苛敛，而且地方官往往把优质器甲留归自己，把劣质器甲上缴或充贡朝廷，其结果于民于国均无惠利。广顺二年,周太祖以诸州器甲造作不精，兼占留属过当，乃令罢之，选择诸道优秀工匠赴京，以备役使。从此，中央的军器作坊的得到改进，器甲制作逐渐好转，而且也从一方面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二）争取周边政权的民心
周太祖郭威在通好南北，固守国门的同时，对其他政权的人民则采取优恤之法。且不论动机是出自周太祖的仁爱怜民之心，还是瓦解对方之意，但客观上无疑有利于人民，也起到了争取民心的作用。广顺二年契丹控制下的河北瀛、莫、幽州发生大水灾，周太祖下令让州府给流入周境的流民以赈济和处所，其结果“中国民先为契丹所掠，得归者十五六，”[4](P1490)是对南唐也是如此。广顺元年，南唐境内太平，太祖下诏“听朵过淮”。但是，太祖又规定：唐民以人畜负米者听之，以舟车运载者勿予。此举乃是对南唐官府朵米人境以供国军用的限制，说明太祖的优恤是有对象的，有原则的，其对周边政权百姓优恤是削弱对方发展自己的一个高尚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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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一下！楼主辛苦😊

欢迎楼主

不过我觉的后周对契丹的关系在北汉建立后就变的很差了

楼主ID霸气侧漏

郭威那个时代要做的事太多了，可以说国家到处是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