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人，我们往往要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发展方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发展方向往往取决于它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今天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即“从另一种视野看中国”。这种视野不仅从中原看中国，还要从边疆来看中国。
何为天下与夷夏？
从这种视野看中国，首先当然是问，我们是谁，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中华民族。要讨论这些话题，就需从两个最基本的概念着手，即天下与夷夏。

一般来说，种族和血统都是绝对的，但古代中国人没有种族论观念。种族论观念一直到了近代以后才从欧洲传到中国，它是一套科学的产物。夷夏之间，虽然有血缘和种族的区别，但最大的不同乃是是否有文明，是否接受了中原的礼教秩序，接受的都被承认是华夏民族的一员。
由于中原的华夏民族没有绝对的种族界限，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通过迁徙、通婚和文化化夷为华。华夏汉民族先是从中原开始，所谓中国也就是很小的中原这块，即今天的河南、山西、陕西、山东等这一小片地处黄河中下游的地区，周边都是蛮夷，东边是东夷，南边是南蛮，北方是北狄，西边是西戎。但是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华夏汉民族壮大了，所谓的壮大主要是以文化为目标，不是以血统和种族为标准。华夏汉民族之所以上下五千年经久而不衰，不是因为要保持血统的纯正性，而恰恰是因为其在文化上是开放的，甚至在血统上、通婚上也是开放的。
汉族是农耕民族。所谓的蛮夷，尤其是北方蛮夷，是草原民族和游牧民族，因此中国古代实际上有两个中国，即汉的中国和胡的中国。这两个中国，主要经过了六朝、隋唐和元清这三个年代的民族大迁移，通过双向融合，华夏文化和胡的文化实际上彼此渗透，相互之间已经不分你我。过去，我们讲得比较多的是中原文明比较高级，怎么影响并最后汉化胡人。实际上今天中国文化中大量的并不是纯正的所谓中原文化，而是胡文化。比如现在坐的椅子、睡的床都是汉族传统中没有的，是从胡人处传入的，经过多年的混杂成为今天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天下以华夏为中心，但是包含了蛮夷。”蛮夷在各个朝代不一样，有内蛮，还有外蛮，朝贡国为外蛮，但属于天下的一部分。所谓天下就是指被华夏文化同化的化内之地。有化内之地，必有化外之地，天下不等同于世界，还有中华帝国统治无法企及的化外之地，如传说中遥远的罗马帝国。何为化内，何为化外？这二者之间的分界线其实是相对的，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
历史上谁代表中国？
今天所理解的国家观念，实际上也是从欧洲传过来的，即Nation-State，由明确的主权、明确的疆域、明确的人口这三要素构成。古代中国人没有这样清晰的国家观念。仅有梁漱溟先生所说的“家族、天下观念”。但没有国家并不意味着没有所谓的共同体，古代中国如果说国，实际上指的是王朝。那么，王朝代表中国吗？历史上的王朝虽然经常更替，但有一个超越了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政治—文明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中国。
葛剑雄在《统一与分裂》中指出，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和统一的时间实际上是差不多的。那么，谁代表中国？在现有中国版图之内的古代历史之中，在大部分时期并非只有一个王朝政权，甚至可以说不是所有时期都只有一个王朝政权，还有其他的政权、王朝同时存在。在具体的历史年代里面，大部分的朝代里面都有一个“正统王朝”，由它来代表中国。我们过去讲得比较多的是正统王朝、中原王朝的历史，大大地忽略了辽夏金元等边疆民族、少数民族政权王朝的历史，它们同样构成了中国历史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国的历史不是只有正统。
可见，历史上的中国具有双重的内涵。一是“从时间的延续性而言，中国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体”，一贯连续的，而且明确以中原为中心。二是“从地域空间的角度而言，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多王朝、多个国家政权并存的空间复合体”。过去我们讲中国，比较多的是讲前一种内涵，而较少注意地域空间的复合性，这一点恰恰是我们今天尤其要重视的，因为今天的中国是由56个民族所组成的“多民族的国家”。

边疆民族帝国是另一种大一统王朝
从秦汉到元清，中国历史上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大一统王朝。
一种类型是秦汉唐明，以汉人为中心的中原王朝。另一种王朝是边疆民族所建立的征服性的王朝，例如辽金元清。过去都认为这些朝代是插曲，但以“新天下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边疆民族、少数民族不能说仅仅是插曲，事实上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他们同样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
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原王朝都信奉儒家文明，但是儒家文明主要适合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习性大相其异。一套文化伦理是否适合一个民族，实际上跟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很有关系。历史上儒家伦理观念过不了“黑河—腾冲线”。中原文明之所以可以征服大量的胡人，主要是由于草原环境的恶劣，胡人跑到黑河—腾冲线东边，慢慢接受了儒家这套文化，成为了汉人。中原王朝向南方扩张，则几乎无抵挡，南方地区都为农耕民族。

中原王朝最后能够统一中国，主要是统一了农耕区。而真正把农耕区和游牧区完全统一的是元朝和清朝。蒙元帝国只有七十年的历史，这是由于他们缺乏自己的高级文明，很容易被当地的文化征服。而清朝真正的秘密是其所建立的大一统，不再是原来秦汉时期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而是建立了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元制”的弹性体制。在黑河—腾冲线以东，即汉族居住的地方，主要承继过去中原王朝的统治经验，以汉治汉，以华夏文明来治理华夏；在满蒙藏等边疆地区，采取完全不同的治理方式，以“喇嘛教”为共同的精神纽带，而不是儒家。清朝长达三四百年的历史，成功地实现了相对比较稳定的统治，其中的经验不是试图打造一个统一的高度整齐划一的，只有一个模式的制度，而是实行多宗教的多元治理制度。
重提边疆民族多元治理的方针，对于今天中国在边疆治理上有一定启示。一方面当然要加强一体化，促进国家的认同，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多元”，根据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民族，采取不同的治理方针。因此，中华民族的统一，“既一体又多元”。
来源：《社会科学报》，2015年第827期第5页。本文转载自“历史地理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