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余永定:经济增速下降还未见底 房价下跌终难避免)
社科院学部委员、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表示,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仍未见底,通缩压力显著。而房地产去库存必须伴随价格的下跌,政府应为房价下降可能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带来的冲击早作应对。
不管是政府还是分析师,均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今年将走出L型。余永定在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时称,这里面的问题在于,我们并不知道中国经济是处在L的一竖上还是在一横上。他表示:
我们从2012年开始等待增速反弹,但增速没有反弹,而是逐年下降。
经过四年的等待和失望,我现在倾向于认为,经济增速下降还没有见底,因为我们没有看到PPI回升的迹象。换言之,物价下降和有效需求减少的负循环还未结束。
房价下跌难避免
2015年来中国房地产库存一直在增长,2015年末的商品房待售面积7亿平方米,占平均商品房年销售额的54%。余永定称,尽管库存增加,房价却并未下跌,这种状况难以持续。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去库存必须伴随价格的下跌。除少数国际化都市外,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大概终究难以避免。
他还表示,由于房地产投资和相关投资在GDP中的比重极高,如果房地产投资增速骤降必将严重拖累GDP增速。尽管“去库存”可以帮助房地产开发企业度过债务难关,但“三去、一降、一补”解决不了经济增长因房地产投资增速锐减而急剧下降的问题。
因此他强调,政府应该为未来房地产价格下降可能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带来的冲击设计好预案。
他还称,尽管去库存非常必要,但在短期内,去库存并不能抑制经济增速下滑。此外,去库存主要是企业的事情,政府作用是辅助性的。
当然,在发生危机的形势下,政府可能不得不入市干预。
再次呼吁推出大规模刺激
余永定再次呼吁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同时强调这一次应该吸取2008-2009年的经验教训,把刺激计划设计得更为周详。
他表示,中国在推进结构改革、增长方式转变的时候,应该结合“十三五”规划的落实,执行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产品提供为主要内容的扩张性财政,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为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支持。
他同时强调,刺激计划的融资方式应该与“4万亿”显著不同。具体地说,应该以财政融资为主,而不是主要依靠银行信贷。
这次应该靠财政支出,政府出钱。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应该是政府带头投资,政府花钱,这里有一个挤入效应,而不是挤出效应。政府承担主要风险,政府让利,民间跟进。财政的钱从哪来?很简单,发国债。
他认为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很大的通缩压力,结构改革要继续推进,但通过需求管理摆脱通缩压力,保住经济增长底线也十分必要。
他以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面临的通缩窘境为例,称当时通过发行国债方式解困,当时不少人担心财政赤字。但事实上,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之后,中国的财政赤字反倒减少了。
政府应该通过发放国债为刺激措施融资,国债的发放对象应该是中国居民和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则应进一步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支持。
此外,他还表示,中国应该加快汇率制度改革,通过市场供求,并辅之以资本管制,实现汇率稳定和双向波动。中国还有很大的政策空间,只要政策对头,就一定能够实现经济稳定较高速度的增长。
社科院学部委员、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表示,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仍未见底,通缩压力显著。而房地产去库存必须伴随价格的下跌,政府应为房价下降可能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带来的冲击早作应对。
不管是政府还是分析师,均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今年将走出L型。余永定在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时称,这里面的问题在于,我们并不知道中国经济是处在L的一竖上还是在一横上。他表示:
我们从2012年开始等待增速反弹,但增速没有反弹,而是逐年下降。
经过四年的等待和失望,我现在倾向于认为,经济增速下降还没有见底,因为我们没有看到PPI回升的迹象。换言之,物价下降和有效需求减少的负循环还未结束。
房价下跌难避免
2015年来中国房地产库存一直在增长,2015年末的商品房待售面积7亿平方米,占平均商品房年销售额的54%。余永定称,尽管库存增加,房价却并未下跌,这种状况难以持续。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去库存必须伴随价格的下跌。除少数国际化都市外,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大概终究难以避免。
他还表示,由于房地产投资和相关投资在GDP中的比重极高,如果房地产投资增速骤降必将严重拖累GDP增速。尽管“去库存”可以帮助房地产开发企业度过债务难关,但“三去、一降、一补”解决不了经济增长因房地产投资增速锐减而急剧下降的问题。
因此他强调,政府应该为未来房地产价格下降可能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带来的冲击设计好预案。
他还称,尽管去库存非常必要,但在短期内,去库存并不能抑制经济增速下滑。此外,去库存主要是企业的事情,政府作用是辅助性的。
当然,在发生危机的形势下,政府可能不得不入市干预。
再次呼吁推出大规模刺激
余永定再次呼吁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同时强调这一次应该吸取2008-2009年的经验教训,把刺激计划设计得更为周详。
他表示,中国在推进结构改革、增长方式转变的时候,应该结合“十三五”规划的落实,执行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产品提供为主要内容的扩张性财政,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为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支持。
他同时强调,刺激计划的融资方式应该与“4万亿”显著不同。具体地说,应该以财政融资为主,而不是主要依靠银行信贷。
这次应该靠财政支出,政府出钱。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应该是政府带头投资,政府花钱,这里有一个挤入效应,而不是挤出效应。政府承担主要风险,政府让利,民间跟进。财政的钱从哪来?很简单,发国债。
他认为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很大的通缩压力,结构改革要继续推进,但通过需求管理摆脱通缩压力,保住经济增长底线也十分必要。
他以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面临的通缩窘境为例,称当时通过发行国债方式解困,当时不少人担心财政赤字。但事实上,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之后,中国的财政赤字反倒减少了。
政府应该通过发放国债为刺激措施融资,国债的发放对象应该是中国居民和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则应进一步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支持。
此外,他还表示,中国应该加快汇率制度改革,通过市场供求,并辅之以资本管制,实现汇率稳定和双向波动。中国还有很大的政策空间,只要政策对头,就一定能够实现经济稳定较高速度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