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求利益时，不同的个体、群体，他们选择是不同的；因为他们所处地利害关系是不同的。
他们在追求利益之时相互协作、争夺、汇合、冲突，最终形成一个合力。所谓的历史潮流，无非就是这种合力罢了。表面上是伟大人物决定了历史的发展方向，实际上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代表了这种合力、顺应了这种历史潮流。
表面上，政治非常简单。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觉得，历史与社会的走向，只是某个大人物的何去何从，甚至一念之差就决定了。
其实，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但人不是抽象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给“人”下的定义。
所以，决定历史潮流的绝不是某几个帝王将相，而是众多利益群体搏奕的结果。
李自成、张献忠等振臂一呼，而让无数人追随；那是因为有无数在社会正常秩序下无法生存的人。失去这种背景下，李自成本事再大，也无法振臂一呼让无数人追随。
只要帝国无法阻止这种趋势，那李自成就是失败一百次，也会再站起来的；帝国无法阻止这种趋势，那李自成死亡之后自然会有另一个代替他的历史地位。就如王嘉胤死了，有紫金梁王；紫金梁王死后，有李自成、张献忠等人。这种愈演愈烈的动乱，并不会因为他们的一个首脑失败、或死亡而改变。相反，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自然还会有后浪扑过来，而且一浪更比一浪强。

皇帝打击某个高级官员，这是非常容易的。
因为俗话说，有人哭就有人笑。这个官员死了，就有一个人会接替他的位置；一个官僚党派受了打击，就会有另一个官僚党派受到重用。总而言之，皇帝可以非常容易的实现借力打力。事实上，任何一个人爬到政治顶峰时；通常总会有着不计其数的人盼他倒霉，因为只有你下去，我们才有上去的机会。
崇祯皇帝对任何一个人的生杀予夺大权，通常是非常容易实行的，因为他总会得到众多的支持者。
皇帝针对某个具体的人，他拥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因为他处于帝国秩序的顶端。但如果他想侵害某个利益群体的利益，那就得要看众多利益群体搏奕的结果了。这绝不是他随心所欲可以决定的。
就好象崇祯刚当皇帝时，随便找个长脑袋的人都会知道，只要把无官不贪、无贪不官的局面改变了，那帝国所有的事就都好办。问题是：这如何去做呢？那些所谓的阉党余孽自然一筹莫展，就是那些所谓的东林党人，也一筹莫展。因为这一切绝不是简单的官员道德、或官员的能力决定的，他是受制于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背后推动。

我们可以说崇祯无能，因为崇祯能成为最高统治者，只是因为投胎投的好。但是，后世的蒋委员长，所遇到的困境与崇祯能有多大的差别？蒋委员长怎么说，也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乱世之雄，但是蒋委员面对无官不贪的局面，面对无休无止的叛乱，除了大骂娘希皮的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人不抽象的的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泪痕以为，这句话用网络上的流行话去说就是“屁股决定大脑”。
一个人的思想，通常总是受自己所处的利益关系决定的。拿明末历史来举例子吧！如果是他是农民，他自然很容易站在农民的利益关系上思考这个社会；如果一个人是地主，他自然会很容易站在地主的利益关系上思考社会；一个人如果官员，他自然会很容易站在自己的利益关系上思考社会。
在这种背景下，面对明末的社会危机；人处于不同的利益关系，他所思考出来的解决方法自然是不同的。

单纯的站在民族的角度去看；那汉民族自然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但基于阶级的、集团的利益，许多人、集团显然更愿意与满清合作。
我们对明末历史通常充满了想象；假如汉民族一致对外该多好啊！但这只是一种永远无法成立的假设，因为人的社会关系是多种多样的，他永远不可能单纯的、完全的站在民族角度上思考问题。
如果民族问题真是至高无尚的；那为了民族的利益，官员们少贪污点、少受贿赂点、地主少收点地租、少勒索点农民可以吗？显然是不可以的。
如果民族问题真是至高无尚的，那李自成等人，与史可法等人可以合作吗？那明帝国内部众多政治集团可以合作吗？显然是可以的，但事实上却绝对是不可以的。
因为人不是抽象的（他绝不是只有民族这一种社会属性）。
当我们把民族问题上升到至高无尚境界时，本身就是一种童话式的观点。民族尚且如此，所谓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全文完）有感于@【晏采子】 想多说一点，就想起来了这篇文章。欢迎大家讨论哈

看完后不知道该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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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是历史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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