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
神话是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时期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是以“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神话通常以神为主人公，他们包括各种自然神和神化了的英雄人物。神话的意义通常显示为对某种自然或社会现象的解释，有的表达了先民征服自然、变革社会的愿望。中国在远古时代有过丰富的神话传说，但在中国古典文献中，除了《山海经》等书中记载神话比较集中外，其余则散见于经史子集等各类书中，往往只是片段，有故事情节的不多。

《山海经》
《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山海经》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之间，应是由不同时代的巫觋、方士根据当时流传的材料编选而成，实际上是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全书共分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极其驳杂，除神话传说、宗教祭仪外，还包括我国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生物等方面的资料。神话“鲧禹治水”、“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就保存在《山海经》中。《山海经》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神话的一座宝库，对我国神话的研究和传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神话历史化』
所谓神话历史化，就是把神话看成是历史传说，通常的做法是把天神下降为人的祖神，并把神话故事当作史实看待，构成了一些虚幻的始祖以及它的发展谱系。这一文化现象在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史中或多或少都出现过。这也是中国古代神话之所以散失的一个重要原因。神话历史化的方法主要是删削和改造。在我国，神话的历史化在春秋早期就已出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提出“不语怪力乱神”。

『《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作品内容十分广泛，深刻反映了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无论是在形式题材、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笙诗』
又称“六笙诗”，是《诗经·小雅》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诗的合称。据《仪礼》记载，这六篇诗用笙演奏，因此而得名。自汉代以来，这六篇诗都有目无辞，《诗经》三百零五篇不将其计算在内。

『二雅』
“雅”是“正”的意思，是“朝廷正乐”，《诗经》中包括《小雅》和《大雅》，故又称“二雅”，共105篇。大、小雅当是音乐上的区分，《大雅》31篇，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雅》74篇，大部分作于西周末期。这些作品的产地是西周王畿地区，《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小雅》中有少量民歌。

『风、雅、颂』
《诗经》所收录的都是曾经入乐的歌曲，按音乐性质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是指音乐曲调，国风即不同诸侯国和地区的地方土乐。《诗经》有十五国风，大部分是民歌。“雅”即正，是指周朝京都地区的雅正之乐。“雅”分为大雅、小雅，大雅31篇，小雅74篇，“雅”诗多数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也有一些民歌。“颂”是祭神祭祖时用的歌舞乐曲，音乐较舒缓，“颂”包括周颂、鲁颂、商颂。

『赋、比、兴』
是指《诗经》的三种基本表现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诗人的情感。朱熹《诗集传》解释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赋、比、兴”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

『六义说』
是关于《诗经》分类的一种说法，“六义”说源自《毛诗序》，《毛诗序》因承《周礼》“六诗”说，提到“诗有六义”的说法。“六诗”，即风、雅、颂、赋、比、兴，源于《周礼》中的一段话。《毛诗序》中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分法与《周礼》相同，只是把“六诗”叫做“六义”。“风雅颂”是指《诗经》按音乐性质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赋比兴”是指《诗经》的三种基本表现手法。

『比兴』
《诗经》“六义”中的二义。“比”，一般认为它是《诗经》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即相当于比喻修辞格。“兴”，朱熹认为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并说“诗之兴多是假他物举起，全不取义”。《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比”、“兴”两义，各家所论虽或偏重社会内容，或偏重艺术表现，但都将比兴理解为与直接叙述描写相对立的，借比喻、象征等手法对某一特定内容所作的曲折委婉的表达。“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叠咏体』
指篇章结构上章节回环复杳、反复咏唱的民歌体，该体式在《诗经》中的运用非常显著。重章复唱是口语文学中最常见的样式。这一样式的最初形成是为了便于歌唱、记忆和传诵，因而在复唱中不断地使用一个调子甚至是相同的句式，有时只要换一两个词语。这也形成了《诗经》篇章结构和语言上的一大特色。据统计，这种重章复唱的形式，在《诗经》的305篇中，占了一半以上，并多集中在《国风》、《小雅》部分。

『兴、观、群、怨说』
是孔子在《论语·阳货》里提出来的，文中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就是说诗歌有感发人的精神作用，可以引起人的联想；“观”，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的作用，能看到世风的盛衰得失；“群”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一个标准，影响了我国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

『思无邪说』
孔子在《论语·为政》篇提出了“思无邪说”。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的批评标准从艺术上说，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诗》三百中的作品起初不仅关涉内容，而且与音乐有紧密的关系。因此，从音乐上讲思无邪就是提倡音乐的乐曲要中正和，要“乐而不饮，哀而不伤”；从文学作品上讲，则要求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语言，都不要过分激烈，应当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情志统一说』
是《毛诗序》提出来的一个诗论观点，文章里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从这里可以看出《毛诗序》是承认诗歌是抒情言志的，情与志是统一的。情，是感情；志，是志向怀抱，但具体所指，当多指对人伦教化、政教礼义得失的观点和看法。《毛诗序》强调诗歌“吟咏情性”，但在情志关系上，它更重视志。这基本上是继承先秦“诗言志”的观点，但它正确地阐明了诗抒情言志的特点，说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较先秦时代进一步深化了。情志统一说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后世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评价多集中在情和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