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微事件背景下，团中央发表的长文：
有组织的接力是控制话语的流向，以确保信息源掌握在自己手里，牢控对事物的解释权则是控制思想，只有控制了信息源和思想，才能掌握话语权。当一国传媒的信息源和思想均已操控在境外势力手中，这个国家实际就是一个睁大了眼睛的瞎子，其上层建筑的脑袋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拧掉，在当今世界也是亡国的信号。
我在这个国家客居越久，一开始光鲜的东西，渐渐就露出了它们的底色。需时漫长也是因为人家统治阶层内部并不存在不共戴天的阵营，不想让百姓知道的事，是抱团守着的，没有留信史的传统，外来者只能凭自己一双眼睛。比如民选，五年看热闹，五年看门道，第三个五年看透彻。这种几年上演一次的大戏由金权作节目制作人，由传媒执导，再由制作人和导演联手挑选合适的政客担任演员，还得有外无强敌、内无分裂的布景舞台，可谓奢侈浪费、劳民伤财。再如对西媒，结交过程与前无异，也是先甜后苦，像中了糖衣炮弹，最后是庆幸这架谎言制造机还没有整个挪到中国。看来西人那些玩艺都有糖丸毒药的性质，没被毒死缓过劲来的人，大难不死多少磨出点火眼金睛。
这三十载我们最大的弯路就是把西方的富有当成他们具有美德的凭据，而把两个最简单的常识忘掉了：一，被打劫一空的受害者与几百年来从明抢到暗劫累积了万千家财的强盗比谁过得好，进而得出人家过得滋润是因为普世美德，是不是做了连一加一都算错的傻事?二，富国是不是一定必具“普世美德”?德国人比英、法人老实能干，但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被这两个“打手”整得穷困潦倒，跪地求饶后才被允许发财;石油国家富得流油，听话的就继续富，不听话的就被打穷，富与穷哪一个挨得上“普世美德”?由此看来，人要是中了邪，就连常识都丢了。
找回了常识，很多看似漂亮的事就变得难以忍受了，可回看这里的老百姓，却发现他们比我们中国人能忍。读过笔者前文《“独立”知识分子与教士》的人，想必已能解读为什么他们上百年被浸在不真实中默不作声，被骗却根本不知被骗是仰仗哪路神仙。说实话，要摸清能把无用之物当高档货卖掉的高人还真不容易，那近乎完美的设计，不知迷惑了多少信徒，以致识破欲揭都后怕啊!
话语自古附着于权力，话语背后必有权力。这并不是说个人话语不可能保持独立，那是以道德和良心调节的。那么文明中恰恰缺少道德和良心的西方，到底是凭什么建立了“独立话语”?我们渐渐发现这个“独立话语”貌似独立于政权，其实对权力的依附延续了欧洲古代王权与教权的关系模式，比所谓“集权”社会权力与话语的结合要紧密得多，只不过它把形式的“独立”最大化而把实际的“独立”最小化，事先设了很多雾障掩人耳目。中国人之所以看不透，是因为中华文明是一个形式与实际不想分开的文明，力图二者尽可能统一，而西方人把这两个东西有意分开，他们从不讲究内在与外在的统一，全部功夫都做在外在行为的天衣无缝。中国人致力于形式和实际的统一，追求内在与外在的和谐，等于比人家多做一份活，也就玩不来形式的最大化而实际的最小化。两个文明思想规律的这一关键背反，是中国人近代以后精神铠甲被卸除、一步步走向文明破产的重要原因。
既然新权力缔造的现代传媒，包括为之奠定思想基础的研究、出版、教育、文艺甚至科研等领域，并不是独立的，为什么要伪造一个面目?按理，只有图谋不轨的人才有欺骗的必要，从这一点看，依附传统权力(看得见的权力)的话语，相对要诚实，只有当传统权力或出于统治者个人私欲或出于国家利益想隐瞒什么时，话语才失去公正、客观和真实，而并没有从起始就刻意编织一个谎言，也没有能力将真相彻底埋葬，它是亮明身份的，公开了权力与话语的关系，是让受众具有自己判断的能力。这说明图谋不轨并不是他的目的，那么用“独立神话”迷惑人甚至攻打他文明的权力呢?这个权力为什么从一上来就要设一个局，把自己隐藏起来?它只想占据道德制高点、夺取公信力，还是确有见不得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