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陈列室做解说员。

　　【早年的生命密码】
病情好转后，沈从文到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工作，转攻古代工艺美术史。对于放弃写作，他并不惋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又说工美史的研究，“目下你们还来不及注意，过三五年就会承认的。”对即将开始的新事业，他充满了自信。
　　这份自信和热忱当中，埋藏着早年生活中的点滴“密码”：
　　在湘西部队当兵时，沈从文一个月大概领3块钱的补贴，但有谁能够想象，在这个小兵的包袱里，有一份厚重的“产业”：一本值6块钱的《云麾碑》，5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5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
　　张新颖介绍，在《从文自传》里面，曾特别写到他20岁的时候，在“湘西王”陈渠珍身边为其保管书画、青铜器、古书，“所以他闲着没事的时候要给陈晒书，清点文物，他就会产生一个很强烈的感情。”
　　从湘西来到北平，青年沈从文方向未定，历史、文物、美术等书籍却是他的阅读之重。抗战时寓居云南，他也对西南文物中一些为历史和现代学人所忽略的东西情有独钟。
　　汪曾祺回忆：“我在昆明当他的学生的时候，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不知从哪里买了那么多少数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几杯茶，大家就跟着他对着这些挑花图案一起赞叹了一个晚上。”
　　张新颖用大量事实和实例证明，倾心杂文物研究，是沈从文自主而非被动的选择。在《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这篇文章里，沈从文便透露了这个选择漫长的“潜伏”历程：
　　我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生命其实是很奇妙的，他自己也不知道留了那么大的一个密码，到他后半生的时候，这个线索就非常清楚了。”张新颖说。

　　【与“二王”的忘年交】
　　虽然得不到单位、同行，甚至家人的全然理解，沈从文却在后辈同道身上得到了莫大的慰藉。
　　1953年，朝鲜停战，志愿军军人王[予予]第一次到北京，有一天一个人去看历史博物馆的展览，他记得很清楚：
　　我刚一进门，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五十来岁的人就站起来，跟着我看，然后就跟我讲。那是铜镜展柜，唐宋的铜镜，几十面，一个柜子。这一个柜子就给我讲了两三个小时，使我非常感动。两个人约好了第二天再来看。我就这样一个星期看完了这个西朝房……那个时候我有许多问题，对文物可以说一窍不通，这位讲解员就非常耐心给我讲，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
　　我一直没有问老先生是什么人，什么名字，越来越不好问。到分手的时候就非问不可啊。我说：“这么多天你陪我，我一直张不开口问你尊姓大名。我非常感谢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他说他是沈从文，我吃一大惊。
　　一个解说员和一个参观者的相遇，在张新颖眼中，实在是一个太过朴实、温暖、美好的故事。不仅如此，王[予予]在沈从文的参谋下选择工作单位，进了中科院考古所；对沈从文而言，他后来的研究工作也有了重要的臂膀。据说沈从文临去世几年，王㐨去看老先生，从来不敢进屋，就站在门外看着。因为沈从文“一见了他就会哭”。
　　王亚蓉最早是学绘画出身，经王[予予]介绍也到了考古所。沈从文原想把她调到自己身边工作，在征得历博默许后，王亚蓉想尽办法得到了原单位的调动批准，不料历博领导不让她与沈一起工作，而让她到馆里摹古画。王亚蓉不愿让老人寒心，选择了拒绝。因为原单位已停薪留职，历博又不肯接收，王亚蓉有半年时间只能依靠沈先生每月个人资助的20元解决生活问题。
　　半路出家的“二王”白天在考古所工作，下班后准时到达沈从文东堂子胡同的小屋，仿佛从事第二职业。沈从文去世后，他的服饰研究事业也由他们来承传。“沈从文做的很多笔记字迹难以辨认，如果没有王[予予]，《沈从文全集》中的文物部分不知如何才能面世。”张新颖深为感慨。“很奇妙，跟同辈不能讲的东西，跟下一辈可以。所以他们才是最理解沈从文的人啊！”
　　这种关系，就好似鲁迅之于萧军、萧红，有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跨代之交”的色彩。而这一抹色彩，成了沈从文后半生极为难得的亮色。

沈从文八十岁重访自己出生的凤凰旧居。

　　文学博士凌宇为写《沈从文传》，1984年6月接连有十余日和沈从文长谈。他常常说出一篇待验证的作品名称，沈从文摇摇头：“记不得了。”凌宇便复述作品的内容。还不等他说完，沈先生便孩子一样天真地拍起手来：“是我的，是我的！”
　　年纪渐长的“老顽童”爱笑，但也越来越容易流泪。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1985年，某杂志社的几个人来采访，问起“文革”的事。沈从文说，“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来访者中有一个女孩子，走过去拥着老人的肩膀说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没想到的是，沈从文抱着这位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
　　黄永玉在80年代曾得到一大张将近六尺的拓片，那是沈从文为民国内阁总理熊希龄某部属的殉职书写的碑文。字体俊秀而风神透脱之极。黄苗子看了说：“真不可思议！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作书法！”
　　书写时间是民国十年，即1921年，那时沈从文19岁。
　　黄永玉把拓片带给表叔看，沈从文注视了好一会儿，静静地哭了。黄妻安慰他：“表叔，不要哭。你19岁就写得那么好，多了不得！是不是？你好神气！永玉六十多岁也写不出……”
　　黄永玉描述，“（表叔）他转过眼睛看着我，眼檐一闪一闪，他一定在笑……”
　　1988年5月10日下午，沈从文会见黄庐隐女儿时心脏病发作。神智模糊之前，他握着张兆和的手，说：“三姐，我对不起你。”这是他最后的话。
　　晚上8时30分，他静静地走了。
　　葬礼遵其遗嘱未放哀乐，而改放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他生前最喜爱的音乐。

　　在受访过程中，张新颖不断提及新书封面上沈从文的亲笔画，那也是让他极为动容的一个细节——1957年5月，沈从文在上海出差。他依照从窗口望见情景画了3幅速写：在红旗、歌声和锣鼓的海之外，一艘艒艒船还在做梦。一个人拿着个网兜捞鱼虾。网兜不过如草帽大小，除了虾子谁也不会入网。奇怪的是他依旧捞着。
　　在五一劳动节的日子，黄浦江的宏大潮流汇集和裹挟着人群轰隆而过，沈从文的眼睛依然能够偏离开去，发现一个小小的游离自在的生命存在，并且心里充满温热的兴味和感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张新颖慨叹，其实沈从文就是那个小小的艒艒船里的人，“总而言之不醒”，醒来后也并不加入到“一个群”的“动”中去，只是自顾自地捞那小小的虾子——投入到他后半生倾注无限热情的杂文物研究中。
　　“为什么很多比沈从文更有才华的人都浪费掉，而沈从文可以留下故事？这是我的书最想关心的东西。很多人都觉得，时代的力量太强大了，其实不是，一个普通人也可以跟他的时代构成非常有意义的关系。在我眼里，沈从文当然有他的才华，但是沈从文也是一个普通 人。重要的是，他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做出了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构成了历史的意义。”张新颖说。

　　（参考资料：张新颖著《沈从文的后半生》，吴世勇著《沈从文年谱》，凌宇著《沈从文传》，金介甫著《沈从文传》，陈徒手著《人有病 天知否》，黄永玉《黄永玉谈沈从文》，《助手谈沈从文（一） ——王㐨王亚蓉答《光明日报》记者问》，燕舞《那个像沈从文的张新颖》，豆瓣icancu发表的《沈从文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洪烛《沈从文的前半生与后半生》，搜狐文化频道专题《边城突围：沈从文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