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 (1899-1992)把社会秩序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人为设计的命令式秩序，另一种是自发的秩序。自发的社会秩序是我们应对未知世界唯一方式。而社会中自生自发地形成的道德规则，才是社会自发秩序最基本的制度构造。   

 对于这个“自发的秩序”的认识和理解，中国人比其他国家都有发言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秩序的重视是中国思想的主特征。与古代希腊人不同，古代的中国人首先意识到的是人与自然的整体秩序而不是秩序的具体的结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阴阳义》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一，天人一也。”这是后来“天人合一”的思想的源头，而这一思想一脉相承五千年，说明了中国传统思想对宇宙整体秩序的深刻关注。   

在我们眼里，人类的社会秩序是自然秩序的一部份，是自然秩序的高级形态，世界却由于被纳入了人的秩序而具有意义，这正是“天人合一”的理念的本义，也是中国思想的文化观在社会学上最杰出的应用。   

最自觉的秩序就是人类心灵的秩序，它遵循一个最微弱的声音的呼唤——良知，因此它不是外在的超验，不是外加的先验，也不是对历史的决定或否定，而是“人文化成”。“人文化成”就是文化。故梁启超给文化所下的定义就是： “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文化”这个词汇，最早产生于西汉。西汉末期的大学问家刘向曾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说苑·指武》   

刘向对中国文明的历史任务和发展战略还有许多很睿智的看法，他曾经这样精辟的总结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礼，治定作乐，礼乐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是故圣王修礼文，设庠序，陈钟鼓，天子辟雍，诸侯泮宫，所以行德化。诗云：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此之谓也。”（《说苑·修文》）。   

刘向这里说的“庠、序”就是指的学校教育，由此可知，汉朝时期的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还不是发展经济，而是为了移风易俗而行化天下，这样的教育取向，当然和汉朝时期的一统历史任务直接相关。   

而在今天，教育和其他所有行当的一样，一律向“钱”看。其结果当然很遗憾，让我们看到的是，人才弥灭在应该产生它的地方。但还好，至少值得欣慰——还有一些创意的种子，在心灵和体制的秩序的裂缝处，坚强地生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