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是同步产生和发展的。殖民活动，古已有之。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腓尼基人就已经在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建立起一些殖民据点和殖民地。其后，古希腊和古罗马也先后建立起了许多殖民地。然而殖民主义制度和殖民主义体系的形成却是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因为只有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殖民活动才具有了全球性意义，并深刻改变了世界。因此，可以说西方列强的崛起、殖民主义体系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三位一体的事情。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也是世界现代化的开端。
罗荣渠先生在其《现代化新论》一书中指出：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落后的西欧的形成，绝不是靠什么资本主义萌芽成长壮大或土地贵族与农民（农奴）的阶级斗争这类单因素论可以解释的。仅仅依靠旧母体内部的新因素的萌芽与成长，在世界任何地方也不可能使封建主义变成资本主义。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形成，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１．政治多元化的社会与体制外力量的形成
布罗代尔说：“如果进行历史追溯，人们就会发现，凡是在国家势力太强的地方，资本主义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为在国家势力强大的地方，新兴生产力因素难以发展。西欧的封建社会，不同于东方式的中央集权结构，它是一种等级封建权力结构。众多小国林立而缺少大帝国体系；教权与王权相对，王权与城市相对，城市与领主相对，领主与商人相对，等等。这就为新兴生产力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较大空间。特别是城市中的市民阶层，更成为封建体制外的异己力量。最初聚居在城市中的居民是有农奴身份的手工业者和从乡村逃出来的农奴。有农奴身份的手工业者必须听命于主人，他们被允许进入城市中干活，是为了向主人缴纳货币。但他们还必须履行对主人的其他义务，尽管这些义务也可以用缴纳货币来代替。如果主人吩咐他回村，他必须遵命返回，他是没有人身自由的。至于逃出来的农奴，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强制送回原籍。因此，城市居民首先争取的是人身自由。“市民阶级最不可少的需要就是个人自由。没有自由，那就是说没有行动、营业和销售货物的权利，这是奴隶所不能享有的权利；没有自由，贸易就无法进行。他们要求自由，仅仅是由于获得自由以后的利益。在市民阶级的思想里，根本没有把自由视为天赋的权利。”这也就是说争取自由，是由于他们的切身利益，而不是一种空泛的概念。
除了人身自由，市民阶级还争取财产自由、贸易自由等。为了保护这些自由，城市开始争取自治权，它们建立起自己的民兵、常备军。城市逐渐成了封建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如果没有体制外的权力中心而只有体制内的权力中心，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关系的生长就缺乏合适的土壤。即使在体制内权力中心所控制的范围内，商品货币关系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私人雇佣关系也比较普遍，但难以实现从商品货币关系和私人雇佣关系向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之间
的过渡。”
２．地理大发现的推动作用
一提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就会想到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提到资本的原始积累，就会想到西方的海外殖民活动。一提到西方的海外殖民活动，就不得不谈西方的地理大发现。但为什么西方的地理大发现造就了西方的殖民活动，郑和下西洋却成为历史的绝唱呢？西方能对地理大发现作出积极回应，首先还要从西欧内部经济状况加以考察。侯建新在《西欧法律传统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文中指出：西欧的原始积累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在所谓原始积累之前，西欧已经经历了长期的普遍积累，笔者认为可称之为“前原始积累之积累”。
根据他的研究，中世纪的西欧农民不仅逐渐提高了单位产量，还不断开拓垦殖面积。在１１世纪和１２ 世纪，欧洲人清除荒废的城堡，排干积水的沼泽，走向荒芜已久的田野、人迹罕至的森林和山地，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拓荒与移民，不仅原有的村落、耕地、牧场的边界不断延伸，而且新垦区亦一片一片地涌现，因而被称为“拓边运动”或“边疆运动”。西欧的法律传统也有助于财富的积累和增殖。在中世纪的西欧，法律基本上是一部习惯法。在中世纪西欧人的观念里，并不以统治者的意志或他们颁布的什么规定为当然合法，而是将过去存在了相当长时期的事情和做法推认为合理合法。在11 世纪以前的数个世纪中，农奴和其他佃户的劳役及其他义务是比较繁重的，虽然有对此给予限制的习惯法，但总体而言，数量不多，限制规定也不甚明确。到了１１世纪和１２ 世纪，各种类型的劳役和义务开始规定得更加具体，而且人们开始赋予这种限定一种普遍性，即不仅适用于个别庄园或个别地方，也适用于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内的全部庄园。在某些情况下，适用于西欧整个基督教世界内的所有庄园。一旦争议发生，即使领主与佃户发生争议，也应依据法律在法庭范围内解决。在法庭上，领主仅是主持人，法官则是全体出席人。这种司法独立性传统，使西欧农民即使在农奴制最残酷的时期也能够保有或多或少的个人权利，也限制了封建主对农奴的剥削。
因为地租额及各项义务基本上是由习惯法规定，而且很难打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留在农民手中的财富就不断增多，农民财富增多，为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基础。西欧的法律与法律体系，一方面限定地租与劳役量，避免封建主的过分和任意掠夺，以保证小农经济连续、稳定的有效积累；另一方面，限制全国性的赋税，以抑制王权与封建政府的非生产性消费，从而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生产性积累与开发。社会财富的积累，也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总之，在中世纪晚期，西欧经济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这就成了西欧向外发展的动力。正如英国思想家托尼所说，地理大发现“既不是偶然的运气，也不是科学无私的好奇心的结果。它们是几乎一个世纪坚忍不拔的经济努力的顶点”。欧洲人在与森林和沼泽不停斗争一千年后，完成了在自己荒芜土地上的殖民，现在它开始转向对世界殖民。
西欧经济的向外扩张，虽然主要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但这并没有丝毫减少地理大发现的巨大推动作用。地理大发现，缩短了人们的空间距离，为西欧的商业革命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地理大发现也松弛了农奴制的束缚。正如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过去的种种勒索和限制已不能无限期地强加于人们，因为他们已知道，往东去，可得到个人自由和廉价土地。农奴主必须减少自己的要求，否则就要冒农奴们纷纷逃跑的农奴制的削弱，是欧洲扩张的先决条件。它造成了一种更易变动的社会，这种社会能积聚起资本，为探险、征服和殖民提供所需的资本和自由劳动力。地理大发现，使世界贸易中心转移。欧洲贸易中心由地中海沿岸城市转移到大西洋沿岸，由几个以城市为中心的点扩展到面。英国后来居上。在地理大发现之前，英国还远离欧洲的经济中心。之后，英国凭借其作为欧美两洲之间的贸易中心，凭借其比法国早２００年、比德国早２５０年实现的国内经济统一，凭借其宪章革命以及由银行家、船主和商人组成的强大资产阶级，英格兰社会结构的改革最早、最迅速，也最彻底。地理大发现也造成了国际性而不是地方性商业公司的兴起，不再依靠专有权，而是以大型资本力量排挤掉所有弱小对手。由地理大发现引起的物价革命打乱了传统的经济关系。从事商业的人发了大财，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愈益增长，有固定地租收入的封建主地位则不断削弱。地理大发现也造成了欧洲人的海上霸权。欧洲的商船航行于各大洋，停泊于各海口，军舰控制各大洋。直到日本于１９０５年在对马海峡取得对俄国的划时代的胜利以前，西方列强一直是海洋的无人挑战的主人。
本文节选自，全球化与现代化——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刘保刚著，大象出版社2016版
本书为：
★郑州大学中国史学科振兴基金资助项目
★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中原历史与文化”的资助项目
罗荣渠先生在其《现代化新论》一书中指出：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落后的西欧的形成，绝不是靠什么资本主义萌芽成长壮大或土地贵族与农民（农奴）的阶级斗争这类单因素论可以解释的。仅仅依靠旧母体内部的新因素的萌芽与成长，在世界任何地方也不可能使封建主义变成资本主义。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形成，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１．政治多元化的社会与体制外力量的形成
布罗代尔说：“如果进行历史追溯，人们就会发现，凡是在国家势力太强的地方，资本主义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为在国家势力强大的地方，新兴生产力因素难以发展。西欧的封建社会，不同于东方式的中央集权结构，它是一种等级封建权力结构。众多小国林立而缺少大帝国体系；教权与王权相对，王权与城市相对，城市与领主相对，领主与商人相对，等等。这就为新兴生产力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较大空间。特别是城市中的市民阶层，更成为封建体制外的异己力量。最初聚居在城市中的居民是有农奴身份的手工业者和从乡村逃出来的农奴。有农奴身份的手工业者必须听命于主人，他们被允许进入城市中干活，是为了向主人缴纳货币。但他们还必须履行对主人的其他义务，尽管这些义务也可以用缴纳货币来代替。如果主人吩咐他回村，他必须遵命返回，他是没有人身自由的。至于逃出来的农奴，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强制送回原籍。因此，城市居民首先争取的是人身自由。“市民阶级最不可少的需要就是个人自由。没有自由，那就是说没有行动、营业和销售货物的权利，这是奴隶所不能享有的权利；没有自由，贸易就无法进行。他们要求自由，仅仅是由于获得自由以后的利益。在市民阶级的思想里，根本没有把自由视为天赋的权利。”这也就是说争取自由，是由于他们的切身利益，而不是一种空泛的概念。
除了人身自由，市民阶级还争取财产自由、贸易自由等。为了保护这些自由，城市开始争取自治权，它们建立起自己的民兵、常备军。城市逐渐成了封建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如果没有体制外的权力中心而只有体制内的权力中心，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关系的生长就缺乏合适的土壤。即使在体制内权力中心所控制的范围内，商品货币关系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私人雇佣关系也比较普遍，但难以实现从商品货币关系和私人雇佣关系向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之间
的过渡。”
２．地理大发现的推动作用
一提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就会想到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提到资本的原始积累，就会想到西方的海外殖民活动。一提到西方的海外殖民活动，就不得不谈西方的地理大发现。但为什么西方的地理大发现造就了西方的殖民活动，郑和下西洋却成为历史的绝唱呢？西方能对地理大发现作出积极回应，首先还要从西欧内部经济状况加以考察。侯建新在《西欧法律传统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文中指出：西欧的原始积累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在所谓原始积累之前，西欧已经经历了长期的普遍积累，笔者认为可称之为“前原始积累之积累”。
根据他的研究，中世纪的西欧农民不仅逐渐提高了单位产量，还不断开拓垦殖面积。在１１世纪和１２ 世纪，欧洲人清除荒废的城堡，排干积水的沼泽，走向荒芜已久的田野、人迹罕至的森林和山地，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拓荒与移民，不仅原有的村落、耕地、牧场的边界不断延伸，而且新垦区亦一片一片地涌现，因而被称为“拓边运动”或“边疆运动”。西欧的法律传统也有助于财富的积累和增殖。在中世纪的西欧，法律基本上是一部习惯法。在中世纪西欧人的观念里，并不以统治者的意志或他们颁布的什么规定为当然合法，而是将过去存在了相当长时期的事情和做法推认为合理合法。在11 世纪以前的数个世纪中，农奴和其他佃户的劳役及其他义务是比较繁重的，虽然有对此给予限制的习惯法，但总体而言，数量不多，限制规定也不甚明确。到了１１世纪和１２ 世纪，各种类型的劳役和义务开始规定得更加具体，而且人们开始赋予这种限定一种普遍性，即不仅适用于个别庄园或个别地方，也适用于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内的全部庄园。在某些情况下，适用于西欧整个基督教世界内的所有庄园。一旦争议发生，即使领主与佃户发生争议，也应依据法律在法庭范围内解决。在法庭上，领主仅是主持人，法官则是全体出席人。这种司法独立性传统，使西欧农民即使在农奴制最残酷的时期也能够保有或多或少的个人权利，也限制了封建主对农奴的剥削。
因为地租额及各项义务基本上是由习惯法规定，而且很难打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留在农民手中的财富就不断增多，农民财富增多，为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基础。西欧的法律与法律体系，一方面限定地租与劳役量，避免封建主的过分和任意掠夺，以保证小农经济连续、稳定的有效积累；另一方面，限制全国性的赋税，以抑制王权与封建政府的非生产性消费，从而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生产性积累与开发。社会财富的积累，也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总之，在中世纪晚期，西欧经济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这就成了西欧向外发展的动力。正如英国思想家托尼所说，地理大发现“既不是偶然的运气，也不是科学无私的好奇心的结果。它们是几乎一个世纪坚忍不拔的经济努力的顶点”。欧洲人在与森林和沼泽不停斗争一千年后，完成了在自己荒芜土地上的殖民，现在它开始转向对世界殖民。
西欧经济的向外扩张，虽然主要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但这并没有丝毫减少地理大发现的巨大推动作用。地理大发现，缩短了人们的空间距离，为西欧的商业革命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地理大发现也松弛了农奴制的束缚。正如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过去的种种勒索和限制已不能无限期地强加于人们，因为他们已知道，往东去，可得到个人自由和廉价土地。农奴主必须减少自己的要求，否则就要冒农奴们纷纷逃跑的农奴制的削弱，是欧洲扩张的先决条件。它造成了一种更易变动的社会，这种社会能积聚起资本，为探险、征服和殖民提供所需的资本和自由劳动力。地理大发现，使世界贸易中心转移。欧洲贸易中心由地中海沿岸城市转移到大西洋沿岸，由几个以城市为中心的点扩展到面。英国后来居上。在地理大发现之前，英国还远离欧洲的经济中心。之后，英国凭借其作为欧美两洲之间的贸易中心，凭借其比法国早２００年、比德国早２５０年实现的国内经济统一，凭借其宪章革命以及由银行家、船主和商人组成的强大资产阶级，英格兰社会结构的改革最早、最迅速，也最彻底。地理大发现也造成了国际性而不是地方性商业公司的兴起，不再依靠专有权，而是以大型资本力量排挤掉所有弱小对手。由地理大发现引起的物价革命打乱了传统的经济关系。从事商业的人发了大财，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愈益增长，有固定地租收入的封建主地位则不断削弱。地理大发现也造成了欧洲人的海上霸权。欧洲的商船航行于各大洋，停泊于各海口，军舰控制各大洋。直到日本于１９０５年在对马海峡取得对俄国的划时代的胜利以前，西方列强一直是海洋的无人挑战的主人。
本文节选自，全球化与现代化——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刘保刚著，大象出版社20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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