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要负担近百万的军队实现差不多五个人养一个兵的极限目标，国君就要控制人民，剥夺他們的生计与自由，用暴力强迫将他们驱赶到农场和战场上去沦为战争机器。
这就涉及人民愿不愿意做螺丝钉，听不听从国君指挥的问题，即国君能不能、如何驾驭人民为之服务的问题。毕竟，人性决定了人民好逸恶劳，乐生恶死。但国君要争霸要自保，必须要驱使人民辛苦劳作、冒死作战。国君所喜，恰为人民所恶，国君与人民各坐跷跷板一端：国君上去了，人民就下来；人民上去了，国君就下去。国君与人民形成了一种“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商君书弱民》）的对立紧张关系。
驭民在商鞅眼里等同于制民：“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先胜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商君书弱民》）国君想在战场上搞定敌人，先要在国内搞定人民，搞定人民才能搞定敌人。这颇有点“攘外必先安内”的意思——内部都搞不定，哪里有能力搞定外部，不被敌人吞并已算万幸。所以，“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商君书说民》）要是“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商君书靳令》）即国君搞不定官吏，官吏搞不定人民，这叫做六种虱子把政府搞垮了。
确实，如果人民强大，国君弱小，国君就很难驾驭人民。譬如说人民很富有，哪怕有“军功爵”诱惑，也不如穷光蛋那样积极参军参战，因为富有，就不愿意靠卖命赚钱；要是人民很强大，他们就不听政令，因为他们有力量抵制国君的威压。故“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罚威也”。（桑弘羊语，出自《盐铁论》）反之，则非常容易。那么，国君要“制民”，要想使人民听命，必然要弱民，既不让其富有，也不让其强大，使其乖乖就范。所以，对于国君来说，根本一条是，“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治理有方的国家一定要使人民处于弱势，压抑民众的欲求、智能、意愿、权利。这套滥觞于法家的“弱民理论”，一直被后世国君奉为治国的葵花宝典，修炼于心。
弱民容易引发民众反抗，弱民是一项很强的技术活，要做到既弱民、又不引起民众的暴力反抗，委实让统治者煞费苦心。而法家商鞅在这方面既有丰富的理论，又有成功的实践，真是这方面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