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志是记载全国性的总志，称地方总志或地理总志，它取材于各地上报的舆图和方志，集四方之志于一志。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认识到修志对资政和教化的重要性，诏令天下编纂地方志书，“凡隶于职方者，咸令以其志上之。盖将纪远近，考古今，审沿革，校异同，以周知夫四方之政”（1）。朱元璋对修志的重视，为其后继者所继承。从洪武初年到天顺年间，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一统志的编修一直在进行，其模式为嗣后方志的规范和完善，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以“天下既平，薄海内外幅员方数万里，欲观其山川形势、关徼阨塞，及州县道里远近，土物所产”，遂命“天下州郡绘山川险易图”（3）进呈朝廷，以备安邦治国察吏驭民之用。洪武十六年（1383）秋，“诏天下都司，凡所属卫所、城池，及境内道里远近、山川险易、关津亭堠、舟车漕运、仓库、邮传、土地所产，悉绘图以献”（4）。
洪武十七年（1384），明朝编成《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二十四卷，“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下郡县，于郡县之下又详载古今建置沿革之由”（5）。是书不以行政区域分列，不以山川形势划分，而以分野星次分配郡县。编纂形式较为特殊，这在中国方志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但所记府州县沿革，对研究元末明初政区变化，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6）。是年，朱元璋又“令朝觐官上《土地人民图》”。洪武十八年（1385）夏，朱元璋“览《舆地图》”，认为“地广则教化难周，人众则抚摩难遍，此正当戒慎”（7）。

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 “以舆地之广不可无书以记之”，再命翰林儒臣刘基“以天下道里之数编类为书”，纂成《寰宇通衢书》一卷，专载全国交通水马驿程（8）。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又修成《洪武志书》，“述都城、山川、地里、封域之沿革，宫阙、门观之制度，以及坛庙、寺宇、街市、桥梁之建置更易，靡不具载，诏刊行之”（9）。

上述记载，说明朱元璋为加强全国的有效统治，建立行之有效的地方行政系统，将编绘舆地图与理政育民联系在一起，可谓高屋建瓴，纲举目张。正是从这一需要和目的出发，洪武年间一统志的编修内容偏重于地理和交通方面的载述。尽管如此，朱元璋倡修方志和一统志的基本理念和做法，却对以后方志的编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明成祖即位后，对纂修地方志书更为重视，永乐六年（1408），张辅等“上交趾图”（10）。永乐十六年（1418）六月，“诏纂修《天下郡县志》书，命行在户部尚书夏元吉、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庶子杨荣、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谕德金幼孜总之。仍命礼部遣官，遍诣郡县，博采事迹及旧志书”（11），并“命儒臣大加修纂……贻谋子孙，以嘉惠天下后世”（12），决心修一部高水平的《天下郡县志》。于是，“颁定凡例，俾天下郡邑采辑以进，然后儒臣得以参校成书”（13）。然而，这一宏伟计划，因成祖去世而中辍（14）。其后，景泰、天顺年间，先后下诏各地修志，“命文臣纂修一统志以颁行海内，先取郡邑志以备采录”（15）。《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就是在各地所上志书的基础上编成的，“上自皇都，下至司府州县，外及四夷，无不备载，视古盖加详焉。然卷帙既繁，人不易得，故府州县又各自为志，以便观览，盖其势则然也”（16）。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明军在土木堡被蒙古瓦剌击败，明英宗朱祁镇被俘。为了抵御瓦剌兵南下，保卫北京，郕王朱祁钰以一个藩王的身份继位，是为景帝，又称代宗。为固己位，维护明朝的统治秩序，在抗击瓦剌侵扰的同时，继续全国一统志的编修。景泰五年（1454）七月，代宗 “命少保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陈循等率其属纂修天下地理志。礼部奏遣进士王重等二十九员，分行各布政司并南北直隶府州县，采录事迹”（17）,督令各地纂修志书呈进，以备取材。并在此基础上，编成《寰宇通志》一百一十九卷。景泰七年（1456）五月，由大学士陈循进呈御览，颁行天下。

二、明一统志的编修体例
《大明一统志》在体例规范方面，继承前代总志的体例，又有所创新。在明代以前，历朝所编修的全国性总志有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欧阳忞的《舆地广记》和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祝穆的《方舆胜览》以及《大元大一统志》等，其中许多好的体例原则和规范形式为明代一统志编修者所遵循和发展。

明代景泰七年（1456）编修的《寰宇通志》，参考了《大元大一统志》的体例和永乐年间制定的凡例，以现行行政区划两京、十三布政司为纲，府州为目，下设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胜、风俗、土产、城池、祀典、山陵、宫殿、宗庙、坛壝、馆阁、苑囿、府第、公廨、监学、学校、书院、楼阁、馆驿、堂亭、池馆、台榭、桥梁、井泉、关隘、寺观、祠庙、陵墓、坟墓、古迹、名宦、迁谪、留寓、人物、科甲、题咏等三十八门（22）,并附载引用书目，内容丰富。与《大元大一统志》“篇帙浩繁”相比，该志文省而事增，“取舍惟当”（23）。之后，天顺五年（1461）编成的《大明一统志》也以南北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分区，以府州为单位，下设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山川、土产、公署、学校、书院、宫室、关梁、寺观、祠庙、陵墓、古迹、名宦、流寓、人物、古迹、列女、仙释等二十门，而殿以“外夷”各国，并增绘了全国总图和各布政使司分图。其内容更为丰富，涉及一个区域的方方面面，同时使志书构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得以充分展现。

三、《大明一统志》的史料价值
《寰宇通志》与《大明一统志》是明代影响较大的两部总志，权衡利弊得失，《寰宇通志》多侧重于名胜景物，缺少地图、道里、户口等内容的记载，而且《大明一统志》颁行后，《寰宇通志》即被毁版，故流传不广。两相比较，《大明一统志》主要是在《寰宇通志》的基础上增补、删订而成，所不同者为沿革部分。在卷数上，《大明一统志》有所减省：《寰宇通志》一百一十九卷，《大明一统志》九十六卷；在内容上，《大明一统志》记述简要，且祀典、府第、楼阁、馆驿、堂亭、台榭、井泉、关隘、迁谪、科甲、题咏等类目有所删并，而增加了流寓、列女、仙释等类目。在元、明、清三代一统志中，《大明一统志》篇幅最少。尽管如此，《大明一统志》仍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事，为其他史志不可替代。其丰富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在政区建置方面，《大明一统志》所述政区建置以天顺年间为准，和《明史 地理志》比较，可以反映出明前后期的变化。如据《大明一统志图叙》记载府州县数：“为府一百四十九，为州二百一十八，为县一千一百五。”《明史 地理志一》载：“统之府百有四十，州百九十有三，县一千一百三十有八。羁縻之府十有九，州四十有七，县六。”
以南直隶凤阳府为例，《大明一统志》卷七“凤阳府”条下“建置沿革”载：“吴元年（1367）改临濠府。洪武三年（1370）改中立府，定为中都。七年（1374），改为凤阳府，自旧城移治中都城，直隶京师，领州四县十四。” 州有寿州、泗州、宿州、颍州，县有凤阳、临淮、怀远、定远、五河、虹、霍丘、蒙城、盱眙、天长、灵璧、颍上、太和、亳。《明史 地理志一》载：“太祖洪武元年升为临濠府。洪武二年九月（1369）建中都，置留守司于此。六年九月立中立府。七年八月曰凤阳府。领州五县十三。”州为寿州、泗州、宿州、颍州、亳州，县为凤阳、临淮、怀远、定远、五河、虹、霍丘、蒙城、盱眙、天长、颍上、太和。二书所载不仅所领州县有变化，而且中立府、凤阳府建置时间不一。其载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还可从〔成化〕《中都志》的相关描述中得到印证。

据《中都志》卷首柳瑛按：“国朝永乐戊戌（十六年，1418）、景泰甲戌（五年，1454），尝遣使分行郡县纂修地志。是时淮南州县但录《方舆胜览》所载而成书，淮北之志尤为脱略。今博采经史子籍，补其缺略，正其讹舛，所憾储书不多，闻见未广，尚俟博古君子正之。或曰：‘馆阁诸儒纂修一统志，已颁布天下焉，用子之志。’予谓：‘国志总天下之事，其法宜略；郡志载一郡之事，其记宜详，详略相因而不悖也。’”由此可知，《大明一统志》曾取材于《中都志》，二者成书距离不远，所记政区建置较为一致，只是二者详略不同，这也说明《大明一统志》取材和编纂原则与时限。

《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成书后，明代宗和英宗都亲撰序文，说明编修一统志的目的是为维护明朝的统治服务。如代宗在序文中云：“太宗文皇帝尝思广如神之智，贻谋子孙以及天下后世，遣使分行四方，旁求故实之凡有关于兴者采录以进，付诸编辑。事方伊始，而龙驭上宾。因循至今，而先至未毕，则所以成夫继述之美者，朕焉得而缓乎？窃尝观之，善其事者莫先于智，智者所谓务其已然之迹也……此朕于是编，所为惓惓而不敢少缓也。间与二三儒臣商之，使或先后有一未备，不足以全其美，乃复遣人采足其继，俾辑成编……藏之秘府，而颁行天下。”说明此次修志，不仅在于完成明成祖未竟之业，而且“察古今事物之异……以左右民之志于悠久”，“盖不独以广朕一己之知，而使偏方下邑、荒服远夷，素无闻见之人，咸得悉睹而遍知焉。”（34）

英宗在序文中阐述：“朕念祖宗之志，有未成者，谨当记述。乃命文学之臣，重加编辑，俾繁简适宜，去取惟当，务臻精要，用底全书。庶可继成文祖之志，用昭我朝一统之盛。而泛求约取，参极群书，三阅寒暑，乃克成编，名曰《大明一统志》，著其实也。朕于万几之暇，试览阅之，则海宇之广，古今之迹，了然尽在胸中矣。既藏之秘府，复命工锓梓以传。呜呼！是书之传也，不独使我子孙世世相承者，知祖宗开创之功广大如是，思所以保守之惟谨，而凡天下之士亦因得以考古今故实，增其闻见，广其知识，有所感发兴起，出为用世，以辅成雍熙泰和之治，相与维持我国家一统之盛于无穷，虽与天地同其长久可也。”（35）更明确道出修志在维护国家一统统治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2． 体现了明朝官修方志的制度
中国方志发展的突出标志，就是官修制度的确立。官修制度的确立，不仅是方志编修正常化和规范化的显现，而且更为修志活动提供了人财物诸方面的保障。从隋唐开始，方志由私撰为主变成了以官修为主。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为编修《九域志》朝廷下令设置九域图志局，此为国家设局修志之始。元代为编修一统志，不仅制定统一的范例，而且督令地方撰送图志，并设置专门机构，组织专门人员从事此事。明朝继承前代制度，其一统志的编修无论是人员的筛选、资料的搜集，还是编修凡例的制定，都是在皇帝的直接参与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