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
这两个社会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存在不平等的阶级。而附属于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就需要为这种不平等做辩护。这在潜移默化中给知识分子带来两个不好的倾向。其中一个结果是精英主义,也就是是一种看不起劳动人民,而抬高知识分子的思想,或者说是“人上人 ”的思想。不但看不起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还会相互之间看不起(如“文人相轻”)。这种精英主义还让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脱离,因而也就使知识分子往往容易犯空谈的毛病。在很多专家学者上,我们能够看到这种毛病,在许多学生身上,我们也能够看到这种毛病。另一个倾向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事脑力劳动,这样的劳动往往是个体的、手工的,这种特性使得知识分子很容易有自由主义的特点。因而要知识分子遵守严格的纪律,学会过集体的生活是不那么容易的。这两个毛病和问题至今仍然毒害着大多数知识分子。
这两个毒素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漫布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仍然不会马上消亡。文化大革命之所以首先从文化领域开始,也是因为在当时的文教体系中,不仅有无产阶级的思想,还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作祟。然而,资本主义不但会产生依附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会产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方面是因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某些知识分子看到了社会前进的方向,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因而转到了工人阶级这一边来,还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大量的知识分子无产化了,使得脑力无产者增多了。无产阶级的队伍更壮大了,这是好事情。革命过程中需要知识分子,革命以后的建设和继续革命也需要知识分子。但是这个过程是不是抹杀掉了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这一任务呢?没有。因为前面所讲的两个毒素还存在于知识分子的头脑之中。知识分子即便作为脑力无产者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但是指望着这个阶层自己团结起来独立地(或作为主力地)去进行战斗还是不行的。而且,虽然他们沦落到了无产者的地位,却是无产者中的上层,在这个阶层中,工人贵族很多,这不能不对这个阶层的战斗性和觉悟性产生非常严重的腐蚀作用。他们一方面痛恨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却又觉得自己还不是社会的最底层,好像还受了点资本主义的好处。所以,革命的知识分子要坚持革命,就要坚定不移地与工人阶级(尤其指最具有革命性的产业工人)相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向人民群众学习他们那斗争的坚定性与勇敢精神,学习他们的集中性与纪律性,克服自己的精英主义和个人主义,巩固工农立场和感情,增强组织能力、宣传能力以及其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