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于生计，灾民流向城市
　　由于灾荒的频发，使得广大灾民已经无法在家乡生存，所以他们开始向城市迁徙，很多农民此时已经是一无所有的饥民，迫于生计，成千上万的灾民不得不涌入城市。在农民的观念中，城市里的繁华和热闹意味着更多的生存机会，于是每有大灾来临之后，便会掀起一阵灾民入城的高潮，人数之多，规模之大，令人震惊。同治八年，湖南春夏多雨，江湖并涨，广大地区被淹，造成大量灾民纷纷入城逃荒，“省城领赈灾民，已增至五万人，而雨势未已，甚为忧之。”［6］光绪四年，京师及直隶春旱严重，加上瘟疫盛行，造成大量灾民无地可耕，无家可归，“光绪四年之春，畿辅旱灾，秦、晋、豫皆大灾，民之流亡以亿万计，其中十之一奔赴京师。一时士大夫盱目伤心，仗义争光，率钱聚米，号呼相救。”［7］在灾害颇为严重的河南，灾民入城现象更是如此。光绪二十七年，河南大旱，并伴有风、雹灾害，革职留任的河南巡抚松寿上奏中说：“即以省城内而言，贫民麕集，行乞坐卧，填溢街衢。……每日就食饥民五千六百余人之多，其续来者尚络绎不绝。”［8］同样是灾害频发的湖北，也出现了大量灾民入城求食的现象，“汉阳府属之汉口镇……即有本处无业贫民与夫邻境被水之户，多在依山傍麓，搭棚栖止，逐日增加，大小男妇不下二十余万口之多。”［9］

　　逃荒饥民入城之后的生活状况
　　在灾荒期间，不但农村受灾非常严重，同样灾情也直接影响到了城市的生活。广大灾民进入城市之后，才发现城市并不是他们想象的天堂。由于同时受灾的比较广，众多的灾民大都选择前往就近的城市逃荒求食，因此，一时间城市里也是饥民如织，人满为患，已经超出了各地方城市所能承受的安置能力，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因此各地方官员开始截回甚至是阻止灾民继续入城。道光二十八年，江苏洪水泛滥，“高、宝一带被水，贫民南下，先经臣督饬地方官查办劝捐留养事宜，一面咨会浙江，如有越境觅食者，即分别截回妥办。”［10］由于近代城市发展水平的限制，对于灾后的救助能力十分薄弱，灾民进入城市之后，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有留养难民，杂处祠门，藉占寝地，酿成湿疾，时疫又兴。死亡相继，妇哭儿啼，遗溺遍地，难与为邻。”并且“有邻近移来病者，因限额不能滥收，甚至投河而死；且有因戾气所蒸，十死其二、三，其余俱而他行者。”［11］光绪四年，由于山西、河南大旱，出现百年不遇的饥荒，众多灾民陆续前往京师、直隶逃荒，御使刘恩溥上奏：“窃五城地面向设收养贫民之处，不一而足。近日外来贫民日多一日，实不能容。粥厂虽多，而领粥之人太广，每日竟不得一饱。”面对如此状况，“驯良者，沿门告乞，忍饿以全生；桀骜者沿街抢夺，舍命而不悔。闻近来老幼暨妇女辈，凡街市行走者，其负载物件及首饰等，辄欺其不能追捕，任意肆抢。”［12］

　　饥民入城对城市生活的影响
　　中国近代的自然灾荒对于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对于占全国人口总数90％的农村人口，影响更是首当其中的。一旦遇到较大的灾害，也就意味着已经丧失了生存所需的基本条件，城市的富饶和繁华吸引着这些即将对生活绝望的灾民，因为那里有收容所，有救济会，也有施粥厂等等救助，于是大量逃荒饥民如潮水般涌入城市，这就对城市人口、社会秩序、阶层冲突等各个方面带来诸多的影响。首先，大量灾民涌入城市之后，使得城市人口出现较大增长。据美国学者（K．Skinner）估计，1843年，中国城市人口为2072万人，城市人口在全国人口的比重约为5．1％；到了1893年，城市人口上升至2351万人，城市人口比重上升了0．9个百分点，接近6％。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深重灾荒的推动下，广大灾民进入城市，推升了城市人口的增长。由于中小城市受到规模和经济实力的限制，又促成了人口向资源和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大城市的集中，以上海为例，上海1843年人口为23万，1852年迅速增至54万余人，到1890年上海人口已达82万5千，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工业化大城市。同时，大量人口进入城市之后，也为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发展注入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扩大了社会分工，为已经启动的早期工业化提供了强大的劳动力支撑。其次，灾民入城打乱了城市的正常生活秩序，降低了城市生活水平。城市人口的剧增，必然带来城市就业机会的大幅度竞争，在中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城市工商业发展层次非常低，城市吸纳功能水平也比较低，因此很难全部吸纳这么多灾民进入到城市的各个就业岗位上，“吉林现在流民以较土著加倍，非仅目前乏食可虑，更恐日后不无失业之虞”。［13］灾荒导致农业生产力大幅度倒退，农村对于城市的物质供应也开始出现局部中断，造成城市基本生活物质匮乏，“初五、六、七三天，各乡人不能挑菜进城，城内居民几至断炊，市面冷落更无论矣。”［14］由于工业发展的缓慢，城市提供不了足够的工作机会给灾民，因此贫民的大量集中反而会加剧城市的失业状况。频繁严重的灾荒，所产生的大量灾民，入城之后也往往孕育着很多社会不安定因素。他们为饥饿所迫频临绝境之时，就可能会越轨犯禁，官府虽然竭力镇压，但是无奈饥民众多，无法有效遏制，“上年旱荒，四乡贫民，向富户乞食，打门敲户，集众喧嚷。余虽到处弹压，不能禁也。”［15］更有部分难民沦为盗匪，这些都对城市现有秩序造成很大的冲击。最后，生存空间的压缩也滋生了城市居民与逃荒饥民之间的对立和矛盾。随着灾荒的蔓延，在中国几乎各个城市都已逃入大量的难民，为了能够生存下去，老实善良的求食者便只有乞讨度日，或者是忍受饥饿之苦，性情暴虐的难民则沿途抢劫路人财物，甚至绑架勒索。久而久之便演化成了市井之徒、黑帮分子，他们把持码头，收取各商铺保护费，对于城市中正常的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消极影响，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着城市居民与入城难民之间的矛盾。由于入城难民的抢夺粮食财物，于是官府开始捉拿那些不守规矩的难民，强制遣返入城难民。“十四日，粮差四处捉拿入城灾民。十五日，农民入城将县署内部器具捣毁。”［16］“常德水灾民荒，鏊集数千人，以拥进城内呼号，哀鸿困围绅富李亨泰住宅，适与电局贴邻，该剧骇甚。”［17］宣统元年，湖北江水暴涨，水灌武昌、汉口城内，灾难深重，广大灾民流离失所，无处求食，不得不聚众请求官署给予救助，“去腊各署被灾饥民，来武汉就食者十四万余人，年底经官商施舍米粥，再加以军队极力弹压，始免滋扰。讵今年汉阳县粥厂遽尔停止，诸饥民求食不得，遂聚集男妇老幼数千人，于元宵节晚来九钟，蜂拥至县署，团团围闹，时县令张振声，见势甚汹汹，当将署门紧闭，立用电话飞请镇协两署迅派军队弹压，幸即解散。”［18］入城灾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在日后为城市中贫民仇富心理的形成埋下了隐患。

　　总之，晚清时期灾荒频发，入城灾民在数量上达到了非常大的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层次。灾民入城之后，给城市工商业发展带去众多劳动力，城市从业结构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进一步健全了城市的服务体系，强化了作为城市应具备的服务职能。但是同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城市的容纳水平有限，大量人口的进入，造成了城市生活水平的降低，社会治安的动荡，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凸显出政府在灾民社会流动方面的调控能力的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