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清朝前，我们先看看，日本的闭关锁国是什么样子：
　　以1633年（日本宽永10年）到1639年（日本宽永16年）发布5次“锁国令”为标志，主要内容是禁止日本人出入国门，取缔天主教，禁止葡萄牙人来日本等。
　　在禁止出海方面，1636年禁令中称，严禁派遣日本船和日本人到外国，如有偷渡者处死罪。已去外国定居的日本人，若返抵日本，即处死罪。
　　禁止天主教方面，1636年禁令中称搜捕天主教传教士，若发现外国人传播天主教的一律逮捕下狱，外国人在日本所生子女，以及接受这些子女作为养子养女的人，一律判处死罪。
　　在对外贸易方面，日本早在1641年就关闭了除长崎以外所有对外贸易港口，只允许与中国、荷兰通商，而且规定每年与中国的贸易量不超过6000贯，与荷兰的贸易量不超过3000贯。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虽在对外交往和贸易上严格奉行锁国令，并非是其也完全不重视文化交流，徳川幕府在长崎设有“风说役”，专门搜集从中国和荷兰来的商人们的言谈，同时，八代将军徳川吉宗出于个人对西方书籍的喜好，也放宽了对荷兰书籍的流入和翻译的禁令。
　　综合看，日本的锁国令主要针对的是对外贸易层面，和普通人的对外部交往方面，就文化交流上，至于幕府将军乃至武士阶层的影响并不大，但到了贸易层面，日本国小物资贫乏，这种主动断绝对外贸易的行为，对国内势必造成巨大影响。

　　传统上中国所谓的“闭关锁国”是指什么？
　　1757年（乾隆22年）清廷下令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三处对外贸易港口，只余广州“一口通商”，以后在1759年（乾隆24年）、1809年（嘉庆14年）、1831年（道光10年）、1835年（道光15年）先后又颁布了《防夷五事》、《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等条令，主要对来华外国人的活动进行各种限制，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彻底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标志。
　　但是，1757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促使乾隆皇帝下了这样一道命令？
　　原来，清廷在康熙朝后期开放海禁，沿海地区贸易发达，仅苏州一地就有船千艘出海，几百船的货物卖给外国人，而且前来贸易的外国商船无不携带武器，这种情形引起了乾隆皇帝的忧心，尤其是担心江浙良港宁波会变成第二个澳门，于是下令关闭三处海关，只留下广州一处海关作为通商口岸。

　　就在这种情况下，还发生了洪任辉闯关事件，更坚定了乾隆皇帝闭关的决心。
　　原来，洪任辉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翻译，1757年前两年，他带船绕过广州海关，在宁波海关进行贸易，由于宁波海关的税率远低于广州海关，让他尝到了甜头，此后两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商船都在宁波入关。
等到乾隆皇帝1757年禁令下达，洪任辉接到东印度公司的指使，试图在宁波闯关贸易不成下，竟然一路北上天津，试图直接上书乾隆皇帝，以达到重新开关恢复在宁波贸易的目的。
　　这种行为自然不会被一向自大的乾隆皇帝所容许，这件事的结果是洪任辉被驱逐出境，替他写状纸的中国人被斩首，清朝进一步加强了“一口贸易”的禁令。

　　清廷的禁海令影响海上贸易？
　　通过对比中日两国的闭关锁国，我们会发现，日本是在1633年发布锁国令后，不断加强这一禁令，但清廷却是在1757年才开始颁布一口通商的禁令，在此之前，清廷在做什么？
　　有人会说了，禁海啊，清廷一早就在实行禁海令。可是，如果真是禁海的话，会有乾隆皇帝看到的苏州一港千船贸易的景象么？
　　事实上，关于清廷实行海禁的时间段，大约是在顺治十二年（1655）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实行了比较严格的海禁，康熙五十六年（1717）至雍正五年（1727）实行了部分地区海禁。

　　顺治十二年（1655）、十三年（1656）及康熙元年（1662）、四年（1665）、十四年（1675）五次颁布禁海令（《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0第一页；卷692第一页；卷776第三页。）；顺治十七年（1660年）及康熙元年（1662）、十七年（1678）三次下达“迁海令”（《东华录》顺治十七年九月癸亥条；康熙十七年闰三月丙辰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第三页。），以图断绝大陆人民对台湾郑成功的支援，禁止沿海居民出海经商。但对于外国商船来中国贸易，则不在禁止之列。
　　从这里可以看到，即使在清廷禁海期间，清朝也并非是闭关锁国，对外的交往并未因此而中断。当然，这种禁海令首先损害的就是中国百姓的利益，尤其是沿海各省百姓，因此当台湾郑家归降后，提出解除禁海令的声音就在清廷内部发出来。
　　其实，还在台湾郑家没有被征服的时候，清廷的中央大员与地方督抚们，关于是否解除禁海令有过一番争论：
武英殿大学士明珠、直隶巡抚李光地等人主张坚决执行禁海令，主张宁可少要一些钱，也不能和外国贸易，以免引起不虞。
　　而闽、粤、浙、苏各省的地方官吏，却竭力反对禁海，主张开海贸易。康熙十五年（1676）始，江苏巡托慕天颜、福建总督范承谟、巡抚吴兴作、广东巡抚李士桢及监察御史李清芳、工科给事中丁泰等，不断向清帝上疏，反映实行海禁所造成的经济衰败、财政困难、百姓失业和铸铜枯竭的情况，认为只有开海禁贸易才能解决“谷贱伤农”、“赋税日缺、国用不足”和铸铜“匮拙”等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六第一四页；江日昇：《台湾外纪》卷六。）
　　于是，在台湾郑氏被征服后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正式停止海禁：“今海内一统，宇宁谧，满汉人民相同一体，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开海贸易”。（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市籴》）
第二年，清廷颁布四处海关：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粵海关，以管理对外贸易。

　　清廷真的施行过闭关锁国？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757年，由于洪任辉（James Flint）违反法令闯关贸易，以及对外国商船的忧虑，清廷宣布关闭三处海关，只留广东的粵海关进行贸易。
　　这道命令看似说明了清廷的闭关锁国，但是问题来了，清廷与俄国商队的陆路贸易口岸张家口并未关闭，而且运转良好，俄国商队三年一次来中国的贸易始终在进行，这也能说是闭关么？
　　而且，关闭三海关，只留粤海关的所谓一口贸易，并非是将其他三处海关完全关闭，此禁令的对象只是针对英国、荷兰等西方国家，对于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的西方殖民地国家，则并不在此限制之列，这些国家的商船仍然可以在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也就是云台山、宁波、漳州等地进行贸易，至于中国商人更是不在限制之列。

　　或许有人认为，清廷施行闭关锁国后，中国人就会像日本人那样被严禁出海，这种想法就大错特错了，虽然受到严格管制，但中国商人一直可以进行海外贸易，仅仅嘉庆二十五年（1820）前后，驶往东南亚的帆船共295艘，这些这些商人也是不受一口贸易限制的。
　　如果认为一口贸易禁令施行后，对英国、荷兰的对华贸易产生影响，也是错误判断，因为，乾隆二十三年（1758），就是禁令施行的第二年，至道光十八年（1838）到粤海关贸易的商船共5107艘，平均每年为63．8艘。其中，以英国的商船最多，乾隆五十四年（1789）为58艘，占外商船总数的67％；道光六年（1826）为85艘，占外商船总数的82％；道光十三年（1833）为107艘，占外商船数的80％。（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四，《市舶》；张天护；《清代法国对华贸易问题之研究》，载《外交月报》第8卷第6期。）
　　综上，清廷从海上贸易看，与所谓的闭关锁国完全没有半点关系，可以说，所谓的乾隆帝1757年禁令，并不足以成为闭关锁国的标志性发令，更应当被看作一个大国对自己海关和海外贸易进行管理的象征，是国家关税自主的一个标志，与教科书上灌输的“野蛮黑暗的”闭关锁国毫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