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禁自元朝开始。后被明清所继承和强化。海禁虽然对元朝海外贸易没有产生重大影响,但它表明封建统治者试图加强对海外贸易的控制‘了解元朝海禁有助于全面理解元朝的海外贸易政策,并从中管究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走向。关键词元朝海禁市舶司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一《以科一一自汉代明确一记载我国通过海道与其它国家进行贸易以来,随着海外交通的发展,海外贸易有了长足的进步,到元朝更是规模空前。元朝海外交通的发达为其开展海外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深,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三’陇,形象地说明了元朝与海外诸国贸易的繁荣。但在其海外贸易兴盛的同时,元朝也曾出现过四次“禁商下海”,并曾罢废过市舶机构,而在有关元朝海外贸易的论著中,对此关注甚少。
一、元朝海禁概况及其原因元朝海禁时兴时废,从元世祖末年起,到英宗至治二年结束,其间出现四次海禁。第一次海禁起于至元二十九年八月③,世祖“以征爪哇,暂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开始,到至元三十一年,“成宗诏有司勿拘海舶,听其自便”川阴结束。第二次海禁于大德七年以“禁商下海”取消市舶机构开始,到武宗至大元年,“复立泉府院,整治市舶司事。”〔“’犯市舶机构自唐中叶以来,一直是管理海外贸易的主要机构,其兴废与海禁密切相关,因此,“整治市舶司事”表明第二次海禁结束。第三次海禁自武宗至大四年取消市舶提举司开始,“至大四年罢之,禁下番船只”川叨,,至仁宗延佑元年七月,“诏开下番市舶之禁”,复立市舶提举司。最后一次海禁从延枯七年四月以英宗“罢市舶司,禁贾人下蕃”’附,开始,至英宗至治二年三月,“复置市舶提举司于泉州、庆元、广东三路”川附‘,第四次海禁结束。此后至元灭亡,市舶机构没有再发生变化。
纵观有元一代,海禁并不是元朝的既定国策,之所以出现四次海禁,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元统治者对外征伐而导致海禁,尤以第一次最为明显。元世祖并不满足于对南宋的征服,积极向外扩张势力。他首先将目标锁定在占城,由于占城人民的坚决反抗,终未成功。随后元朝统治者又把目光对准爪哇。因爪哇在南海诸国中实力较强,元世祖认为只要征服爪哇,则“其余小国即当自服”川’“’。至元十六年、十七年两次遣使爪哇,但均未成功。至元十八年十一月元世祖又“诏谕爪哇国主,使亲来勤”川代翔,被拒绝。至元二十六年,爪哇国王葛达那加刺将元朝使臣孟琪默面送回,忽必烈以此为借口,于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以泉府太卿亦黑迷失、邓州旧军万户史弼、福建行省右承高兴并为福建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将兵征爪哇。”·扛’弘”’但因跨洋作战,且受爪哇国内政治斗争影响,最后终于失败。至元三十年十二月,“平章政事亦黑迷失、史弼、高兴等无功而还,各杖而耻之仍没其家货三之一。”〕叩在战争期间,为防止海商向爪哇通报信息,出售军械,元政府实行了海禁,但这种海禁往往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解除。
二为约束权豪、势要经营海外贸易,维护元朝的“官本船”制度。元朝“官本船”制度是其海外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古代官方控制和经营海外贸易的一个典型。所谓“官本船”制度,即由官方出钱出船,委托商人经营的一种官本商办的海外贸易模式。早期由政府贷款给海商进行海外贸易,后由政府直接经营。至元二十二年正月,卢世荣提出了“于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书的新建议,这一建议得到元世祖的认可,《元史·食货志》将其称为“官自具船、给本,选人人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同时元朝政府又规定“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蕃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川’理。由于元朝海外贸易获利甚丰,元朝政府不时颁布禁令,禁止私商下海,妄图垄断海外贸易的高额利润。史载“禁私贩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川在推行“官本船”制度的过程中,元朝初年那些海商大贾如朱清、张暄等人,拥有众多海船,每年获利无数,这些人又贿赂朝中官员,相互勾结,无疑对元朝“官本船”的海外利润构成威胁。为垄断海外贸易的巨额利润,政府往往对其进行约束、限制,当这种限制走向极端时,便发展为海禁。在元朝“官本船”制度较为严格的时候,也正是海禁较多的时候。由于“官本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在英宗至治三年,政府才一宣布,“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川摊,。
三约束违禁品的外流。元朝禁止出口的商品较多,规定“诸市舶金银铜钱铁货、男女人口、丝绵段匹、销金绩罗、米粮军器等,不得私贩下海,违者舶商、船主、纲首、事头、火长各杖一百七,船物没官,有首告者,以没官物内一半充赏,廉访司常加纠察。”’’沥《元史》中有多处多次声明严禁违禁品下蕃,如至元二十九年正月“禁商贾私以金银航海’,狄’仍。延佑元年,元朝政府重新修订颁布了新的《市舶法则》,扩大了出口商品的禁限种类。尤其是被元朝贵族视为珍品的金银,因开采量小,弥加珍贵,往往作为赏赐物赐与诸王、大臣等。自世祖后,元朝统治者用于赏赐的金银数量大为增加,如大德十一年六月,仁宗“以金二千七百五十两,银十二万九千二百两,钞万锭,币帛二万二千二百八十匹奉兴圣宫,赐皇太子亦如之”扛,。另外,铜钱的大量外流也造成元朝纸币的贬值。因此,有元一代对这些违禁品管理较为严格。当这些违禁品外流严重时,便通过禁海的手段阻止。
二、元朝开禁原因分析
元朝每次海禁的时间并不长,最短一次即第四次不足两年一,最长一次即第二次也不过五年一】。之所以禁后不久即开,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对外征伐的结束。元朝对外扩张主要集中在元世祖在位期间,元世祖征爪哇失败后,成宗一上台就“诏有司勿拘海舶,听其自便”理,,从而结束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自此以后,元朝再未因对外战争导致海禁。
二为满足元朝统治者对海外奢侈品的需求,也不能长期海禁。元朝统治者来自较为偏僻的蒙古大草原,对奇珍异物的奢欲,较之唐、宋王朝更甚一筹,他们提出了“以损中国无用之费易远方难制之物”川的方针。早在至元十年春正月,即“诏遣扎术呵押失寒,崔构持金十万两,命诸王阿不合市药狮子国。”一’扛‘”’至元十九年,“用中书左承耿仁言,以钞易铜钱,令市舶司以钱易海外金珠货物。”附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需求,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对此,明人丘溥曾说“元世祖在位之日,击缅甸,击爪哇,击占城,击日本,殆无虚岁……缅甸接于百夷,占城隔于交趾,爪哇、日本皆在炎天涨海之外,地势不相接也,兵刃不相及也,而必征之何哉利其所有耳。盖闻此诸国多珠贝宝石之类,欲得之耳。”川〔明颇为深刻地揭示了元统治者的奢欲之大。
三元朝政府为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维护封建专制政权,不得不重视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巨额利润,不可能长期海禁。元朝在忽必烈统治期间,任用汉儒,治理有方,国库充盈。但忽必烈死后,从成宗开始,大兴赏赐。成宗刚即位就允许中书省臣所奏“赐金一者加四为五,银一者加二为三”川‘’现,,此后,以各种名义滥赐金银、钱币和粮食丝帛。元贞二年二月,中书省臣言“陛下自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附马、勋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尽。”川,由于成宗继承了世祖殷实的国库,其财政问题不似后朝严重。到武宗时,滥赐之风愈演愈烈。武宗即位后不久,中书省臣上书说以“朝会应赐者,为钞总三百五十万锭,已给者百七十万,未给犹百八十万,两都所储已虚。”犷一月以后,中书省臣告急说“带藏空竭”。随着财政危机的加重,政府开始大规模借支钞本,预卖盐引,出现“今锉选、钱粮之法尽坏,凛藏空虚”犷“〕陈的状况。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元朝政府不得不依靠获利甚丰的海外贸易收入。自唐以来,海外贸易的收人在全国总收人的比例越来越高,有学者对宋元时期市舶收人在封建王朝财政收人中的地位作过评价。南宋初年,市舶收人占当时宋朝财政总收人的百分之十五,宋高宗绍兴末年,市舶收入在宋朝总财政收入中也还占百分之四点四左右,可见其地位之高。困’,一,,’,有关元代市舶收入有明确记载的是至元二十六年,“沙不丁上市舶司岁输珠四百金,金三千四百两”赴’”大德二年元朝的“岁人之数”是“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川’,。可见,元朝每年的收人不断增加。因此,尽管我们无法精确计算出市舶收人在全部财政中所占具体比例,但其比重很大则是没有疑义的。如此大的一笔收人,元朝政府自然不会轻易放过,难怪乎时人称之为“此军国之所资”只’,川,这也是每次海禁不久之后,重又开禁的重要原因。
三、元朝海禁的特点及其影响
从以上元朝海禁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元朝海禁与以后’的明清海禁不同,有着自己的特点。
一是每次海禁与开禁大都在新旧皇位交替时发生。如第一次第二次开禁都是在成宗武宗刚即位不久,第三次第四次海禁时,仁宗英宗也是刚刚登皇位。之所以大都发生在皇位交替之时,是因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皇位导致人事的大变动,新旧交替之时政策往往有所调整。
二是海禁时间短政策不具有延续性。元朝四次海禁时间总共年,仅占元朝统治近一百年的十分之一左右。而明朝从洪武四年规定“严禁濒海居民守备将卒私通海外诸国’,,川开始海禁,直至年明成祖上台。嘉靖二年因日本商使互争真伪,又“罢市舶司’,,“申严海禁”,川脚一到隆庆元年开海后,仍对日本厉行海禁,前后有近百年。清朝人关后继承明朝的海禁政策,康熙二十三年,“始开江浙闽广海禁”叹‘’康熙五十六年以防海盗为名,“禁止南洋往来”「”〕‘’吸。后虽一度弛禁,但总的来讲,其海禁越来越严,直到年被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为止,海禁时间更是长达百余年、、与明清两朝海禁比较,元朝海禁无论绝对年限的长短还是在整个朝代中所占比例均低,而且元朝的海禁政策不具有连续性,开国几十年和后期均无海禁。
三是禁民不禁官,禁内不禁外,海禁期间仍有外人来华贸易。每次海禁主要是针对民间私商,如“延佑元年,复立市舶提举司,仍禁人下蕃官自发船贸易”〕’理扔。一方面重新设立市舶机构,允许官方所控制的“官本船”贸易,一方面又禁止私商下海。值得注意的是,元朝即使是在海禁期间也允许外人来华贸易,政府甚至还采取一些鼓励措施招徕外商。至元二十九年十月‘旧本舟至四明,求互市”川既,而八月已禁海。至元三十年四月,行大司农燕公楠、翰林学士承旨留梦炎言“杭州、上海、澈浦、温州、庆元、广东、泉州置市舶司凡七所,唯泉州物货三十取一,余皆十五抽一,乞以泉州为定制”,皇帝“从之”。“〕四这说明第一次海禁时不但有日本人来华贸易,而且还减轻抽货比例,鼓励外商来华贸易。第二次海禁时,成宗大德十年四月甲子“楼商有庆等抵庆元贸易,以金恺甲为献,命江浙行省平章阿老瓦丁等备之。”川武宗至大二年枢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巴’这说明第二次海禁时,同样有外国商人来华贸易。第四次海禁时,延佑七年‘五月‘·遣使榷广东番货”汇〕附,此前四月已禁海。若无外国船只来华从事贸易活动何来番货这些史实都说明海禁时,主要针对中国私商下蕃,并不禁止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明清海禁期间虽然也有海外诸国来华进行“朝贡贸易”,但其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且对其限制也比元朝严格得多。这也是元朝海禁与明清海禁一个很大的不同点。
元朝海禁与明清海禁之所以不同,它们实行海禁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背景有差异是一个重要因素。有元一代,国家空前统一强大,没有边患之忧。而明朝北有蒙元残余势力威胁,南有“楼寇”之患,后期还面临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侵略。清朝与明朝情况相似,先有郑氏集团抗清,随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逐步加大对中国的侵略。明清两朝所面临的安全形势与元朝相比已大为恶化。这使得元明清三朝海禁虽然同名,但表现出来的特点却大有不同。元朝海禁就其影响而言,由于其海禁持续时间短,政策也不具有延续性等特点,使得海禁对元朝的海外贸易没有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元朝海外贸易的繁荣大大丰富了国内市场,也促进了江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川’,。元朝海禁没有打断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自身进程,为明朝资本主义的萌芽提供了便利条件。
但是,元朝海禁毕竟是唐宋开放政策到明清海禁政策的过渡,显示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对外政策开始有所转向。元朝海禁开中国海禁之先例,对后世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它表明封建统治者试图加强控制海外贸易。这一倾向被明清所继承和强化,从而阻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从这一点来讲,元朝海禁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也是我们研究元朝海禁的用意所在。
①有关元朝海禁,陈高华、黄世鉴、韩忧林等人的论文或著作中均有所提及但都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详悄参见陈高华《元代的海外贸易》,历史研究》,肠黄世鉴元朝史话》,北京出版社,韩濡林主编《元朝,,人民出版社,,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夏秀瑞、孙玉琴幻‘囚对外贸易史》第一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咫③第一次海禁的开始,陈高华等人认为应是至元三十年八月制定市舶法则二卜二条后,或与忽必烈之死有关。笔者以为以忽必烈征爪叱而’‘禁商泛海”更符合实际。详情可参见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参考文献仁〕元汪大渊著苏继厅校岛夷志略校释〔〕北或〔‘卜华书局,一【〕明宋镰元史仁〕北京中华书局,仁〕苏天爵元文类·市舶【〕文渊阁四库本〔续文献通考·市耀仁〕台湾新兴书局影印,民国一一四年【〕转引自夏秀瑞,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一册「〕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清张廷玉,等明史办,〕仁京‘,华书局,【〕赵尔哭,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五〔〕台湾新兴书局影印,民国了一一四年仁〕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一、元朝海禁概况及其原因元朝海禁时兴时废,从元世祖末年起,到英宗至治二年结束,其间出现四次海禁。第一次海禁起于至元二十九年八月③,世祖“以征爪哇,暂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开始,到至元三十一年,“成宗诏有司勿拘海舶,听其自便”川阴结束。第二次海禁于大德七年以“禁商下海”取消市舶机构开始,到武宗至大元年,“复立泉府院,整治市舶司事。”〔“’犯市舶机构自唐中叶以来,一直是管理海外贸易的主要机构,其兴废与海禁密切相关,因此,“整治市舶司事”表明第二次海禁结束。第三次海禁自武宗至大四年取消市舶提举司开始,“至大四年罢之,禁下番船只”川叨,,至仁宗延佑元年七月,“诏开下番市舶之禁”,复立市舶提举司。最后一次海禁从延枯七年四月以英宗“罢市舶司,禁贾人下蕃”’附,开始,至英宗至治二年三月,“复置市舶提举司于泉州、庆元、广东三路”川附‘,第四次海禁结束。此后至元灭亡,市舶机构没有再发生变化。
纵观有元一代,海禁并不是元朝的既定国策,之所以出现四次海禁,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元统治者对外征伐而导致海禁,尤以第一次最为明显。元世祖并不满足于对南宋的征服,积极向外扩张势力。他首先将目标锁定在占城,由于占城人民的坚决反抗,终未成功。随后元朝统治者又把目光对准爪哇。因爪哇在南海诸国中实力较强,元世祖认为只要征服爪哇,则“其余小国即当自服”川’“’。至元十六年、十七年两次遣使爪哇,但均未成功。至元十八年十一月元世祖又“诏谕爪哇国主,使亲来勤”川代翔,被拒绝。至元二十六年,爪哇国王葛达那加刺将元朝使臣孟琪默面送回,忽必烈以此为借口,于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以泉府太卿亦黑迷失、邓州旧军万户史弼、福建行省右承高兴并为福建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将兵征爪哇。”·扛’弘”’但因跨洋作战,且受爪哇国内政治斗争影响,最后终于失败。至元三十年十二月,“平章政事亦黑迷失、史弼、高兴等无功而还,各杖而耻之仍没其家货三之一。”〕叩在战争期间,为防止海商向爪哇通报信息,出售军械,元政府实行了海禁,但这种海禁往往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解除。
二为约束权豪、势要经营海外贸易,维护元朝的“官本船”制度。元朝“官本船”制度是其海外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古代官方控制和经营海外贸易的一个典型。所谓“官本船”制度,即由官方出钱出船,委托商人经营的一种官本商办的海外贸易模式。早期由政府贷款给海商进行海外贸易,后由政府直接经营。至元二十二年正月,卢世荣提出了“于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书的新建议,这一建议得到元世祖的认可,《元史·食货志》将其称为“官自具船、给本,选人人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同时元朝政府又规定“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蕃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川’理。由于元朝海外贸易获利甚丰,元朝政府不时颁布禁令,禁止私商下海,妄图垄断海外贸易的高额利润。史载“禁私贩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川在推行“官本船”制度的过程中,元朝初年那些海商大贾如朱清、张暄等人,拥有众多海船,每年获利无数,这些人又贿赂朝中官员,相互勾结,无疑对元朝“官本船”的海外利润构成威胁。为垄断海外贸易的巨额利润,政府往往对其进行约束、限制,当这种限制走向极端时,便发展为海禁。在元朝“官本船”制度较为严格的时候,也正是海禁较多的时候。由于“官本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在英宗至治三年,政府才一宣布,“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川摊,。
三约束违禁品的外流。元朝禁止出口的商品较多,规定“诸市舶金银铜钱铁货、男女人口、丝绵段匹、销金绩罗、米粮军器等,不得私贩下海,违者舶商、船主、纲首、事头、火长各杖一百七,船物没官,有首告者,以没官物内一半充赏,廉访司常加纠察。”’’沥《元史》中有多处多次声明严禁违禁品下蕃,如至元二十九年正月“禁商贾私以金银航海’,狄’仍。延佑元年,元朝政府重新修订颁布了新的《市舶法则》,扩大了出口商品的禁限种类。尤其是被元朝贵族视为珍品的金银,因开采量小,弥加珍贵,往往作为赏赐物赐与诸王、大臣等。自世祖后,元朝统治者用于赏赐的金银数量大为增加,如大德十一年六月,仁宗“以金二千七百五十两,银十二万九千二百两,钞万锭,币帛二万二千二百八十匹奉兴圣宫,赐皇太子亦如之”扛,。另外,铜钱的大量外流也造成元朝纸币的贬值。因此,有元一代对这些违禁品管理较为严格。当这些违禁品外流严重时,便通过禁海的手段阻止。
二、元朝开禁原因分析
元朝每次海禁的时间并不长,最短一次即第四次不足两年一,最长一次即第二次也不过五年一】。之所以禁后不久即开,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对外征伐的结束。元朝对外扩张主要集中在元世祖在位期间,元世祖征爪哇失败后,成宗一上台就“诏有司勿拘海舶,听其自便”理,,从而结束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自此以后,元朝再未因对外战争导致海禁。
二为满足元朝统治者对海外奢侈品的需求,也不能长期海禁。元朝统治者来自较为偏僻的蒙古大草原,对奇珍异物的奢欲,较之唐、宋王朝更甚一筹,他们提出了“以损中国无用之费易远方难制之物”川的方针。早在至元十年春正月,即“诏遣扎术呵押失寒,崔构持金十万两,命诸王阿不合市药狮子国。”一’扛‘”’至元十九年,“用中书左承耿仁言,以钞易铜钱,令市舶司以钱易海外金珠货物。”附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需求,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对此,明人丘溥曾说“元世祖在位之日,击缅甸,击爪哇,击占城,击日本,殆无虚岁……缅甸接于百夷,占城隔于交趾,爪哇、日本皆在炎天涨海之外,地势不相接也,兵刃不相及也,而必征之何哉利其所有耳。盖闻此诸国多珠贝宝石之类,欲得之耳。”川〔明颇为深刻地揭示了元统治者的奢欲之大。
三元朝政府为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维护封建专制政权,不得不重视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巨额利润,不可能长期海禁。元朝在忽必烈统治期间,任用汉儒,治理有方,国库充盈。但忽必烈死后,从成宗开始,大兴赏赐。成宗刚即位就允许中书省臣所奏“赐金一者加四为五,银一者加二为三”川‘’现,,此后,以各种名义滥赐金银、钱币和粮食丝帛。元贞二年二月,中书省臣言“陛下自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附马、勋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尽。”川,由于成宗继承了世祖殷实的国库,其财政问题不似后朝严重。到武宗时,滥赐之风愈演愈烈。武宗即位后不久,中书省臣上书说以“朝会应赐者,为钞总三百五十万锭,已给者百七十万,未给犹百八十万,两都所储已虚。”犷一月以后,中书省臣告急说“带藏空竭”。随着财政危机的加重,政府开始大规模借支钞本,预卖盐引,出现“今锉选、钱粮之法尽坏,凛藏空虚”犷“〕陈的状况。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元朝政府不得不依靠获利甚丰的海外贸易收入。自唐以来,海外贸易的收人在全国总收人的比例越来越高,有学者对宋元时期市舶收人在封建王朝财政收人中的地位作过评价。南宋初年,市舶收人占当时宋朝财政总收人的百分之十五,宋高宗绍兴末年,市舶收入在宋朝总财政收入中也还占百分之四点四左右,可见其地位之高。困’,一,,’,有关元代市舶收入有明确记载的是至元二十六年,“沙不丁上市舶司岁输珠四百金,金三千四百两”赴’”大德二年元朝的“岁人之数”是“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川’,。可见,元朝每年的收人不断增加。因此,尽管我们无法精确计算出市舶收人在全部财政中所占具体比例,但其比重很大则是没有疑义的。如此大的一笔收人,元朝政府自然不会轻易放过,难怪乎时人称之为“此军国之所资”只’,川,这也是每次海禁不久之后,重又开禁的重要原因。
三、元朝海禁的特点及其影响
从以上元朝海禁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元朝海禁与以后’的明清海禁不同,有着自己的特点。
一是每次海禁与开禁大都在新旧皇位交替时发生。如第一次第二次开禁都是在成宗武宗刚即位不久,第三次第四次海禁时,仁宗英宗也是刚刚登皇位。之所以大都发生在皇位交替之时,是因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皇位导致人事的大变动,新旧交替之时政策往往有所调整。
二是海禁时间短政策不具有延续性。元朝四次海禁时间总共年,仅占元朝统治近一百年的十分之一左右。而明朝从洪武四年规定“严禁濒海居民守备将卒私通海外诸国’,,川开始海禁,直至年明成祖上台。嘉靖二年因日本商使互争真伪,又“罢市舶司’,,“申严海禁”,川脚一到隆庆元年开海后,仍对日本厉行海禁,前后有近百年。清朝人关后继承明朝的海禁政策,康熙二十三年,“始开江浙闽广海禁”叹‘’康熙五十六年以防海盗为名,“禁止南洋往来”「”〕‘’吸。后虽一度弛禁,但总的来讲,其海禁越来越严,直到年被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为止,海禁时间更是长达百余年、、与明清两朝海禁比较,元朝海禁无论绝对年限的长短还是在整个朝代中所占比例均低,而且元朝的海禁政策不具有连续性,开国几十年和后期均无海禁。
三是禁民不禁官,禁内不禁外,海禁期间仍有外人来华贸易。每次海禁主要是针对民间私商,如“延佑元年,复立市舶提举司,仍禁人下蕃官自发船贸易”〕’理扔。一方面重新设立市舶机构,允许官方所控制的“官本船”贸易,一方面又禁止私商下海。值得注意的是,元朝即使是在海禁期间也允许外人来华贸易,政府甚至还采取一些鼓励措施招徕外商。至元二十九年十月‘旧本舟至四明,求互市”川既,而八月已禁海。至元三十年四月,行大司农燕公楠、翰林学士承旨留梦炎言“杭州、上海、澈浦、温州、庆元、广东、泉州置市舶司凡七所,唯泉州物货三十取一,余皆十五抽一,乞以泉州为定制”,皇帝“从之”。“〕四这说明第一次海禁时不但有日本人来华贸易,而且还减轻抽货比例,鼓励外商来华贸易。第二次海禁时,成宗大德十年四月甲子“楼商有庆等抵庆元贸易,以金恺甲为献,命江浙行省平章阿老瓦丁等备之。”川武宗至大二年枢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巴’这说明第二次海禁时,同样有外国商人来华贸易。第四次海禁时,延佑七年‘五月‘·遣使榷广东番货”汇〕附,此前四月已禁海。若无外国船只来华从事贸易活动何来番货这些史实都说明海禁时,主要针对中国私商下蕃,并不禁止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明清海禁期间虽然也有海外诸国来华进行“朝贡贸易”,但其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且对其限制也比元朝严格得多。这也是元朝海禁与明清海禁一个很大的不同点。
元朝海禁与明清海禁之所以不同,它们实行海禁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背景有差异是一个重要因素。有元一代,国家空前统一强大,没有边患之忧。而明朝北有蒙元残余势力威胁,南有“楼寇”之患,后期还面临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侵略。清朝与明朝情况相似,先有郑氏集团抗清,随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逐步加大对中国的侵略。明清两朝所面临的安全形势与元朝相比已大为恶化。这使得元明清三朝海禁虽然同名,但表现出来的特点却大有不同。元朝海禁就其影响而言,由于其海禁持续时间短,政策也不具有延续性等特点,使得海禁对元朝的海外贸易没有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元朝海外贸易的繁荣大大丰富了国内市场,也促进了江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川’,。元朝海禁没有打断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自身进程,为明朝资本主义的萌芽提供了便利条件。
但是,元朝海禁毕竟是唐宋开放政策到明清海禁政策的过渡,显示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对外政策开始有所转向。元朝海禁开中国海禁之先例,对后世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它表明封建统治者试图加强控制海外贸易。这一倾向被明清所继承和强化,从而阻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从这一点来讲,元朝海禁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也是我们研究元朝海禁的用意所在。
①有关元朝海禁,陈高华、黄世鉴、韩忧林等人的论文或著作中均有所提及但都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详悄参见陈高华《元代的海外贸易》,历史研究》,肠黄世鉴元朝史话》,北京出版社,韩濡林主编《元朝,,人民出版社,,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夏秀瑞、孙玉琴幻‘囚对外贸易史》第一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咫③第一次海禁的开始,陈高华等人认为应是至元三十年八月制定市舶法则二卜二条后,或与忽必烈之死有关。笔者以为以忽必烈征爪叱而’‘禁商泛海”更符合实际。详情可参见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参考文献仁〕元汪大渊著苏继厅校岛夷志略校释〔〕北或〔‘卜华书局,一【〕明宋镰元史仁〕北京中华书局,仁〕苏天爵元文类·市舶【〕文渊阁四库本〔续文献通考·市耀仁〕台湾新兴书局影印,民国一一四年【〕转引自夏秀瑞,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一册「〕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清张廷玉,等明史办,〕仁京‘,华书局,【〕赵尔哭,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五〔〕台湾新兴书局影印,民国了一一四年仁〕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