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在破译北宋早期河南临汝窑八莲瓣注碗中的5组10个文字符号的同时，发现了中记载着中国之前的古——《》，据《周礼》记载：“中国古时候有三部易经即《连山易》、《》、《周易》，其中《连山易》、《归藏易》早已失传。”但在该县馆藏水书中发现了《连山易》水书一套5册。
据贵州商报报道，该报记者1月7日从贵州省荔波县有关部门获悉，该县现已征集到水书8100册，并组织专家翻译和研究，有了八方面的最新发现。
发现之一：在未征集抢救水书之前，只发现少量清末及民国时期的水书。征集抢救水书后，仅注录鉴定1516册，就发现清代各个时期的水书，同时还发现了明代手抄本及木刻本水书。
发现之二：在未开展征集抢救水书工作之前，专家称水族古文字仅有400多个，2003年起进行专门的研究和翻译后，加上异体字共1400多个。
发现之三：长期以来，一些从事研究水族社会历史的专家学者认为，水族先民应当来自北方，但一直难以考证。征集抢救水书后，专家学者们在荔波县档案馆馆藏水书中发现有“古人骑马驯化梅花鹿”的远古北方民族生活信息的记载，进一步印证了专家关于水族来自北方的推断。
发现之四：由贵州省档案馆转来的江苏省一民间收藏家收藏的北宋早期河南临汝窑八莲瓣陶瓷注碗上的五组10个符号，经该县著名水书先生欧海金、蒙熙能、潘玉山、潘老平的识读、辨认，完全是水族文字，并在该县馆藏水书中找到相同的符号记载。
发现之五：由江苏省一民间收藏家提供和该县水家学会会员潘永会从夏陶符号网上下载的夏陶24个符号，经聘请水书先生潘玉山、蒙熙能等共同破译，现不仅能全部识读、解释，还在县馆藏水书中找到了22个完全相同的符号。通过对夏陶符号的破译，有助于考证水族的历史及迁徙过程、有助于考证水族文字的起源年代、有助于解开困扰考古界40多年二里头遗址关于“夏都”的千古之谜、有助于认定夏陶符号就是一种原始文字。
发现之六：2004年12月在破译北宋早期河南临汝窑八莲瓣注碗中的5组10个文字符号的同时，发现了水书中记载着中国周易之前的古易经——《连山易》，据《周礼》记载：“中国古时候有三部易经即《连山易》、《归藏易》、《周易》，其中《连山易》、《归藏易》早已失传。”但在该县馆藏水书中发现了《连山易》水书一套5册。
发现之七：2006年在征集和研究水书过程中，还发现一对“牛角水书”。
发现之八：2006年3月26日，在该县“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玉屏镇水甫村水族石棺墓群中，新发现了一座有300多个水族文字和22个图腾的墓碑，待水书专家进一步进行解读和破译。
目前，该县聘请了专门的水书翻译人员，对进馆水书原件进行了研究翻译，现《亥子丑卷》、《春寅卷》、《九星预测卷》、《营造卷》、《婚嫁卷》等10册已翻译成汉文，约120万字。其中已注译国际音标注音的有4册，约42万字。目前，正编纂《荔波县馆藏水书总目提要》、《水书营造安葬选课汇编》、《水书字典》等工具书籍，《陆道根源》、《甲子卷》等也在翻译中。
奇异之处一：
据《周礼》记载，中国古时候有3部《易经》，即《连山易》、《归藏易》、《周易》，其中《连山易》和《归藏易》早已失传，但在贵州省荔波县的馆藏水书中却发现了《连山易》，水族人则称之为“连山卦”。
奇异之处二：
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是研究中国夏文化的重要遗址之一。两年来，荔波组织几十位精通水书的水书先生对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夏代陶器上24个符号进行辨认、识读，已破译出一半以上符号的含义；更令人惊奇的是，在现存的水书文献中，找到与夏陶符号完全相同的文字符号就有13个。水族古文字与夏陶符号的相同，有助于认定夏陶符号就是一种原始文字，而且说明古老的水族文字可能是夏文化遗存的一脉，说明水族先民至少在夏商时期与汉民族的发展是并行的，水族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
关于水书：
2002年3月，有象形文字“活化石”之称的“水书”，被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列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而且被认定为40件（组）文献档案中的4件精品之一。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其列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谁创造了水书？
传说水族文字是水族的一位名叫陆铎公的先祖创造的。他花了6年时间创制文字，起初,水族文字多得成箱成垛,堆满一屋子,后来天帝派天将烧了装着文字的房子。陆铎公生怕再遭天帝算计,此后全凭记忆把文字装在肚子里。
水族人自称“睢（音sui）”，把自己祖先创造的文字和用这种文字写成的典籍统称为“泐（音le）虽”。“泐”在水语里含有“书”和“字”两种含义。所以人们一直把这种文字和用这种文字记录成册的书籍统称为“水书”。
很多专家认为，水书相当于汉族的《易经》，它记载了水族古代天文、地理、宗教、民俗、伦理、哲学、美学、法学等文化信息，是水族的百科全书。
传说“水文字”是一个叫陆铎公的人创造的。在贵州省独山县水岩乡水东村，当地的水族和布依族人都用布依语和水语吟唱一首古老的民谣，好在笔者是地道的布依族，听后翻译成汉语是这样的：“有个老人叫陆铎，四季居住山洞中。青石板上造文字，造得文字测吉凶。所有良辰全送人，等到自己造房时。书上已无好日子，无奈只好住洞中。若问深洞在哪里，就在水岩和水东。”
由此看出，陆铎公造字不仅仅是民间传说，像是有根源和依据的，而且造字的地点就在今天的独山县水岩乡水东村一组（地名：纳表）或二组（地名：龚陇）寨子的山洞内。
在民国三年编印的《独山县志》卷十三“风俗篇”中，笔者也发现有对水族水书的描述：“南疆苗蛮各种，皆无文字，惟水家独创反书，略似小篆也。”其时，人们对水族人称“水家”，水家的“水”字还加反犬边旁，这种带有歧视色彩的语言说明了社会对水族人民的偏见。但是，人们不得不承认，水族人民是南疆各民族中惟一能独创自己文字的伟大民族。
水书为何神秘？
水族古文字沿用至今,具有深厚的文化精神依托和底蕴支撑。现在,水族古文字在水族社会中,仍然具有神圣而崇高的地位,对写有水族古文字的水书,哪怕是一张纸屑,人们都不能跨之、坐之、踩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几千年来，水书因其神秘的文字结构和特殊的用途，依靠手抄，口传而艰难地生长、成活于这一偏僻的地方。
水书的神秘，就在于它的“古”和“反”。
打开水书和古汉字甲骨文的文献加以对照，你会感觉到它们有一定的“姻缘关系”，仿佛一脉相生。甲骨文是100多年前才被人发现的，但水族地区的墓碑，有水书记载的目前已发现是明代的有两块。同时，荔波县还发现明代弘治年间水书的木刻本。我国由于出现两次民族大迁徙活动，其文字、语言就会自然地出现同源分化、融合的现象。去年五月，贵州省荔波县的水书先生对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夏代陶器上24个符号进行辩读，并与征集到的水书资料比较后，找到了十多个与夏陶符号完全相同的文字记载，从而破解了困扰考古界40多年的二里头遗址“夏都”的千古之谜。这至少说明水族先民在夏商时期就已存在。
水书的“反”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一些水文字的结构与地支类的汉字相反，如“子、丑、午、九、五”等字，其构字法可以反写、侧写、倒写，甚至很多图案以反为正。
其次，水书观念相反，神本意识浓重。因为创制水书的初衷是通鬼神、探玄机，与鬼神打交道，与鬼神对话等。所以水书典籍中神仪符号夹杂其间。
再次，水书的月份与汉族的日历顺序推算错位。如，水历的年终12月、新年正月对应夏历的8、9月。
水书独特的反写文字，来自于水族人民在各封建王朝的残酷统治下，长期受到歧视而形成的强烈的逆反心理。
为什么水书的传承极为艰难呢？
大多数水族人只能依靠上一代口传学习水语，会说，却看不懂文字，更无法了解其中的神秘内容。那些能看懂水书的人，则被称为与鬼神对话的巫师或牛鬼蛇神。所以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水书的传播和运用被人为地局限在宗教活动中，排斥了普通人学习与运用的主动性。加上这些文字都是通过手抄传承下来，越抄异体越多，致使同为水书先生却有不识彼此之字的现象不时出现。
成为水书先生，就要依靠水书为族人占卜凶吉、还愿祭祀等，这必然要求水书先生除精通水族天文历法外，更要通晓易卦、星象、之理，能推演凶吉、预测祸福、消灾避难。所以，能够运用水书进行占卜的人非常少。据《光明日报》报道：“三都县水族人口约占全国40万水族人口的一半，初步普查后，结果发现水族人口中懂水书者仅1000人左右，其中三都县约500人，其他地区估计也仅有500人。”随着时代的变迁，读懂水书、运用水书的人更是越来越少。因而，日渐稀少的民间“水书先生”同样是“水书”文化抢救与保护的重要内容。
水书的抢救和破译
随着散落于民间的水书得到收集和破译，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来到三都、荔波，长期住在当地，出资请水族人教他们水语。
在三都，随时都可感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对自己水书的热爱，县委、政府的牌子都用汉、水两种文字书写，有的商场店铺也将水书印在招牌上。接待和陪同我们的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梁卫民介绍了目前水书研究取得的成果，“目前已征集到水书手稿5618卷，完成了《泐睢•金堂卷》、《泐睢•日历卷》、《泐睢•时辰卷》、《泐睢•寿寅卷》4部的破译、注音工作，待定稿后便可以出版了。”
荔波县对“水书”的抢救工作也成绩斐然。除已征集到6000多册（卷）后，经过研究和破译又有了新的发现：
原认为“水书”最早发现于清末及民国时期，但从征集到的“水书”上，发现了明代手抄本及木刻版本的“水书”，这是目前国内保存的最古老的惟一孤本；
原认为“水书”只有400多个单字，但最新研究发现，如果再加上异体字，“水书”的单字约有1400个左右；
荔波县档案馆馆藏水书中发现有“梅花鹿”的记载。部分专家由此推断水族先民有可能来自北方，因为南方不是“梅花鹿”的繁衍和活动地区；
2004年12月，在荔波县玉屏镇水甫村的石棺墓群中的3个墓碑上发现了水族文字，由此对水书形成的时间又可向前推进几百年；
水书是水族文化的传承载体，在水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笔者在我国水族聚居地采访时发现，由于历史的变迁，工业的发展，汉文化传播的日益深入，水书赖以传承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传承人青黄不接、研究队伍人员匮乏等问题成为研究和传承水族文化的瓶颈——
水书文化流失严重传承艰难
周荣 文/图
贵州民族学院收集的水书
“水书先生”面临消亡
“水书先生”是指那些能看懂水书，“能与鬼神对话的人”，被称为“鬼师”或“师人”。专家学者们以“先生”冠之，表明了对他们的尊敬。这是因为，每位“水书先生”的头脑，就是一座水族文化知识的“活宝库”。
蒙熙能是水族地区较为出名的“水书先生”之一，现在贵州省荔波县档案馆无偿帮助有关专家、学者研究水族文化。
几年来，蒙熙能准确破译了水族古文字，促使荔波县档案馆近年来在水族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比如在水书中找到夏陶神秘符号，推断出水族先民可能来自夏代，水书可能与《周易》有密切联系等，引起国内外有关专家的兴趣和关注。
荔波县档案馆馆长姚炳烈感慨地对笔者说：“尽管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是地地道道的水族人，但因从小没有学过水族文字，看不懂水书。没有这些‘水书先生’，我们的研究将无从下手。”
或许是为了迁徒的方便，千百年来，水书和水族古文字的传承一般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传承，即祖传和选择徒弟传授。无论是哪一种，都只传男性，不传女性。
祖传方式是从祖辈传到父辈，再由父辈传到子辈，一辈辈往下传。一般传授的条件是，所传的子辈不仅自己愿意接受，而且还必须具有接受的基本能力和素质。
择徒传授是“水书先生”的儿子不愿意学或不具备条件学的情况下，“水书先生”才选择徒弟进行传授。选择徒弟比选择儿子的条件要高得多。这个人首先应该是品性好、大家公认没有劣迹；在同辈人中，有一定威望。重要的是要看他的生辰是否硬朗。据说“这样对鬼神才有威慑力，不怕被鬼神纠缠”。
水书和水族古文字就是这样代代相传。在传承过程中，有固守祖宗遗训的，稳固保留了大量古文字；也有为解决现实巫事活动中的难题而发展了不少的变异字。在现今的水族社会中，在立房造屋、接亲嫁女、丧葬祭典、出行农事、节日喜庆、消灾避邪时，水族群众依然以水书作为依据，以祈求安康、顺利和幸福。
“水书先生”正在研读水书
水书研究专家、贵州民族学院研究员潘朝霖说，“文革”时，水书被视为“迷信”、“鬼书”、“牛鬼蛇神”而惨遭焚书的劫难，不少明清时期抄写的水书被抄没焚烧。“水书先生”为求自保，将水书烧毁，还有的把水书埋在土里或藏在山洞里。而不少专家学者对搜集的水族古文字，也不敢整理研究而散失，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但仍有许多非常执着的“水书先生”，一代传一代地保存了大量水书和水族古文字，并让其流传发展至今。
因此，“水书先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财富。一个“水书先生”，就是一座水族传统文化活生生的图书馆。一个“水书先生”离世，就是倒掉了一座无法再生的水书图书馆。抢救水书，如果不首先抢救“水书先生”，不解决水书传承断层问题，不解决水书传承的社会生态环境问题，水书的抢救工作也就失去了意义。
水书流失严重
笔者在水族地区看到，赶集小贩竟公开摆摊收购水书。姚炳烈说，由于这些小贩收购价比档案局的收购价要高，受经济利益的驱动，生活本来就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水族群众，就选择小贩了。其实水族同胞是非常敬重水书的，但是为了生活、为了给孩子交学费，不得已而卖掉。
面对水书流失状况，专家们无不忧虑。据他们所知，集市上的小贩，仅仅是最底层的一个销售链条，中间还要经过多人之手，许多水书就这样流失出县、出州、出省甚至出国。
改革开放以后，受经济利益驱动，许多嗅觉敏锐的商人、文人和当地人也操起了这一行业，走村串寨、摆摊设点收购民族文化各类工艺品。由于地方财力弱，政府收购价远远无法与商贩竞争，专家、学者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民族文化瑰宝流失而无可奈何。
自愿无偿为档案局工作的许多老文化人，则长期坚持走村串寨收购水书。今年已近70岁的原县档案局局长蒙熙儒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说：“为了民族文化遗产不被流失，我们再苦再累也情愿。只是现在收书比过去难多了，过去一天可以收四五十本，多的时候可以收100多本，现在是几天才碰到一本。政府如果再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水书流失就会愈演愈烈。”
水书传承后继无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能较精通使用的民间水书先生绝大多数已年逾古稀，而年轻一辈又少有致力于水书研究的，这给水书及水族古文字的传承带来很大难度。
蒙熙能忧心忡忡地对笔者说：“现在多数年轻人远离家乡外出打工，愿意学习水书的人越来越少了，‘水书先生’的培养就更是难上加难。”
据调查，在我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水族聚居地区，7岁至16岁的水族子女已无人能识读水族文字；中青年中仅仅是极少数读书人对水书略知一二；全县60岁以上的“水书先生”就占90%。
姚炳烈说，老一辈的“水书先生”年纪都很大了，很多受人尊敬的“水书先生”，还没有找到继承者就已经过世。“水书先生”过世时，由于家族内没有继承者，家人会把水书作为祭品烧掉或陪葬。因此，水书及水族古文字正面临失传危险。
近些年来，随着贵州各级政府抢救水书工程的不断推进，水族地区一方面加紧对水书的收集整理、注录破译，一方面加快培养继承者。如三都县拟编写水书教材，在水族地区小学阶段增设水书学习内容，融合现行的双语教学法，聘请民间较精通的“水书先生”讲课，让水族孩子们从小熟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
然而，令潘朝霖研究员担心的是，培养水书及水族古文字的继承者，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目前征集到的水书，仅仅只是水书内容的三分之一，大部分的水书内容都存在于“水书先生”脑中，靠口传心授，而现在很多年轻人又不愿意学。水书继承者的后继无人，预示着水族古文字濒临消亡。因此，对水书及“水书先生”的抢救已是刻不容缓。
亟待保护的民族文化遗产
潘朝霖分析说，水书等民族文化严重流失的原因有：一是法律法规缺失，缺乏健全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二是政府有关部门缺乏足够的征集经费，征集的价格难以和小商贩竞争，持书者受利益驱动就高弃低；三是持书者因生活困难，希望得到更多的帮助；四是持书者对政府部门征集水书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五是水族地区之外对水书收藏或倒卖的需求量增大。
专家收集的彩绘水书
潘朝霖认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历史遗存，也是民族现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主要内容，在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更要强调文化的差异性，绝不能丧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目前的情况是，滋养传统民族文化的土壤正在发生变化，年轻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少，抢救、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已刻不容缓。
有关专家建议，应从法律层面加强对我国民族文化的抢救和保护。
——尽快制定、出台有针对性、操作性的法律、法规、条例。目前，国家还没有专门系统的法律制度，只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章第三十八条和《文物保护法》第十章第二条第五款有所提及。
——地方财政要大力支持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工作。各级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要把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纳入当地财政预算，只有有了经费的保障，才能把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工作做好。
——发挥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文化遗产收藏保护机构的主力军作用。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要做好文化抢救、保护的组织、指挥和管理工作；具有收藏保护职能的博物馆则要把即将消失的民族文化瑰宝征集进馆，给予最佳保护。在征集、抢救和保护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对有形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还要通过文字、图绘、录音、摄影、摄像等手段注意对无形精神文化遗产的抢救。
——营造和保护民族文化的生存环境，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在具有民族文化氛围的民族聚居地建立民族生态保护区，如民族村寨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民族文化艺术之乡等。对民族文化进行立体保护，是民族文化得以持续存在和发展的最佳手段之一。
——处理好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一方面，很好地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对其进行包装、宣传、促销，并组织引导民众自我保护和传承，防止资源枯竭；另一方面，引导民族地区老百姓充分认识到自身文化的巨大魅力和文化价值，在开发民族文化资源中得到经济效益，以实现对民族文化的自我保护、自我传承、自我整合、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
据贵州商报报道，该报记者1月7日从贵州省荔波县有关部门获悉，该县现已征集到水书8100册，并组织专家翻译和研究，有了八方面的最新发现。
发现之一：在未征集抢救水书之前，只发现少量清末及民国时期的水书。征集抢救水书后，仅注录鉴定1516册，就发现清代各个时期的水书，同时还发现了明代手抄本及木刻本水书。
发现之二：在未开展征集抢救水书工作之前，专家称水族古文字仅有400多个，2003年起进行专门的研究和翻译后，加上异体字共1400多个。
发现之三：长期以来，一些从事研究水族社会历史的专家学者认为，水族先民应当来自北方，但一直难以考证。征集抢救水书后，专家学者们在荔波县档案馆馆藏水书中发现有“古人骑马驯化梅花鹿”的远古北方民族生活信息的记载，进一步印证了专家关于水族来自北方的推断。
发现之四：由贵州省档案馆转来的江苏省一民间收藏家收藏的北宋早期河南临汝窑八莲瓣陶瓷注碗上的五组10个符号，经该县著名水书先生欧海金、蒙熙能、潘玉山、潘老平的识读、辨认，完全是水族文字，并在该县馆藏水书中找到相同的符号记载。
发现之五：由江苏省一民间收藏家提供和该县水家学会会员潘永会从夏陶符号网上下载的夏陶24个符号，经聘请水书先生潘玉山、蒙熙能等共同破译，现不仅能全部识读、解释，还在县馆藏水书中找到了22个完全相同的符号。通过对夏陶符号的破译，有助于考证水族的历史及迁徙过程、有助于考证水族文字的起源年代、有助于解开困扰考古界40多年二里头遗址关于“夏都”的千古之谜、有助于认定夏陶符号就是一种原始文字。
发现之六：2004年12月在破译北宋早期河南临汝窑八莲瓣注碗中的5组10个文字符号的同时，发现了水书中记载着中国周易之前的古易经——《连山易》，据《周礼》记载：“中国古时候有三部易经即《连山易》、《归藏易》、《周易》，其中《连山易》、《归藏易》早已失传。”但在该县馆藏水书中发现了《连山易》水书一套5册。
发现之七：2006年在征集和研究水书过程中，还发现一对“牛角水书”。
发现之八：2006年3月26日，在该县“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玉屏镇水甫村水族石棺墓群中，新发现了一座有300多个水族文字和22个图腾的墓碑，待水书专家进一步进行解读和破译。
目前，该县聘请了专门的水书翻译人员，对进馆水书原件进行了研究翻译，现《亥子丑卷》、《春寅卷》、《九星预测卷》、《营造卷》、《婚嫁卷》等10册已翻译成汉文，约120万字。其中已注译国际音标注音的有4册，约42万字。目前，正编纂《荔波县馆藏水书总目提要》、《水书营造安葬选课汇编》、《水书字典》等工具书籍，《陆道根源》、《甲子卷》等也在翻译中。
奇异之处一：
据《周礼》记载，中国古时候有3部《易经》，即《连山易》、《归藏易》、《周易》，其中《连山易》和《归藏易》早已失传，但在贵州省荔波县的馆藏水书中却发现了《连山易》，水族人则称之为“连山卦”。
奇异之处二：
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是研究中国夏文化的重要遗址之一。两年来，荔波组织几十位精通水书的水书先生对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夏代陶器上24个符号进行辨认、识读，已破译出一半以上符号的含义；更令人惊奇的是，在现存的水书文献中，找到与夏陶符号完全相同的文字符号就有13个。水族古文字与夏陶符号的相同，有助于认定夏陶符号就是一种原始文字，而且说明古老的水族文字可能是夏文化遗存的一脉，说明水族先民至少在夏商时期与汉民族的发展是并行的，水族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
关于水书：
2002年3月，有象形文字“活化石”之称的“水书”，被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列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而且被认定为40件（组）文献档案中的4件精品之一。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其列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谁创造了水书？
传说水族文字是水族的一位名叫陆铎公的先祖创造的。他花了6年时间创制文字，起初,水族文字多得成箱成垛,堆满一屋子,后来天帝派天将烧了装着文字的房子。陆铎公生怕再遭天帝算计,此后全凭记忆把文字装在肚子里。
水族人自称“睢（音sui）”，把自己祖先创造的文字和用这种文字写成的典籍统称为“泐（音le）虽”。“泐”在水语里含有“书”和“字”两种含义。所以人们一直把这种文字和用这种文字记录成册的书籍统称为“水书”。
很多专家认为，水书相当于汉族的《易经》，它记载了水族古代天文、地理、宗教、民俗、伦理、哲学、美学、法学等文化信息，是水族的百科全书。
传说“水文字”是一个叫陆铎公的人创造的。在贵州省独山县水岩乡水东村，当地的水族和布依族人都用布依语和水语吟唱一首古老的民谣，好在笔者是地道的布依族，听后翻译成汉语是这样的：“有个老人叫陆铎，四季居住山洞中。青石板上造文字，造得文字测吉凶。所有良辰全送人，等到自己造房时。书上已无好日子，无奈只好住洞中。若问深洞在哪里，就在水岩和水东。”
由此看出，陆铎公造字不仅仅是民间传说，像是有根源和依据的，而且造字的地点就在今天的独山县水岩乡水东村一组（地名：纳表）或二组（地名：龚陇）寨子的山洞内。
在民国三年编印的《独山县志》卷十三“风俗篇”中，笔者也发现有对水族水书的描述：“南疆苗蛮各种，皆无文字，惟水家独创反书，略似小篆也。”其时，人们对水族人称“水家”，水家的“水”字还加反犬边旁，这种带有歧视色彩的语言说明了社会对水族人民的偏见。但是，人们不得不承认，水族人民是南疆各民族中惟一能独创自己文字的伟大民族。
水书为何神秘？
水族古文字沿用至今,具有深厚的文化精神依托和底蕴支撑。现在,水族古文字在水族社会中,仍然具有神圣而崇高的地位,对写有水族古文字的水书,哪怕是一张纸屑,人们都不能跨之、坐之、踩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几千年来，水书因其神秘的文字结构和特殊的用途，依靠手抄，口传而艰难地生长、成活于这一偏僻的地方。
水书的神秘，就在于它的“古”和“反”。
打开水书和古汉字甲骨文的文献加以对照，你会感觉到它们有一定的“姻缘关系”，仿佛一脉相生。甲骨文是100多年前才被人发现的，但水族地区的墓碑，有水书记载的目前已发现是明代的有两块。同时，荔波县还发现明代弘治年间水书的木刻本。我国由于出现两次民族大迁徙活动，其文字、语言就会自然地出现同源分化、融合的现象。去年五月，贵州省荔波县的水书先生对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夏代陶器上24个符号进行辩读，并与征集到的水书资料比较后，找到了十多个与夏陶符号完全相同的文字记载，从而破解了困扰考古界40多年的二里头遗址“夏都”的千古之谜。这至少说明水族先民在夏商时期就已存在。
水书的“反”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一些水文字的结构与地支类的汉字相反，如“子、丑、午、九、五”等字，其构字法可以反写、侧写、倒写，甚至很多图案以反为正。
其次，水书观念相反，神本意识浓重。因为创制水书的初衷是通鬼神、探玄机，与鬼神打交道，与鬼神对话等。所以水书典籍中神仪符号夹杂其间。
再次，水书的月份与汉族的日历顺序推算错位。如，水历的年终12月、新年正月对应夏历的8、9月。
水书独特的反写文字，来自于水族人民在各封建王朝的残酷统治下，长期受到歧视而形成的强烈的逆反心理。
为什么水书的传承极为艰难呢？
大多数水族人只能依靠上一代口传学习水语，会说，却看不懂文字，更无法了解其中的神秘内容。那些能看懂水书的人，则被称为与鬼神对话的巫师或牛鬼蛇神。所以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水书的传播和运用被人为地局限在宗教活动中，排斥了普通人学习与运用的主动性。加上这些文字都是通过手抄传承下来，越抄异体越多，致使同为水书先生却有不识彼此之字的现象不时出现。
成为水书先生，就要依靠水书为族人占卜凶吉、还愿祭祀等，这必然要求水书先生除精通水族天文历法外，更要通晓易卦、星象、之理，能推演凶吉、预测祸福、消灾避难。所以，能够运用水书进行占卜的人非常少。据《光明日报》报道：“三都县水族人口约占全国40万水族人口的一半，初步普查后，结果发现水族人口中懂水书者仅1000人左右，其中三都县约500人，其他地区估计也仅有500人。”随着时代的变迁，读懂水书、运用水书的人更是越来越少。因而，日渐稀少的民间“水书先生”同样是“水书”文化抢救与保护的重要内容。
水书的抢救和破译
随着散落于民间的水书得到收集和破译，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来到三都、荔波，长期住在当地，出资请水族人教他们水语。
在三都，随时都可感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对自己水书的热爱，县委、政府的牌子都用汉、水两种文字书写，有的商场店铺也将水书印在招牌上。接待和陪同我们的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梁卫民介绍了目前水书研究取得的成果，“目前已征集到水书手稿5618卷，完成了《泐睢•金堂卷》、《泐睢•日历卷》、《泐睢•时辰卷》、《泐睢•寿寅卷》4部的破译、注音工作，待定稿后便可以出版了。”
荔波县对“水书”的抢救工作也成绩斐然。除已征集到6000多册（卷）后，经过研究和破译又有了新的发现：
原认为“水书”最早发现于清末及民国时期，但从征集到的“水书”上，发现了明代手抄本及木刻版本的“水书”，这是目前国内保存的最古老的惟一孤本；
原认为“水书”只有400多个单字，但最新研究发现，如果再加上异体字，“水书”的单字约有1400个左右；
荔波县档案馆馆藏水书中发现有“梅花鹿”的记载。部分专家由此推断水族先民有可能来自北方，因为南方不是“梅花鹿”的繁衍和活动地区；
2004年12月，在荔波县玉屏镇水甫村的石棺墓群中的3个墓碑上发现了水族文字，由此对水书形成的时间又可向前推进几百年；
水书是水族文化的传承载体，在水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笔者在我国水族聚居地采访时发现，由于历史的变迁，工业的发展，汉文化传播的日益深入，水书赖以传承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传承人青黄不接、研究队伍人员匮乏等问题成为研究和传承水族文化的瓶颈——
水书文化流失严重传承艰难
周荣 文/图
贵州民族学院收集的水书
“水书先生”面临消亡
“水书先生”是指那些能看懂水书，“能与鬼神对话的人”，被称为“鬼师”或“师人”。专家学者们以“先生”冠之，表明了对他们的尊敬。这是因为，每位“水书先生”的头脑，就是一座水族文化知识的“活宝库”。
蒙熙能是水族地区较为出名的“水书先生”之一，现在贵州省荔波县档案馆无偿帮助有关专家、学者研究水族文化。
几年来，蒙熙能准确破译了水族古文字，促使荔波县档案馆近年来在水族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比如在水书中找到夏陶神秘符号，推断出水族先民可能来自夏代，水书可能与《周易》有密切联系等，引起国内外有关专家的兴趣和关注。
荔波县档案馆馆长姚炳烈感慨地对笔者说：“尽管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是地地道道的水族人，但因从小没有学过水族文字，看不懂水书。没有这些‘水书先生’，我们的研究将无从下手。”
或许是为了迁徒的方便，千百年来，水书和水族古文字的传承一般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传承，即祖传和选择徒弟传授。无论是哪一种，都只传男性，不传女性。
祖传方式是从祖辈传到父辈，再由父辈传到子辈，一辈辈往下传。一般传授的条件是，所传的子辈不仅自己愿意接受，而且还必须具有接受的基本能力和素质。
择徒传授是“水书先生”的儿子不愿意学或不具备条件学的情况下，“水书先生”才选择徒弟进行传授。选择徒弟比选择儿子的条件要高得多。这个人首先应该是品性好、大家公认没有劣迹；在同辈人中，有一定威望。重要的是要看他的生辰是否硬朗。据说“这样对鬼神才有威慑力，不怕被鬼神纠缠”。
水书和水族古文字就是这样代代相传。在传承过程中，有固守祖宗遗训的，稳固保留了大量古文字；也有为解决现实巫事活动中的难题而发展了不少的变异字。在现今的水族社会中，在立房造屋、接亲嫁女、丧葬祭典、出行农事、节日喜庆、消灾避邪时，水族群众依然以水书作为依据，以祈求安康、顺利和幸福。
“水书先生”正在研读水书
水书研究专家、贵州民族学院研究员潘朝霖说，“文革”时，水书被视为“迷信”、“鬼书”、“牛鬼蛇神”而惨遭焚书的劫难，不少明清时期抄写的水书被抄没焚烧。“水书先生”为求自保，将水书烧毁，还有的把水书埋在土里或藏在山洞里。而不少专家学者对搜集的水族古文字，也不敢整理研究而散失，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但仍有许多非常执着的“水书先生”，一代传一代地保存了大量水书和水族古文字，并让其流传发展至今。
因此，“水书先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财富。一个“水书先生”，就是一座水族传统文化活生生的图书馆。一个“水书先生”离世，就是倒掉了一座无法再生的水书图书馆。抢救水书，如果不首先抢救“水书先生”，不解决水书传承断层问题，不解决水书传承的社会生态环境问题，水书的抢救工作也就失去了意义。
水书流失严重
笔者在水族地区看到，赶集小贩竟公开摆摊收购水书。姚炳烈说，由于这些小贩收购价比档案局的收购价要高，受经济利益的驱动，生活本来就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水族群众，就选择小贩了。其实水族同胞是非常敬重水书的，但是为了生活、为了给孩子交学费，不得已而卖掉。
面对水书流失状况，专家们无不忧虑。据他们所知，集市上的小贩，仅仅是最底层的一个销售链条，中间还要经过多人之手，许多水书就这样流失出县、出州、出省甚至出国。
改革开放以后，受经济利益驱动，许多嗅觉敏锐的商人、文人和当地人也操起了这一行业，走村串寨、摆摊设点收购民族文化各类工艺品。由于地方财力弱，政府收购价远远无法与商贩竞争，专家、学者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民族文化瑰宝流失而无可奈何。
自愿无偿为档案局工作的许多老文化人，则长期坚持走村串寨收购水书。今年已近70岁的原县档案局局长蒙熙儒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说：“为了民族文化遗产不被流失，我们再苦再累也情愿。只是现在收书比过去难多了，过去一天可以收四五十本，多的时候可以收100多本，现在是几天才碰到一本。政府如果再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水书流失就会愈演愈烈。”
水书传承后继无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能较精通使用的民间水书先生绝大多数已年逾古稀，而年轻一辈又少有致力于水书研究的，这给水书及水族古文字的传承带来很大难度。
蒙熙能忧心忡忡地对笔者说：“现在多数年轻人远离家乡外出打工，愿意学习水书的人越来越少了，‘水书先生’的培养就更是难上加难。”
据调查，在我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水族聚居地区，7岁至16岁的水族子女已无人能识读水族文字；中青年中仅仅是极少数读书人对水书略知一二；全县60岁以上的“水书先生”就占90%。
姚炳烈说，老一辈的“水书先生”年纪都很大了，很多受人尊敬的“水书先生”，还没有找到继承者就已经过世。“水书先生”过世时，由于家族内没有继承者，家人会把水书作为祭品烧掉或陪葬。因此，水书及水族古文字正面临失传危险。
近些年来，随着贵州各级政府抢救水书工程的不断推进，水族地区一方面加紧对水书的收集整理、注录破译，一方面加快培养继承者。如三都县拟编写水书教材，在水族地区小学阶段增设水书学习内容，融合现行的双语教学法，聘请民间较精通的“水书先生”讲课，让水族孩子们从小熟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
然而，令潘朝霖研究员担心的是，培养水书及水族古文字的继承者，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目前征集到的水书，仅仅只是水书内容的三分之一，大部分的水书内容都存在于“水书先生”脑中，靠口传心授，而现在很多年轻人又不愿意学。水书继承者的后继无人，预示着水族古文字濒临消亡。因此，对水书及“水书先生”的抢救已是刻不容缓。
亟待保护的民族文化遗产
潘朝霖分析说，水书等民族文化严重流失的原因有：一是法律法规缺失，缺乏健全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二是政府有关部门缺乏足够的征集经费，征集的价格难以和小商贩竞争，持书者受利益驱动就高弃低；三是持书者因生活困难，希望得到更多的帮助；四是持书者对政府部门征集水书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五是水族地区之外对水书收藏或倒卖的需求量增大。
专家收集的彩绘水书
潘朝霖认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历史遗存，也是民族现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主要内容，在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更要强调文化的差异性，绝不能丧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目前的情况是，滋养传统民族文化的土壤正在发生变化，年轻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少，抢救、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已刻不容缓。
有关专家建议，应从法律层面加强对我国民族文化的抢救和保护。
——尽快制定、出台有针对性、操作性的法律、法规、条例。目前，国家还没有专门系统的法律制度，只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章第三十八条和《文物保护法》第十章第二条第五款有所提及。
——地方财政要大力支持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工作。各级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要把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纳入当地财政预算，只有有了经费的保障，才能把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工作做好。
——发挥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文化遗产收藏保护机构的主力军作用。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要做好文化抢救、保护的组织、指挥和管理工作；具有收藏保护职能的博物馆则要把即将消失的民族文化瑰宝征集进馆，给予最佳保护。在征集、抢救和保护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对有形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还要通过文字、图绘、录音、摄影、摄像等手段注意对无形精神文化遗产的抢救。
——营造和保护民族文化的生存环境，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在具有民族文化氛围的民族聚居地建立民族生态保护区，如民族村寨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民族文化艺术之乡等。对民族文化进行立体保护，是民族文化得以持续存在和发展的最佳手段之一。
——处理好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一方面，很好地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对其进行包装、宣传、促销，并组织引导民众自我保护和传承，防止资源枯竭；另一方面，引导民族地区老百姓充分认识到自身文化的巨大魅力和文化价值，在开发民族文化资源中得到经济效益，以实现对民族文化的自我保护、自我传承、自我整合、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