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不可能骗得了我，因为一切欺骗都有漏洞。
—— 笛卡尔
我蹲在雨中，手里拿着枪。
一个浪头攀上布满卵石的沙滩朝我袭来，打湿了我的脚，使裤腿上沾满了细沙和小石子。环顾四周，巨大的黑石影影绰绰，就像一座座大房子。
我回过神来，打了个寒战，猛地发现我的西服已然不见，左脚那只46码的棕色皮鞋也不见了踪影。我在这片海滩四处寻觅，但目之所及，唯有巨石和泛着白沫的潮水在不停地翻滚。
猛灌一口酒，我打算解开领带。但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酒，两样都舍不得放下，解领带就成了一件困难的事。于是，我用穿过扳机护圈的那根手指来完成这件事。钢制的枪身冷冰冰的，在我的喉咙处来回摩擦，枪口抵住了下巴。我那根已经麻木的手指弯曲着穿过扳机，笨拙地解开领带。
就这么简单。
我不知道谁有过这样的死法：喝得醉醺醺的，在解开领带的时候一枪把自己解决了。我想，在某些职业圈里，这种死法也许很普遍。
领带解开了，枪也没有走火。我灌了一口酒，当作对自己娴熟技巧的奖赏。海浪发出隆隆的响声，翻滚着前进。此处不像印第安纳州的沙丘地带。在那儿，密歇根湖的浪花温柔缱绻。而在这里，格罗斯特市，浪头简直是个暴力狂。
孩提时代，我时常来到这片沙滩，想弄明白沙滩上的那些巨石来自何处。是潮水把它们冲上岸的吗？如今，我明白了，这些石头一直以来都在这里，埋藏在软土下面。它们是历史的遗迹。即便海洋吞噬掉其他所有一切，它们也依然屹立于此。
我身后靠近公路的地方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上面刻满了格罗斯特市那些渔夫的名字。他们已被海水吞没。
这就是格罗斯特，一个自古以来便与海洋有着不解之缘的城市。
我告诉自己，枪不离身是为了保护自己。但坐在这黑色的沙滩上，我知道这是一个谎言，我在骗我自己。这把A357属于我的父亲，已经有十六年七个月零四天没有开过火了。即使喝醉了，我还是能轻易地回忆起这些数字来。
我姐姐玛丽觉得我到这里来是一件好事。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新的环境。她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你可以继续你的工作，继续搞你的研究。
我也这么认为，我说道。她相信了这句谎言。
第二周，我们把显微镜从货箱中取出。萨蒂什抄起一根撬棍，我则拿起一个羊角锤。木箱很重，完全密封，是从宾夕法尼亚州已废弃的某个研究实验室海运过来的。
太阳火辣辣地直晒实验室的装卸场。上周冷得要命，现在却热得要死。
我抡起胳膊，羊角锤重重地砸进木板里。这真是让人欢欣的活计。萨蒂什看着我擦去额头的汗水，笑了起来，在黝黑的面庞衬托下，牙齿显得更白了。
“在印度，”他说，“这样的天气叫做‘毛衣天气’。”
萨蒂什将撬棍插进我用羊角锤砸开的裂缝里，用力将木箱撬开。我三天前才认识萨蒂什，今天，我们已经成了朋友。我们一道努力把所有装着实验设备的木箱撬开。
汉森公司的实验室挤在一片多石的山腰处，离市区有一小时车程。此处隐蔽、静谧，绿树成荫。实验室的建筑很漂亮，一共有两层。足球场大小的建筑表面覆盖着反光玻璃，玻璃没覆盖的区域则是无光泽的黑锅。整栋建筑就像是一件艺术品。
还记得第一天来这里，我在前门停车场停好车，走近这栋建筑。
一位漂亮的、一头金发的前台接待朝我微笑，“请坐。”
两分钟之后，詹姆斯转过拐角处，过来与我握手，并带我到他的办公室。接下来就是公事公办的那一套，我们俩也似乎只是两个西装笔挺的生意人。但从他看我的眼神里，我还是能读出一种悲哀。这是就我的老朋友，詹姆斯。
他将一张折叠的纸从办公桌那头推滑过来。我打开纸，试图弄清上面那些数字的含义。
“您真是太慷慨了。”我说。
“对你来说，那个价格偏低了。”
“不，”我说，“不会的。”
“鉴于你取得的专利以及你过去的工作成果……”
我打断他的话，“以前哪些工作我无法再继续了。”
他抬眼看着我，眼睛眨了两下，“我都听说了，但我希望那不是真的。”
“如果你认为我是通过说谎来到这儿的……”我准备起身离开。
“不，不是那个意思。”他抬起手，将我按回座位上，“我们对你的聘用依然有效。”他的身体向后靠在皮椅上，“你将有四个月的试用期。我们一直都为实验室能独立运作而骄傲，你想进行什么研究，就可以去进行。四个月后，就不是由我来决定你的去留了，我也有上司。你要想留下来继续工作，就得拿出点成绩来——发表一些文章，或者为争取发表文章而努力。明白了吗？”
我点点头。
“对你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他说，“你在QSR工作期间，做出了不少意义非凡的成果。你发表的每一篇文章，我都会去拜读。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会去拜读。但考虑到导致你离开那儿的原因……”
我又点了点头，这种时刻的来临无法避免。
他看看我，没有说话。这是他距离提到那件事最近的一次。“我冒着风险雇用你，”他说，“你也应该向我做出承诺。”

我四下环顾。他的办公室很适合他——不大，但光线充足，让人感到惬意，其中一面墙上挂有圣母大学的工科文凭。唯有他的办公桌处处显露出炫耀的痕迹，这是一张巨大无比的黑色办公桌，似乎连飞机都可以在上面着陆。我知道这张古老的办公桌是他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十几年前我们还在一起读大学时，我就见过这张桌子。这会儿，我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你能做出承诺吗？”他问道。
我知道他意指何事。我迎上他的目光，沉默不语，他也很久不说话，只是看着我，期待着我说点什么。掂量着友谊与工作机会孰轻孰重，我只好妥协。
“好吧。”他最后说，“你明天开始工作。”
有些日子，我也曾滴酒不沾。这样的日子通常是这样开始的——我把枪从皮套里抽出，放在酒店房间的桌子上。枪很重，黑如墨，在枪身边缘雕刻着很小的两个名字——鲁格。这两个字充满了沧桑感。我望向床那头的镜子，告诉自己：如果你今天喝了酒，你就会害死自己。我看见镜子里那双灰色的眼睛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不喝酒的日子里，我就是这样。
在实验室工作有一种节奏感——七点半穿过大厅玻璃大门，向那些比你更早来的同事点头致意，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直到八点，打开咖啡屋的橱柜门，沏好一壶茶，我深深地吸一口气，让茶的香味弥漫我的肺。这比喝那种难闻的咖啡要好得多。
有一段时间，我感到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一种被迫——吃饭、说话、早上走出酒店房间。每一件事都要耗费精力。回电话这样的事更是让我不堪忍受。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神游，一种要把人压垮的抑郁在我脑中来来去去，我尽量不让它显露出来，因为在这儿，重要的不是你的感觉如何，而是你的表现怎样。你的行动决定一切。只要智力正常，你就能做出判断，到底哪种行为是恰当的。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你都要做到克制自己的不良情绪，何况现在我还有一只脚没踏进实验室的大门，所以我更得克制了。我想前进，想做些成就出来，想让玛丽以我为荣。
研究型实验室里的工作不同于一般工作，因为这里有一种独特的节奏，每一分钟都让人惊奇。有创造力，才能获得额外的津贴。
午饭时间，一些研究院会去餐馆吃饭，也有人选择在办公室玩电脑游戏，还有一些工作狂连午饭时间都不放过，继续埋头研究，几天都忘记吃饭对他们来说很正常。萨蒂什就是其中一个。
实验室的气氛让人放松，随时可以打个盹儿，没人干涉。这儿没有来自外界的压力。这是一个严格的达尔文进化系统——你为自己能继续留在这里而奋斗，唯一的压力来自自己，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评估每四个月进行一次，要想留下，必须得做出点儿什么。大约有四分之一的试用研究员会被无情地淘汰掉。
萨蒂什的研究对象是电路。第二周，当我看见他坐在扫描电子显微镜旁，他告诉我的。“这是一个精细活儿。”他说。
扫描电子显微镜就是打开另一个世界的窗户——将样品放进特制的容器中，抽成真空，放在显微镜下，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敞开了。样品那平整光滑的表面在镜头下呈现出另一番摸样，如同地球上的地貌一样，复杂多变。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样品就像看卫星照片一样——你仿佛身处太空，正看着脚下地球上那复杂的地貌，然后，只需用手指调节那个小小的黑色拨盘，就能将地球表面放大至你的眼前。这种放大的过程就像从太空坠落到地球上，你仿佛被抛离了绕地轨道，急速朝地球坠去。通过显微镜，你的“坠落”速度比现实生活中的坠落速度要快得多，比自由落体的极限速度还要快。那种坠落的速度感和深度感无法形容——地面在你眼中越来越大，你认为自己将与之相撞，但却永远不会。万物离你越来越近，轮廓越来越清晰，但你永远不会撞上地面——就像古老谜语的那只青蛙一样，它从原木这头跳到原木那头，每次跳剩下路程的一半，却永远跳不到另一头。这是一台电子显微镜，你可以朝样品微观深处无限靠近，但永远抵达不了它的表面。
有一次，我把放大倍率调到14000倍。我就像上帝一样，俯视着微观尽头，寻找着组成万物的终极粒子。我得出结论：万物无止境。
在二楼，我和萨蒂什都有自己的办公室。
萨蒂什个头矮小，偏瘦，皮肤呈深褐色，长着一张娃娃脸，知识胡须上出现了一缕年岁留下的灰白。他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的生理特征于一身，你说他是墨西哥、利比亚、希腊或者西西里岛人的后代，别人也会深信不疑，除非他开口说话——他一开口说话，身上那些异族特征就会消失不见，瞬间变回一个地地道道的印度人，就像变魔术一样。
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的双手就紧紧握着我的手，十分热情，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的朋友，你最近还好么？欢迎来到这个实验室。”他笑容可掬，会让人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他。
正是萨蒂什教我在接触液氮时不能戴手套。“记住这一点。”他说道，“如果你戴了手套，你会被烫伤。”
我观察他的操作，他往扫描电子显微镜的储存器里放入实验样品。液氮的冷凝气从容器口溢出，漫延到地板砖上。

液氮和水的表面张力不同——往手掌上滴几滴液氮，它们会从手掌上弹起来，即使在你手上流过，也不会弄湿你的皮肤，就像水银一样。
液氮发出嘶嘶的声响，冒着蒸汽，瞬间蒸发掉，消失不见。如果你往存储器里倾倒液氮时戴着手套，液氮可能会进入你的手套，和皮肤来个亲密接触。“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萨蒂什边说边向存储器里灌注液氮，“你会被严重烫伤。”
第一个询问我研究领域的人也是他。
“我也不能确定。”我告诉他。
“你怎么可能连自己的研究领域都不知道？”
我耸耸肩，“我真的不能确定。”
“既然来到这里，你就必须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
“我正在努力。”
他注视着我，表示接受了我的说法。我发现他的眼神变了，他对我的理解发生了转变，就像我第一次听他说话时一样。我在他眼中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啊，”他说道，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那个人。”
“那是八年前的事了。”
“你就是那篇著名论文的作者，关于去相干理论的那篇论文？原来那个精神崩溃的科学家就是你。”
显然，萨蒂什说话很直接。
“我不认为那叫做精神崩溃。”
他点点头，似乎接受了我的辩解，也许是不屑一顾，“你还在研究量子理论？”
“没有，我没有继续。”
“为什么停下来？”
“研究一段时间后，量子力学就会影响你的世界观。”
“该怎么理解？”他问。
“我的研究越深入，我就越怀疑。”
“对量子力学产生怀疑？”
“不是，是对这个世界产生怀疑。”
在滴酒不沾的那段日子里，我会拿起父亲留给我的A357手枪，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告诫自己道：今天不能喝酒，否则将损失惨重。我深知这一点，因为我的父亲便为喝酒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但也有些日子，我会喝个痛快。那些日子，当我早晨醒来时，病得很厉害。我走进卫生间，把头埋在马桶里狂吐不已，急切地渴望喝上一口酒，以至于双手不停地颤抖。我看着卫生间里的自己，用水打湿脸，不对自己说任何话。我怀疑整个世界。
那样的早晨，我会喝伏特加，因为伏特加没有异味。抿上一口，我不再颤抖；喝上一杯，我又能运转良好。即使萨蒂什知道我这种状态，他也不会说什么的。
萨蒂什研究电路。他用0和1两个数字来构造它。用汤普森现场可编程门阵列来创造它。这种门阵列的内部逻辑可以被改变，他通过选择压力的方法来设计芯片，运用一种模仿生物进化的遗传算法，这样能保证产生出最佳代码。“没有任何事物是完美的，”他说道，“有很多事物只是模型而已。”
这一切是如何操作的，我一无所知。
萨蒂什以前一直在印度当农民，直到28岁才来到美国。他是个天才，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电气工程的学位，然后到哈佛大学深造，申请了很多专利，很多大公司向他抛出了橄榄枝。“我只是一个农民而已，”他喜欢这样说，“我喜欢改变这个世界，像农民锄地一样。”
汉森在高科技产业方面是个巨头——持续向外扩展，收购其他实验室，购买实验设备，削弱其他实验室的竞争力。
汉森实验室只雇佣最顶尖的人才，不管他来自哪个国家。在这里，你会在咖啡间里听到尼日利亚人用德语与伊朗人交流。之所以用德语，是因为德语是他们除英语以外的另一种共同语言，而且他们说德语比英语还流利。然而，这里大多数工程师是亚洲人。并不是说最好的工程师来自亚洲（当然，亚洲也确实来了不少一流的工程师），而是因为亚洲来的工程师占了大多数。2008年，美国培养了四千名工程师，而中国则培养了三十万。汉森公司始终如一地寻觅英才，而英雄不问出处。
位于波士顿的实验室知识汉森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但我们拥有最大的器材库，这就意味着大部分过剩的实验器材会最终放置在我们这儿。我们打开货箱，翻遍这些设备。需要什么，就能找到什么，就能得到它。这根学术机构完全相反，他们往往要花大价钱才能买到设备，有时甚至还得恳求别人卖给他们。
大多数早间时光，我会与萨蒂什一同度过。我帮助他安装门阵列，他则喜欢谈论自己的孩子们。午饭之后，我转战篮球场。有时打完篮球之后，我会顺便去大个儿的实验室，看看他在鼓捣什么。他研究的是有机物，寻找不会引起两栖动物后代出现先天性缺陷的替代性化学药品。他测试了镉、水银和砷的水样本。他就像个萨满巫师，研究文昌鱼的基因表达模式和各种畸形生物。
“如果不采取必要措施，”他说，“从现在这一代算起，下一代的两栖动物将会灭绝。”他有一个水族箱，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畸形蛙类——多脚的、长尾巴的或是没有前肢的，反正就是一群怪物。
他的实验室旁边是一个叫乔伊的女人的办公室。有时，乔伊听见我们交谈，会过来转一转。她个子很高，长得漂亮，但是眼睛瞎了，所以必须用手扶着墙走，大概她做过某种特别的听力训练吧。她一头长发，颧骨很高，眼睛清澈、湛蓝，那么完美，起初我根本没看出她是个盲人。
“没关系。”她说，“我习惯了。”她从不戴墨镜，也不拄白色拐杖。“我三岁时视网膜就脱落了。”她解释道。
下午，我试着进入工作状态。

细致入微！

我擦，这篇小说都给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