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说一说胡化的汉人，也可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完全没有被胡风侵染的汉人。能做到这一点，一种是那些居住在远离胡虏活动区域，和胡人没有接触机会的同胞，另一种则是文化免疫力较强的同胞，虽被胡风吹过，却能一尘不染，这类同胞人数不多，却颇能激励大家，成为学习的楷模，一人之事迹，可带动千万，最典型的莫过于苏武，身处胡地十余载，依然不变汉心。
第二层，受了一些胡人风俗影响的汉人。我们在这里只说受到影响，而并没有说胡化，因为胡化了，就意味着向胡人开始转变，而受风俗影响，则全然不同。此皆缘于胡汉之文化，并不是处于对等的关系，胡人的文化创造力实在太低了，和他们的破坏力简直不是一个数量级别。胡人可以向汉人学很多东西，而汉人向胡人呢，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学的，最多也只能是一些物质上的浅层的东西，即使这些，也是极为有限。胡人学习汉人，对于他们是有决定意义的，而汉人学习胡人呢，则是能有更好，没有缺不了什么。胡人向汉人靠拢，走向汉化，意味着进步；而汉人向胡人靠拢，走向胡化，则意味着倒退，这一点是一定要弄清楚的。
很多人有这样的误区，认为古代北方地区，会被胡化，这纯属胡扯！向一种文明归化，必须是对自己的发展进步有好处，才能有这样的需求，有了归化的需求，才能有归化的动力，胡人能使汉人有这样的动力吗？你用智能手机用惯了，有人拿大哥大跟你换，你会愿意？北方地区和胡人活动范围近，受其风俗影响不可避免，但都是一些无伤大雅的影响，比如流行一些草原歌调乐器啊，吃羊肉多一些啊，一些富贵人家会穿一些名贵兽皮炫富啊，但这都是风俗的影响，多为一些时尚的东西，像风一样，吹过去就没了，北方汉人的基本生活，并没有因此改变多少。受到风俗影响和被胡化，这二者差了十万八千里，万不可混淆。
况且，因为有长城的保护，胡人不能轻易南下，除了经商的，大多数北方汉人和胡人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同时每年的秋季，正值汉人农作物收获的时候，而这时，正是胡人部落秋高马肥的时候，他们还要储备东西过冬，靠他们自己生产的那些肯定不够，靠经商也满足不了，于是就开始寻找防守松动的地方，入寇汉人居住区进行烧杀抢掠，而汉人百姓也会在政府和乡绅的组织下进行防御反抗，保卫自己的劳动果实和亲人们的安全。可以说，北方汉人深受胡人侵害，对他们的印象肯定好不了，憎恨还来不及，怎么会被胡化呢？那些对古代北方汉人的污蔑之词，不是对历史事实不了解，就是借此进行地域攻击，别有用心，对此我们不可不辨。
第三层，胡化很深的汉人。关内的汉人不会被胡化，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农耕生活方式，但关外就不同了。关外边陲之地，不宜农耕，汉人居民稀少，汉文化浸润不深，胡人很容易乘虚而入，将这里的汉人居民和中原隔断，时间长了，那里本来就单薄的汉文化就很难延续了，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就是这样的悲剧。而且那里多为苦寒之地，汉人去那里最多的为两类，一为被流放的罪犯，另一类就是守边的军队了。古代的武将文化素养高的很多，但文化较低，甚至没文化的也不少，他们到了边关，和胡人接触多了，很容易就被他们所影响，沾染上胡人的习气，一步步走向胡化。他的士兵受主将的影响，也开始胡化了。而且很多武将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往往会征召很多胡人进入军队，这样，这些原本为中原王朝守边的军队，就不知不觉中半胡化甚至大部分胡化了。这些军队战斗力不见得有多强，但充满了胡虏的习性，劫掠百姓，比行军打仗更在行。汉末的董卓，就是这类军阀的典型，他的西凉兵，名为汉军，实际上作风上已经是一只胡虏部队了，董卓本人也沾染胡风甚重，他们上扰乱朝纲，下祸害百姓，可以说是臭名昭著，可以看出，汉末的董卓之乱，并不是简单的政治乱象，更有其深层次的民族矛盾、文明和野蛮的矛盾在里面。
第四层，彻底胡化的汉人。这类人，只剩下了汉人的皮囊，其余完全干净彻底的胡化了，实在和胡虏没什么区别，杀起同胞来比胡人还狠，实在不值多论。
通过上述分析，大家可以对汉化与胡化之区别，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其本质，就是野蛮的文明化，和文明的野蛮化，历史环境决定了，胡人要想摆脱野蛮，就必须汉化。而汉人要想不重回野蛮，就必须拒绝胡化。

在南方的汉人坚守着华夏的正脉，而沦陷区的汉人遗民，也始终坚守着。纵使全境沦陷，这些坚守与抗争依然没有停止。胡虏可以用各种好处笼络那些汉奸败类，用伪装欺骗那些是非不分的**，但哪个民族没有败类和**呢？他们终被大多数族人所唾弃。汉人是不愿胡化的，胡虏只能靠野蛮的手段强制。强制胡化最严重的，莫过于满清。他们怀着内心深处的作为野蛮民族的自卑感，又不想彻底放弃野蛮，走向文明，于是就丧心病狂的将屠刀砍向文明，让文明也变得和自己一样野蛮。我长不高，也不愿意长高，那我就把比我高的人砍掉一截，这简直就是丧心病狂的变态心理！满清鞑虏自以为给汉人安上一个屈辱的标记，就能让汉人永远甘愿屈辱下去。他们还疯子一般的毁灭歪曲华夏文化，将无数智慧的结晶和汉人的心血毫不怜惜的毁灭。他们自己丑，就胁迫别人也和他们一样丑。他们自己没有骨气，就把有骨气的杀戮掉。文明昌盛华美的华夏，被这群无知阴险变态的疯子弄的乌烟瘴气，千疮百孔。华夏倒退到了奴隶制，中原大地一片腥膻。
但是，强制的东西，只能靠暴力维持，一旦其力量不足以维持下去了，必将在瞬间顷刻崩盘。被迫留了两百多年的辫子，在眨眼功夫，就消失的无影无踪，正说明了这个道理。汉人是心向文明的民族，华夏是文明的象征，是绝不会接受野蛮的，即使被野蛮压迫，也始终坚信自己是个文明的人，这正是胡与汉，华夏与夷狄的最本质的区别。强制胡化，必然破产，因为其不合天道，不顺人心。
但我们被强制胡化太久了，以至于忘记了自己原来的样子，忘记了祖先的各种美好，我们的很多习惯、思维方式也已经被胡尘所污染，是自甘堕落，还是重新振作，洗净百年胡尘，还我千年夏风，这是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严肃课题。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不能不说，那就是关于西方文明和西化的问题。近代西方入侵，正直华夏被满清占据，神州沉沦，汉人们等待时机寻求光复的时候，西方的到来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西方殖民者、满清鞑虏、华夏成为了一个三角关系。我们必须认清楚，这三者关系的性质。西方与华夏，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关系，而西方与满清、华夏与满清，则是文明与野蛮的关系。
西方和满清鞑虏，是两个强盗在分赃，两者时有冲突摩擦，而本质却并无区别，而最后，满清彻底成为了西方人奴才走狗。
而华夏与满清鞑虏，由于满清对华夏实行了长时期的强制胡化，强行让华夏野蛮化，华夏要重回文明之路，就必须推翻满清，驱逐鞑虏。而且满清早已成为了西方人的走狗，要想抵抗西方的殖民入侵，也需要做掉满清。可见，华夏与满清鞑虏没有可调和的余地，满清一日不灭，中华就一日处于亡国状态，更不要说重新振兴了。
而华夏与西方，则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博弈。这两个文明，均是人类的骄傲，均为人类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华夏文明虽然历经苦难，但始终在延续，传承发扬华夏文明的，依然是华夏子孙。而西方文明，则时断时续，古希腊、古罗马早已灰飞烟灭，传承发扬其文化遗产的，也并非他们的子孙后代。现在的欧美人，原本是入侵古罗马的蛮族，传承古希腊罗马文化后，才算开了窍，但蛮气至今仍未彻底消退，而汉人本为文明民族，被满清鞑虏强制胡化后，才出现倒退，可以说，当时的欧美，是蛮族的文明化，而华夏，则是文明民族的野蛮化，又正值他们文化新兴，尚充满朝气，遇到当时被强制胡化绝境求生的华夏，很容易使人产生西方文化优于东方的假象，如审时度势细思之，断非如此。

如今满清鞑虏早已覆灭，而华夏文明复兴的曙光已经出现，以华夏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必然会和西方文化之间有更多的博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可以被西化，而西方人為何不能被东化？西化与东化，和胡化汉化不同，是文明之间的、平行对等的，而非是要区别出哪个文明，哪个野蛮来。别人好的，可以拿来，我们好的，也可以送去。西方文化可以传遍世界，东方文化为何不能布满全球？两者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自是人类文明幸事。但无论如何取长补短，各自文明的核心，均不应被取代。

西方人不会因为学习我们而丢掉自己的西方文化（自私資本文化），我们当然也不能因为学习西方而丢掉自己的东方文化（道義自強、仁愛大同）。
西方文明历史上已经经历了多次的脱节，如今接力棒在当代欧美人手中，谁知道今后他们会不会经历和古希腊、古罗马一样的命运呢？而我们华夏文明，只要我们自己不抛弃她，就能永远呵护我们，帮助华夏子孙一代代走向繁荣昌盛。东方重新取代西方成为世界主导，前景可待！

滿清统治者对“汉化”的态度：
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皇太极召集诸亲王、郡王、贝勒及朝廷臣僚等读《金史·世宗纪》，对世宗维护女真民族传统的举动大加赞赏，并以此劝谕众人不忘满洲传统，他说：“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更变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127]
高宗乾隆曾告诫满洲臣僚说：“我朝满洲先正遗风，自当永远遵循，守而勿替。是以朕常躬率八旗臣仆行围校猎，时时以学习国语，熟练骑射。”[128]高宗还多次强调要保持满洲的传统服饰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他在为官修的《皇朝礼器图式》一书所作的序中就表明过这一态度：“至于衣冠乃一代昭度，……朕则依我朝之旧而不敢改焉。……且北魏、辽、金以及有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高宗在审阅三通馆进呈的《嘉礼考》一书时，就服制问题再次对满人提出儆戒：“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辄改衣冠，尽失其淳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寖弱， 及沦胥。盖变本忘先，而隐患中之。覆辙具在，甚可畏也。”[130]高宗以前代北族王朝的覆亡为鉴，把保持满人衣冠旧制看作是维系民族传统的最重要一环，故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个问题。

乾隆以后的嘉、道、咸三朝，继续高扬“骑射国语”的旗帜，反复重申保持满洲民族传统的重要性。仁宗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谕内阁曰：“我八旗满洲，首以清语骑射为本务。……我朝列圣垂训，命后嗣无改衣冠，以清语骑射为重。圣谟深远，我子孙所当万世遵守。”
[131]宣宗道光七年（1827年）的一则上谕说：“清语骑射，为满洲根本，人所应习。……各省将军、副都统等，其仰体朕意，将所属满洲官兵，教以清语骑射，俾各精熟，毋得渐染汉人习气，废弛满洲旧业。”[咸丰时颁发的《八旗箴》中有这样两句箴言：“国语勤习，骑射必强。”[
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一百来年，清朝统治者为抢救满洲传统尽了最大的努力，努力阻止满族人汉化。直到咸、同以后，面对西方的洋枪洋炮，才不再要求满人勤习“骑射”。乾、嘉、道、咸四朝为保存满洲文化所进行的种种努力，与金世宗和章宗朝的情形极为相似

女貞金国对待汉文化的态度　　　作者：刘浦江
【提要】应当如何评价金朝的汉化程度，中外学者历来各执一词。本文认为金朝生产上与农耕民族生活方式的接近，政治制度上采取的汉制一元化，文化上女真统治者努力防止汉化。
　金朝中期，世宗和章宗为了遏止女真人的汉化趋势，发起一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虽然因为汉人人口比例过大而效果平平。但始终没有放弃对汉文化的抵抗。
　蒙元初期，人们曾以“金以儒亡”说来解释金朝的亡国原因。本文对此的理解是：其一，女真人的汉化改变了他们质朴的民族传统，养成懒惰奢靡的生活作风，使这个民族最终走向衰落;其二，女真人的汉化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使得这个昔日强大无比的马上民族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变得不堪一击。
　　有关历史时期中国北方民族与汉民族的关系问题，历来受到来自东西方世界的广泛关注，然而时至今日，中外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似乎还很难找到共同语言。主要的分歧在于，应当怎样估价那些曾经入主汉地的北方游牧民族或狩猎民族的汉化程度?
　　在西方学者及日本学者看来，除去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等特例之外，中国历史上的北族王朝，如契丹人的辽朝，女真人的金朝，蒙古人的元朝，满族人的清朝等等，都始终没有被汉文明所同化，从而保持了“征服王朝”的特色，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种观点主宰了欧美各国的东方学界和日本、韩国的东洋史学界，于是当陶晋生教授在《十二世纪的女真人：汉化研究》一书[1]中得出女真人全盘汉化的结论时，就招致了西方学者的普遍批评。
　　与上述观点形成尖锐对立的是中国学者的立场。对于“征服王朝”、“骑马民族”之类的说法，中国学者历来是采取排斥和批判的态度，我们的主流观点是，历史上入主汉地的任何北族王朝，最终都无一例外地要被先进的汉族文明所“同化”，——换一个比较策略的说法，就是“融合”。就大多数中国学者来说，恐怕就连“涵化”(Acculturation)这样的概念也是不大容易接受的。
一方是强调文化冲突，不能接受游牧民族被农耕民族同化的事实;另一方是强调文化融合，不能容忍北方民族抵制汉族文明的说法。观点的分歧源于各自立场的不同，

关于女真贵族热衷乃至沉湎于汉文化的情形，在金朝中后期文献中多有记载。“南渡后，诸女直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67]这是说的宣宗以后的情况，此时女真人的汉化程度已经相当深入，
　完颜弼，盖州猛安人，护卫出身，宣宗朝累官知东平府事。“弼生平无所好，惟喜读书，闲暇延引儒士，歌咏投壶以为常”。[68]
　　

完颜陈和尚，金末名将。“雅好文史，自居侍卫日，已有秀才之目”。后在军中，从经历官王渥“受《孝经》、《论语》、《春秋左氏传》，尽通其义。军中无事，则窗下作牛毛细字，如寒苦一书生”。[69]
　　

金朝中期以降，女真人用汉字、着汉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世宗、章宗时期曾屡次下诏加以禁止。大定十三年(1173年)五月，“禁女直人毋得译为汉姓”。[77]说明此时女真人改用汉姓的情况已经比较常见了。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十二月，朝廷再次颁布如下禁令：“禁女直人不得译为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78]此次禁令规定了严格的处罚措施。
章宗时也多次颁布过类似的禁令。明昌二年(1191年)十一月，“制诸女直人不得以姓氏译为汉字”;[79]
泰和七年(1207年)九月，“敕女直人不得译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80]

对汉人的强制胡化
金朝自入主中原后，对黄河以北的汉人(包括南人在内)始终坚持剃发左衽的政策，即强令汉人改从女真之俗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就是女真统治者汲汲于“德运”的正统观念。女真统治者大概是从金朝中期开始接受这种观念的，《金史·世宗纪》有大定三年(1163年)十二月丁丑举行腊祭的记载，而丑日腊祭是金德之征。[82]又大定十五年(1175年)册封长白山册文云：“阙惟长白，载我金德。”
　　　当时朝廷百官对于德运问题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承唐土德为金德，二是承辽水德为木德，三是承宋火德为土德。从《大金德运图说》所载章宗谕旨来看，他对这几种意见似乎没有什么偏向，然而据元好问说，吕子羽“……谓国家止当承辽，大忤章庙旨，谪西京运幕”。[84]实际上，章宗最后确定金朝德运为土德。揣度章宗的本意，无非是认为正统在宋而不在辽，而认为他自己又与宋不同，所以自创了金德，没有承辽，也没有承宋，
乾隆题《大金德运图说》曰：“夫宋虽南迁，正统自宜归之宋。至元而宋始亡，辽金固未可当正统也。”[85]

挽救女真传统的努力
　　自熙宗、海陵以来开始的汉化进程，至金代中叶已呈潮流之势，这使当时的金朝统治者感到非常忧虑。大定间，世宗曾对参知政事孟浩说：“女直本尚纯朴，今之风俗，日薄一日，朕甚悯焉。”孟浩对此也颇有同感：“臣四十年前在会宁，当时风俗与今日不同”[86]在世宗看来，要想使大金王朝国运久长，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女真人的民族传统。
他曾向右谏议大夫、契丹人移剌子敬流露过这种想法：“亡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87]大定年间曾任宰执的女真人粘割斡特剌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有一次对世宗说：“以西夏小邦，崇尚旧俗，犹能保国数百年。”[88]这是当时部分女真上层人物的一种共识，他们认为应该仿效辽朝和西夏的做法，努力保持女真人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本色。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世宗和章宗时代，金朝统治者曾进行过许多努力，采取种种措施，试图遏止女真人的汉化趋势。三上次男氏将这些努力称之为女真文化的复兴运动。[89]
　　金世宗完颜雍是一位女真民族传统的坚定捍卫者，他为保存女真文化可谓苦心竭虑，不遗馀力。世宗经常像这样谆谆告诫女真贵族说：“女直旧风最为纯直，……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90]一次，世宗与太子等人前往宫中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词，顾谓皇太子及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之。……汝辈当体朕意，至于子孙，亦当遵朕教诫也。’”[91]拳拳之心，溢于言表。最令世宗担忧的是，自海陵南迁以后，新一代女真人已经渐渐遗忘了本民族传统，他曾对朝廷宰执吐露过这种忧虑：“会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人寖忘旧风。朕(幼?)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92]
后来世宗果真实践了他的这一夙愿。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三月，世宗亲率诸皇子、皇孙回上京会宁府寻根，并在太祖完颜阿骨打起兵之地建立《大金得胜陀颂碑》，以弘扬女真民族精神。直到次年九月，世宗一行才返回中都。
　　复兴民族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大力倡导人们学习和使用女真语、女真字。世宗时曾一度要求世袭猛安、谋克必须学习女真字，“凡承袭人不识女直字者，勒令习学”;[93]后来又进而规定“猛安、谋克皆先读女直字经史然后承袭”。[94]大定九年(1169年)，世宗采纳枢密使完颜思敬的建议，规定“亲王府官属以文资官拟注，教以女直语言文字”。[95]为了强制宫中卫士学习女真语，世宗甚至还下过这样一道强硬的命令：“应卫士有不闲女直语者，并勒习学，仍自后不得汉语。”
[96]大定十六年(1176年)十月，世宗又诏谕宰相说：“诸王小字未尝以女直语命之，今皆当更易，卿等择名以上。”[97]金代的女真人大都以汉名为学名，但一般习惯于用女真语称小名，所以世宗才要求改用女真语。
　　为了大金王朝的未来考虑，世宗尤其注重对皇子、皇孙们进行女真文化教育。太子允恭长子完颜璟(即章宗)原来不懂女真语，十岁时“始习本朝语言、小字”。入朝时以国（女真语）谢，世宗喜，且为之感动，谓宰臣曰：‘朕尝命诸王习本朝语，惟原王甚习，朕甚嘉之。’”[98]
可见世宗对此事是特别在意的。他还曾向朝廷大臣赞许说，皇太孙为大兴府尹时，“有女直人诉事，以女直语问之，汉人诉事，汉语问之”，且谓“大抵习本朝语为善，不习，则淳风将弃”。[99]在世宗的这种思想主导之下，尽管太子允恭对本民族文化没有什么兴趣，但他的儿子们却大都学习过女真语言和文字，如郓王琮，“世宗选进士之有名行者纳坦谋嘉教之，女直小字及汉字皆通习”;瀛王瓌，“精于骑射、书艺、女直大小字”。[100]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女真贵族子弟中是并不多见的。
　　兴办女真字学，创立女真进士科，，是世宗时期复兴女真文化的几项重要措施。女真字学虽然始创于太宗天会年间，但数量有限，可考者仅有上京、西京和北京三处。而且自熙宗以后，女真字学已默默无闻。世宗大定初，在全国各地大兴女真字学，“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至三千人”，后又定制“每谋克取二人”。[101]大定十三年(1173年)，始创女真国子学，后又创建女真太学，各路广设女真府州学，“其学大振”。据《金史·选举志》载，诸路女真府州学共计22所，但实际上可能不止此数;大定九年(1169年)出使金朝的宋人楼钥，途经中都路保州时见到的保州女真字学，就不在上述22所府州学校之内。[102]世宗兴办女真字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广和普及女真大小字，藉以保存女真族的文化传统。

女真进士科的创立，与女真字学的兴办是分不开的。大定九年(1169年)，选拔诸路女真字学生“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师，以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之”。[103]大定十三年(1173年)，就以这批女真字学生为主，试以策论，取徒单镒以下27人，是为“策论进士”。值得考究的是，世宗创立女真进士科的意图何在?这当然不会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女真人的汉化，其主要目的是鼓励女真人学习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弘扬女真传统文化。
女真进士科的定制是以女真大字试策，以女真小字试诗，故元代史家如此评论说：“夫以策论进士取其国人，而用女直文字以为程文，斯盖就其所长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国字，使人通习而不废耳。”[104]不仅如此，女真进士科的创立可能还隐含着另外一层用意。一次，世宗对左丞相完颜守道说：“契丹文字年远，观其所撰诗，义理深微，当时何不立契丹进士科举?
今虽立女直字科，虑女直字创制日近，义理未如汉字深奥，恐为后人议论。”守道回答说：“汉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由历代圣贤渐加修举也。圣主天姿明哲，令译经教天下，行之久亦可同汉人文章矣。”[105]看来世宗创设女真进士科的初衷不止是要保存女真文化，而且要让它逐渐发展壮大，自成体系，世宗真可谓深谋远虑了。
　骑射之长技是女真民族传统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世宗对这个问题也相当重视。世宗本人“善骑射，国人推为第一”，为了振兴女真文化，章宗仍旧积极提倡和推行女真语言文字。自熙宗以来，汉文、女真文和契丹文一直是金朝的三种法定文字，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废罢契丹大小字，可能与推行女真字的政策有一定关系。
　在涉及女真民族传统的问题上，章宗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承安五年(1200年)，朝议拜礼当从汉制抑或女真制，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部分汉官主张“凡公服则用汉拜，若便服则各用本俗之拜”，女真官员则主张“公服则朝拜，便服则从本朝拜”。最后由章宗定夺，“上乃命公裳则朝拜，诸色人便服则皆用本朝拜”。[115]也就是说，不论什么民族，只要是着便服都必须使用女真拜礼。
泰和五年(1205年)，“诏拜礼不依本朝者罚”。可见在金朝中后期，统治者仍一如既往地坚持对汉人实行剃发左衽的政策，强制汉人接受女真礼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