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最早写日记、读日记、评日记可以上溯到他读中学的时候。在桃坞中学上初中时，钱钟书就常被校报约稿，情急之中就以自己的读书笔记应付。这是钱钟书一生常用的写作方式，这里还不知道他有没有形成写日札的习惯。就目前所知，《〈复堂日记续录〉序》恐怕是钱钟书最早有关日记的文章。写作此文时，他方从辅仁中学毕业，考取清华，尚未北游。然文中已言：“睹记所及，湘乡曾文正、常熟翁文恭、会稽李莼客侍御、湘潭王壬秋检讨，皆累累挟数十巨册，多矣哉！”说明此前对日记之体已有相当之了解。
1934年，钱钟书在《北游纪事诗》自注内言：“原念（廿）二首，今录念（廿）一首，本载日记中，故略采本事作注以资索引。” 1935年2月21日其父钱基博先生在连载《读清人集别录》的引言中也谈及：“儿子钟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余父子日记，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氏之史学以后先照映；非夸语也！”（《光华大学半月刊》4卷6期，1936年3月）这些确切的说明他早就有记日记的习惯。据最新公布的信息透露，钱钟书自1935年考上公费留学前数十年间的日记，至今仍在杨绛先生之手。无锡博物院常务副院长陈瑞农回忆说，1981年的盛夏，他在无锡“二清办”（市查抄文物图书清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发现17册钱钟书遗失的日记！日记全是手写日记，毛边纸、大八开本，每本都可以看出是主人精心装订而成，封面左下部款署“钱钟书”。日记以毛笔书写居多，从内容上看，是钱钟书1935年留学前数十年间的日记，包括他为父亲钱基博代笔为钱穆《国学概论》作序的经过，他在清华大学攻读以及和杨绛相识相知的过程，内容非常丰富。“这些日记估计是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从新街巷的‘钱绳武堂’老宅中抄出来的，是研究钱钟书的第一手资料。”（《锡城举办“钱钟书诞辰100周年”系列活动》，《无锡商报》2010年11月20日）钱钟书得知后，让其在上海的侄子领回了这批日记，物归原主。钱先生似乎很不愿意这批日记外传见世，当时没有答应陈瑞农请求捐赠的建议。
在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以下简称“吴书”）出版之前，杨绛在《我们仨》等书中也曾透露，钱钟书有记日记的习惯，但具体内容和数量难以得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容安馆札记》还仅是钱先生日札的冰山一角，却也非纯粹之日记。杨绛此次向吴学昭展示了钱钟书更私密的日记内容，书中还显示，钱钟书记日记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解放后，钱钟书因参加了几次特殊工作，虽历经各种运动，却鲜闻受抄家之厄。故其日记之规模、价值也极让人期待。
留学英法及昆明日记的遗失
钱钟书在留学英法时，他不厌其烦的在日记中记下与杨绛的读书、生活细节。杨绛说，她在牛津时“有些小小的‘歪学问’，常使钟书惊奇”，“一次钟书把我背的词和他刚读到的对比，一字不错，就在日记上说我想‘胜过’他呢。当然是胡说。我读了诗话、苏东坡‘众星烂如沸’句，被诗话作者打杠。我不服，钟书和我所见恰好一样。我读雪莱（Percy Byssbe Shelley）诗，有一句也是‘鸟鸣山更幽’的意思，他十分赞成，也记在日记上了。现在《管锥编》里还存此句，但未提我名。”（吴书第109页）又，他们每年读书，年终还统计结果。1935年终统计结果，两人所读书册数大体相当，但钱先生读的全是大部头书，杨绛则把小册子也算一本，钱读的中文书全不算，杨绛全算。钱钟书就在日记中写道：“季承认自己‘无赖’。”（吴书第110页）等第二年杨绛怀孕之后，她再“无赖”也不能和钱钟书比数量了。年终结算，钱钟书在日记中写道：“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吴书第126页）在牛津时，杨绛总管财政，钱钟书见了好书，总忍不住要买。杨绛怕书多难以带回，只说等下次吧。有时，“下次”书卖掉了，他气的在日记上发牢骚：“妇言不可听。”（吴书第112页）这是钱钟书留学时的日记细节。
1938年钱钟书回国到西南联大以后，夫人杨绛与女儿皆不在身边，他孤身一人在昆明生活，“给阿季写信很勤，还特地为阿季写下详细的日记，并有诗多首描绘他的生活环境，抒发他对阿季不尽的思念。”（吴书第152页）钱钟书在西南联大这一段教书生活，虽然短暂，却是研究近代学人思想学术活动与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也是解开钱钟书本人生平上一些疑点的重要一手材料。所以他的日记就显得尤为可贵。可惜的是，日记最终没保留下来。昆明日记直到1949年他们从上海迁居北京时仍然保存，只是此次搬迁，他们仓促中丢失了很多重要的东西。众所周知的是钱钟书那部写了几万字的长篇小说《百合心》手稿被弄丢，除此之外，还有没来得及去清理存放在辣斐德路钱家大柜子里的东西，内有杨绛父亲给宝贝女儿陪嫁的名贵碑帖，文徵明的大幅条幅，赠女婿的一部善本《佩文韵府》等，再就是钱钟书的昆明日记。除了匆忙之外，他们也想着只是暂时离开上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回来，可谁知这么一去，东西就永远留下了。直到1977年后，她的堂侄阿虎忽然从上海将钱钟书的昆明日记挂号寄到北京，却已腐蚀，“一页页结成了块，无一字能辨认，钟书和杨绛就把它毁了。”（吴书第239页）
本书有关日记内容最为详细的，是1949年暮春夫妇同游杭州的记录。因为杨绛将钱钟书此节日记手稿亲奉阅于吴学昭，故吴引用最多。此番夫妇同游杭州，时间仅四天。出游资金来自于摄影家郎静山的酬金。钱钟书将这段日记特名之为《钱大先生游杭州记1949.3.27至1949.3.31》（具体见是书第233至236页）。此类专题日记恐在钱的日记中不在少数。这节日记也最能看出钱钟书日记的一些特点，比如学究气不重，一如其人，风趣洒脱，机智有才。
（钱之俊）
1934年，钱钟书在《北游纪事诗》自注内言：“原念（廿）二首，今录念（廿）一首，本载日记中，故略采本事作注以资索引。” 1935年2月21日其父钱基博先生在连载《读清人集别录》的引言中也谈及：“儿子钟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余父子日记，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氏之史学以后先照映；非夸语也！”（《光华大学半月刊》4卷6期，1936年3月）这些确切的说明他早就有记日记的习惯。据最新公布的信息透露，钱钟书自1935年考上公费留学前数十年间的日记，至今仍在杨绛先生之手。无锡博物院常务副院长陈瑞农回忆说，1981年的盛夏，他在无锡“二清办”（市查抄文物图书清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发现17册钱钟书遗失的日记！日记全是手写日记，毛边纸、大八开本，每本都可以看出是主人精心装订而成，封面左下部款署“钱钟书”。日记以毛笔书写居多，从内容上看，是钱钟书1935年留学前数十年间的日记，包括他为父亲钱基博代笔为钱穆《国学概论》作序的经过，他在清华大学攻读以及和杨绛相识相知的过程，内容非常丰富。“这些日记估计是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从新街巷的‘钱绳武堂’老宅中抄出来的，是研究钱钟书的第一手资料。”（《锡城举办“钱钟书诞辰100周年”系列活动》，《无锡商报》2010年11月20日）钱钟书得知后，让其在上海的侄子领回了这批日记，物归原主。钱先生似乎很不愿意这批日记外传见世，当时没有答应陈瑞农请求捐赠的建议。
在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以下简称“吴书”）出版之前，杨绛在《我们仨》等书中也曾透露，钱钟书有记日记的习惯，但具体内容和数量难以得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容安馆札记》还仅是钱先生日札的冰山一角，却也非纯粹之日记。杨绛此次向吴学昭展示了钱钟书更私密的日记内容，书中还显示，钱钟书记日记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解放后，钱钟书因参加了几次特殊工作，虽历经各种运动，却鲜闻受抄家之厄。故其日记之规模、价值也极让人期待。
留学英法及昆明日记的遗失
钱钟书在留学英法时，他不厌其烦的在日记中记下与杨绛的读书、生活细节。杨绛说，她在牛津时“有些小小的‘歪学问’，常使钟书惊奇”，“一次钟书把我背的词和他刚读到的对比，一字不错，就在日记上说我想‘胜过’他呢。当然是胡说。我读了诗话、苏东坡‘众星烂如沸’句，被诗话作者打杠。我不服，钟书和我所见恰好一样。我读雪莱（Percy Byssbe Shelley）诗，有一句也是‘鸟鸣山更幽’的意思，他十分赞成，也记在日记上了。现在《管锥编》里还存此句，但未提我名。”（吴书第109页）又，他们每年读书，年终还统计结果。1935年终统计结果，两人所读书册数大体相当，但钱先生读的全是大部头书，杨绛则把小册子也算一本，钱读的中文书全不算，杨绛全算。钱钟书就在日记中写道：“季承认自己‘无赖’。”（吴书第110页）等第二年杨绛怀孕之后，她再“无赖”也不能和钱钟书比数量了。年终结算，钱钟书在日记中写道：“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吴书第126页）在牛津时，杨绛总管财政，钱钟书见了好书，总忍不住要买。杨绛怕书多难以带回，只说等下次吧。有时，“下次”书卖掉了，他气的在日记上发牢骚：“妇言不可听。”（吴书第112页）这是钱钟书留学时的日记细节。
1938年钱钟书回国到西南联大以后，夫人杨绛与女儿皆不在身边，他孤身一人在昆明生活，“给阿季写信很勤，还特地为阿季写下详细的日记，并有诗多首描绘他的生活环境，抒发他对阿季不尽的思念。”（吴书第152页）钱钟书在西南联大这一段教书生活，虽然短暂，却是研究近代学人思想学术活动与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也是解开钱钟书本人生平上一些疑点的重要一手材料。所以他的日记就显得尤为可贵。可惜的是，日记最终没保留下来。昆明日记直到1949年他们从上海迁居北京时仍然保存，只是此次搬迁，他们仓促中丢失了很多重要的东西。众所周知的是钱钟书那部写了几万字的长篇小说《百合心》手稿被弄丢，除此之外，还有没来得及去清理存放在辣斐德路钱家大柜子里的东西，内有杨绛父亲给宝贝女儿陪嫁的名贵碑帖，文徵明的大幅条幅，赠女婿的一部善本《佩文韵府》等，再就是钱钟书的昆明日记。除了匆忙之外，他们也想着只是暂时离开上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回来，可谁知这么一去，东西就永远留下了。直到1977年后，她的堂侄阿虎忽然从上海将钱钟书的昆明日记挂号寄到北京，却已腐蚀，“一页页结成了块，无一字能辨认，钟书和杨绛就把它毁了。”（吴书第239页）
本书有关日记内容最为详细的，是1949年暮春夫妇同游杭州的记录。因为杨绛将钱钟书此节日记手稿亲奉阅于吴学昭，故吴引用最多。此番夫妇同游杭州，时间仅四天。出游资金来自于摄影家郎静山的酬金。钱钟书将这段日记特名之为《钱大先生游杭州记1949.3.27至1949.3.31》（具体见是书第233至236页）。此类专题日记恐在钱的日记中不在少数。这节日记也最能看出钱钟书日记的一些特点，比如学究气不重，一如其人，风趣洒脱，机智有才。
（钱之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