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正在改变”——2017年长篇小说的三个标本
嗨！到处流浪的人们
聚在一起吧
要承认你周围的水位正在上涨
接受它。不久
你就会彻骨地湿透
对你来说如果你的时代值得拯救
你最好开始游泳，要么就如石头般沉默
因为时代正在改变
嗨！作家们，评论家们
用你们的笔做预言
睁大你们的眼
这种机会千载难逢
不要说得太快
因为车轮还在旋转
很难说谁会成名
因为现在的输家将是未来的赢家
因为时代正在改变
嗨！参议员和国会议员们
请留心电话
不要站在门口
不要拥堵在走廊
因为受伤的他会停滞
外面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战斗
很快，你的窗户抖动，墙壁咯吱作响
因为时代正在改变
嗨！各地的父母亲们
不要说你们不懂
你们的儿女已超出你们的控制
你们的老路正在迅速老化
如果你们无力，请避开这条新路
因为时代正在改变
线路已画好，咒语已实施
现在缓慢的，在未来将是快速的
现在的“当代”，将是未来的过去
制度很快过时
现在领先的，在未来将是落在最后的
因为时代正在改变
这是鲍勃·迪伦发布于1964年1月的一张专辑的同名歌曲《时代正在改变》。鲍勃·迪伦敏锐地捕捉到了在六十年代的空气中微微颤动的时代精神，并描述了出来。鲍勃·迪伦所说的“时代正在改变”被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刻触摸到。据说，1984年的苹果股东大会上，乔布斯正是以这一首《时代正在改变》作为开场，拉开了苹果改变时代的序幕。而迟钝如我们，须得到这一个世纪，方才明白“未来已至”。是的，我们正站立在新与旧的分界线上，我们看到霞光初现的同时，也看到夕阳缓缓坠落。新的吸引我们，而旧的让我们眷恋；新与旧撕扯着我们，分裂着我们，让我们从未如此清晰地意识到，时代正在改变。鲍勃·迪伦召唤我们说，“作家们，评论家们/用你们的笔做预言/睁大你们的眼/这种机会千载难逢”。我们都清楚，不是每个人都能赶上这沧海桑田的时代，碰上了，是我们的幸运，抑或是不幸。或许，唯一能做的，不过是用笔或记录或预言这正在改变的时代，以及在这时代之中的人们。
一
冯良的《西南边》描绘的是社会制度的改变对人所造成的日常且重大的影响。《西南边》的开篇，看上去是一个爱情故事的开始。曲尼阿果在遭遇战之后，发现自己左脚板上扎了刺，挑不出来，只能去找军医。在这个过程中，军医夏觉仁对她一见钟情，展开了锲而不舍的追求。对于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来说，时代在发生电闪雷鸣的变化的时候，我们是浑然不觉的。我们以为，生活照旧，一切似乎都跟昨日没什么不同，只有在好多年过去之后，才会恍然大悟，哦，从那一刻起，一切已经完全不同了。只有我们这样与《西南边》所描述的场景隔着时间距离的读者，才深刻意识到，时代的车轮正在滚滚向前。但是，那个时候，曲尼阿果一无所知。
时代的变化落在普通人身上，大抵是在爱情、婚姻等再私人不过的地方。假如解放军没有进驻大凉山，黑彝的女儿阿果大约会像她想象的那样，和她的表哥古侯乌牛结婚，像祖祖辈辈一样生活着。然而，封闭的大凉山一旦打开，变化就发生了。变化是从表哥身上开始的。当乌牛走出了大凉山，到西昌、成都、北京读书以后，他开始意识到了大凉山并不是整个世界，相反，世界要开阔得多。乌牛穿西装、着西裤，看过电影，见识过汽车，这意味着他接受了现代社会的洗礼。之后，他的眼界就完全不一样了。当一个人被“现代化”以后，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必然发生改变，婚姻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不觉得必须恪守彝人不和外人开亲的祖训，不觉得婚姻是被规定了的——“白彝和白彝，黑彝和黑彝，我们娃子只有和娃子相配”，他不再视已经定亲的表妹阿果为必然的婚姻对象。这是变化的时代之于人的影响。阿果是变化所传导的下一个环节。阿果并不像她表哥那样，是主动迎接时代的改变，她是时代变化的被动承受者。她踉踉跄跄地跟随时代去变化，她听从爹妈的安排，生怕表哥不要她，拖泥带水地去成都学习，然而，这并未让她追上时代——是的，追赶时代的人从一开始就落入了时代的下风，事实上，从头至尾，阿果都不曾真正地随时代而变过。她是鲍勃·迪伦所说的沉默如石头的那一类人，任由时代的水位不断上涨，然后将他们淹没。所以，尽管阿果也走出凉山，又回到凉山，主宰她的，始终是凉山彝人的情感结构。对于变化了的外面世界，她始终只能“哭哭啼啼”，毫无招架之功。就这样，在懵懵懂懂中她失去了她想象中的生活。当她得知表哥和一个白彝丫头好上了以后，除了以儿童般稚拙的形式表达激烈的感情，她似乎毫无办法。
幸好还有夏觉仁对她一往情深的追求。时代将与外人结婚的命运抛掷给她，她即使不乐意，也只能承受着。事实上，她也是时代改变过程中足够幸运的那一个。冯良三言两语写到了她的二姐，可以与阿果的生活放在一起看。“她二姐曲尼阿呷嗓子甜，一唱歌，鸟儿都跟着叽啾，性情活泼，女兵女干部都想当，离家天远地远也不惧，但家里死活不同意。”这样一个向往跟随时代的水波而游泳的人，却在时代的变化中不再有合适的婚姻对象。“和你二姐同龄的黑彝男子，上下错开三两岁，订亲结婚的；因为解放因为民改，觉悟的，参加工作的，当叛匪被打死的、抓了的，剩下的还有啥可挑的。”对于时代来说，这也许是小小的偶然，但对于个人来说，这简直就是飓风般的无力抵挡的命运。构成小说整体性细节的，是夏觉仁对阿果的矢志不渝的爱。这爱通过不同的人不同的叙述方式被浓墨重彩，成为这个小说最华美也是最深情的部分。那么，夏觉仁对阿果的爱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一个人为什么爱另外一个人？这是这世间最叫人迷惑且无法解释的部分。夏觉仁因何爱上阿果？或许是美貌吧。无论男女，颜值已然成为畅通无阻的通行证。最先吸引夏觉仁的，当然是阿果的外在，“这彝姑娘真的有双桑树叶子般的眼睛，眸子黑亮，眼白发蓝。”这固然是了。但是，爱的产生，却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在爱上阿果的时候，夏觉仁正处在被沙马依葛追求的过程中，这也构成了重要原因。说起来，沙马依葛外向、泼辣，眉眼间自有一种风情，但是，夏觉仁却感到了害怕。“他挺怕沙马依葛那张脸，明明笑着，定睛看去却在发狠。”而他对阿果是另外一种怕，“这种怕令他不能呼吸，让他想要凝神端详进而触及他怕的对象。”这是由爱而生的怕。冯良准确地触及到了爱人者的感受，是的，当你全身心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对你爱的那个人，竟然是怕。为什么夏觉仁在追求他的沙马依葛和他追求的阿果之间选择了后者？这恐怕不能简单地解释。还是要回到小说。我们看到，夏觉仁始终在怀疑沙马依葛爱的真诚性，一会儿他认为沙马依葛不是看上了他，是喜欢上了大上海，一会儿，他又猜测，沙马依葛未必喜欢自己，喜欢的是药。简言之，夏觉仁执着地认为存在一个本质化的“自我”，而爱情，应该是纯粹的，是两个本质化的“自我”碰撞的结果。这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加诸其的影响，也是通俗爱情故事的核心。但是，在木略等现实主义者看来，大上海也好，药也好，不都是他么。也就是说，夏觉仁所认为的外在的背景、职业身份、社会地位等等，都是一个人不可分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夏觉仁与沙马依葛的根本性冲突之一。另外一个根本性差异，在于对待时代的态度。从表面上看，夏觉仁充分意识到了时代的变化，是与这一变化合拍的。作为出身于上海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他没有按照家人给他的安排规划人生，而是放弃学业，直接从辅仁医学院参军。“倒是他的家人，不知今夕何夕，只知挣钱花钱。……他怎么会听从他们，落后，自私，最能打动他的是‘为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也就是说，同沙马依葛一样，他积极回应了正在变化的时代的召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与沙马依葛是同路人。那么，同路人就一定声气相求吗？阿兰·布鲁姆在分析《奥赛罗》的时候有这样一段分析。他说，“根据古希腊罗马传统的分析，爱意味着缺陷和需求。一个人亲近另一个人，承认那人在某些方面值得钦佩，恰好暗示了他自己在这些方面的匮乏。一个人渴望拥有的事物正是他并未拥有的事物。而占有他人的欲望意味着，爱人者缺乏被爱者具有的某些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果所吸引夏觉仁的地方，恰恰在于她对于变化着的时代的不变与沉着，虽然，阿果自己对此并不自知。然而，悖谬的是，这桩爱情和婚姻得以实现，须得改变阿果的不变，共同成为变化着的时代的一分子。“他血气方刚，顽固不化，什么不和汉人开亲、娃娃亲，一概视为封建陋俗，打定主意要把曲尼阿果带动起来勇敢地加以破坏。”因此，爱情和婚姻的悲剧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种子。
夏觉仁对阿果持之以恒的追求与爱恋成为人们传播的话题。大家口耳相传，夏觉仁是如何披荆斩棘地追求阿果，又是如何呵护阿果。他们的婚姻，成了浪漫主义的神话。现在的问题是，神话之中的人幸福吗？关于爱人者和被爱者，阿兰·布鲁姆还说，“爱人者通过他的爱承认对被爱者的依赖，在这个意义上，也承认了自己的卑微。尽管被给予感情，被爱者却不一定有所回报。……因此，对于被爱者的感情，爱人者不能有任何要求。相反，因为他在爱，他便默许了一种缺憾，即被爱者并没有回报的义务。……尽管如此，每一个爱人者都要求被爱作为回报，只有通过爱的回报他才能占有被爱者。此外，他还赔进去自己的尊严，当他决定去爱，他的自尊便开始依赖另一个人。同时，他使自己陷入双重困难的处境，爱上别人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迫使他承认自己与被爱者是不般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夏觉仁是否觉得幸福，依赖于阿果是否回应他的爱。阿果到底爱他吗？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很多时候，夏觉仁感到曲尼阿果在面对他时很矛盾，他相信曲尼阿果慢慢也爱上了他……同时，也依赖他，因为他医术高明还有点崇敬他，起码有面子，可以帮助她的乡亲。更觉得他给自己抹黑，玷污了她那纯洁的黑彝的血。”然而，阿果所思所想，我们却不得而知。我们只能在夏觉仁背叛了阿果之后的愧疚里，发现阿果行事的些许痕迹。原来阿果每年都在给夏觉仁上海的亲人寄当地特产。这能算作阿果爱的证明？还是仅仅表现了阿果的善良？至于被爱者阿果是否觉得幸福，我们就更加迷惑了。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阿果所能感受到的新旧两个时代加诸在她身上的痛苦。在感情上，一方面，她慢慢感动于夏觉仁对她的爱；另一方面，她必须忠于她的族人。所以，她可以不计较夏觉仁对她或情感或身体的背叛，但绝对不能原谅夏觉仁哪怕是出于对他们小家的保护去背叛她的族人。在她看来，这种背叛是致命的，就像她永远不能背叛已经烟消云散的那个时代一样。她的脸上有许多处于时代夹缝中的人们的表情，崇高而悲壮，终其一生也无从化解。
二
石一枫的《借命而生》以二十年的时间跨度，来探寻人如何处理自身与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的关系。这是一个经典的文学主题，也是今天的我们需要面对的主题。
小说人物出场的时候，他们处于领先于时代的位置。如前所述，杜湘东是有理想主义追求的，“他当年考警校想的是立功，是破案，是风霜雪雨搏激流和少年壮志不言愁。”杜湘东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并希望藉由年轻人特有的力量感，实现个人价值。如果说，杜湘东还只是朦胧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那么，姚斌彬则是准确地洞见了时代的本质，并积极为即将到来的时代做好准备。“姚斌彬告诉我世道变了，在新的世道里，人应该有种新的活法，活得和以前不一样，活得和我们的爹妈不一样。他还说我们得先做好准备，变成有本事的人。”许文革的这番自述打开了当年他们之所以如此的黑匣子。一个时代的变化，全然有赖于先行者发现变化的契机与可能，然后带动更多的人的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先行者将会获得时代的酬报。恰恰相反，时代的进步有时候是以对先行者的毁灭作为代价。鲁迅在《药》就描绘了一个肉体被“杀”和精神被“吃”的先行者形象。杜湘东、姚斌彬等先行者付出了各自的代价。杜湘东与单位的整体氛围格格不入，成就感只能来自“真寂寞”。这种格格不入逐渐磨损他的志气，消耗他的力量感，把自己变成了他曾经难以忍受的环境的一部分。“他突然发现年轻同事们看他的目光是似曾相识的。在哪里见过呢？其实并没有‘见’过，那是若干年前自己看待老吴的眼神：虽然亲热但又不屑、怜悯。现在人家也把他当老吴看了。微微鼓起的后视镜里映出了一张滑稽变形的脸。两腮深陷，被风吹乱的头发白了三分之一。除了牙齿尚在，他的面貌和做派都在活脱脱地向着老吴那个方向飞奔。”当然，杜湘东的改变，直接原因是姚斌彬、许文革的逃跑案件带给他的巨大挫折。但我以为，遇不遇上这回事，杜湘东大概率是会变成后来这个样子的。
姚斌彬和许文革就更不用说了。为了熟悉汽车，两个人被当作小偷送到监狱，一辈子无法洗脱自己。更可怕的是，姚斌彬甚至被偶然选中，失去了劳动能力，最后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死亡让他永远停留在八十年代。他被八十年代的光晕笼罩着，成为我们刻骨铭心的怀念。许文革呢？他看似侥幸从落下的闸门下勉强逃生，但一辈子只能以“无名”的状态生活着。至于他顽强地从无名状态中挣脱出来，那是另外一种不同于姚斌彬的英雄主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借命而生》是关于先行者悲剧的故事，杜湘东、姚斌彬和许文革三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叠加着，浓墨重彩地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一个时代的先行者有可能成为另外一个时代的落后者。这部小说的另外一部分则是落后于时代的人们的生活。如果说，在故事的前半部分，杜湘东、姚斌彬和许文革，包括那个叫老徐的大虾米般的警察，或多或少显示出了英雄主义的气概，那么，到了后半部分，除了死者永生，其他的人都被时代无情地碾压，光环散去，生活的卑微本质显露出来，每个人都成了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杜湘东显示出了失败者的面容。随着逃跑者许文革的抓捕失败，振奋着他，让他不至于出溜下去的那口气也就烟消云散了。一开始就纠缠着他的世俗生活成为他最大的敌手。表面看上去，他与世俗生活和光同尘，但是杜湘东知道，一直注视着他的我们也知道，他从来没有向世俗生活屈服过——世俗生活既没有成为他的价值观，也没有构成他的行动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杜湘东与姚斌彬一样，一直活在了八十年代。
那么，对于许文革来说，情形又不太一样。一度，许文革与九十年代的时代逻辑是合拍的。这逻辑就是通过劳动积累资本，利用资本进一步改进技术，扩大再生产，从而实现资本的不断升级。就这样，许文革成为时代的宠儿，一名成功商人，他与“身为一名穷人”的杜湘东的关系进一步拧紧。然而，资本趋利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不断逃离劳动来摆脱对劳动进行管理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资本取代产业资本是资本发展的必有之路。而劳动是许文革根深蒂固的逻辑，他不理解也不接受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的更新之路，这也决定了他必然从时代的列车上滑落，同杜湘东一样，成为被时代抛弃的失败者。
老实说，这些年来，在文学的世界，我见多了形形色色的失败者。他们是局外人，是多余者，以自己的存在说明世界的荒谬，也见证并加强了文学的否定性价值。这当然也不错，至少，文学存在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向世界提供另外一种可能。但是，看得多了，失败者也令我感到倦怠。假如失败者没有恒久的信念与信仰，假如失败者不能从失败中穿透出光亮，那么，这失败也就是失败了。然而，读《借命而生》的时候，我却不忍心将他们称呼为失败者。是的，无论他们如何衣衫褴褛，如何形容枯槁，我被他们强烈而高贵的思想感情所打动。他们就像一个个标本，留在时代的夹缝中，却拓下了时代最真实的形象。
三
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更像是鲍勃·迪伦所说的预言，他描绘的看上去似乎是未来人类社会的景象。意识晶体。自在空间。移动灵魂。意识共同体。这些词，是李宏伟虚晃一枪耍的小花招，还是确有深邃的意义？在李宏伟设想的2050年，每个人年满十二岁，作为成人礼，他/她可以被植入意识晶体。这是以国王为领袖的帝国文化这一商业公司的发明——“以移动灵魂为中介，通过意识晶体的捕捉与识别，个人接入意识共同体，与他人建立了直接的便捷联络渠道，所有信息的分享也直接在意识共同体上实现了。”也就是说，在2050年，除未满12岁的儿童，几乎所有人都植入了意识晶体。
显然，这带来了人对于自我与他人关系、与世界关系的体验的变化。小说也直截了当地描述了这种变化——“想一想，有什么能比你的所有意识，你的意识见证、想象的一切都可以被捕捉到，随时可以回放、印证、确认更能让你有存在感？有什么能比你只需动念就能和朋友交流，你想要的信息可以直接通过意识捕捉来得更便捷？最关键的是，只要你不关闭移动灵魂，不退出意识共同体，你就拥有了和意识共同体上所有人共在的感觉。这种共在感不是幻觉，它实实在在，因为只要你呼唤，就一定有人回应，这个回应也一定是你最想听到的那种。”某种意义上说，意识共同体就是巴别塔，人类得以跨越语言的障碍、经济政治的不同，直接以意识互联。意识共同体甚至被上升到“人类共同体”的高度。然而，所有的跨越都须得付出代价。对于2050年的人类来说，代价就是植入意识晶体。
李宏伟特意在附录部分讲了几则故事，包括孩子们欢天喜地植入意识晶体以庆祝成年，一个信息奴的自白、意识共同体上的交往故事以及在摘除意识晶体之后所带来的不适感。简而言之，他们的现实感，或者更极端一点说，他们的自我，都得通过意识晶体才得以建立。无怪乎小说中当黎普雷第一次见到宇文燃的时候就十分确定，她身上没有植入意识晶体，因为“她的双眼也是直直看过来”，“不像时常出入意识共同体的人，因为双眼调焦而无法更改这一下意识习惯”。可见是否植入意识晶体，已经成为判断一个人“是我族类”的标志。
那么，植入意识晶体意味着什么？就在这部小说出版的2017年，人工智能突然成为人们热烈谈论的对象，起因是柯洁在对战人工智能AlphaGo中败北。另一个小范围谈论的事件是，机器人小冰出版了诗集。2016年或2017年，被人们称作“人工智能元年”。大家恐惧而又热烈地谈论着这一切，仿佛无数次在电影上上演的机器人时代很快就要来临。人工智能的威胁似乎迫在眉睫，可能的应对途径之一是实现人脑与人工智能融合。据说，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成立的公司Neuralink就是要把人脑与计算机直接融合。“马斯克希望‘脑机界面’能进行人类意识的实时翻译并将之转化为可输出的电子信号，从而可以连接并控制各种外部设备，用他的话说就是‘当你的念头一闪而过时，电视机或车库门便自动打开了’。”看，这是不是很像被植入了意识晶体的人类在2050年的情形。对此，有相关领域专家强烈反对，并质问：“你们知道如何防止人类的自我意识被彻底抹除吗？”其理由是，“我们的自然感官，主要是让我们接受认知性的信息，而不是让外来的控制信号随便侵入，这就为保护和维持我们每个个体的主体地位打下了基础。”
看上去，李宏伟似乎并不认为“脑机融合”就能直接修改人类的大脑，进而抹杀人类的主体性。但是，随着小说的逐渐深入，随着黎普雷对宇文往户死因的深度调查，这个问题最终还是浮出了水面——人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具有主体性的独立的个体，自我在什么意义上得以确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宇文往户的死深深撼动了黎普雷，也撼动了作为读者的我们。一个诗人，一个对于时间有着敏锐感知，写出了《鞑靼骑士》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理应是对人的主体性有充分体认的人，却在颁奖前夕准备获奖演说的那一刻，才猛然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被设计、被引导的，无论是人生，还是创作，甚至细致到获奖演说的提纲，都是多年前被预先安排好的，这真真叫人情何以堪！我承认，这个情节有电影《楚门的世界》的影子，但是，李宏伟的着力点不在被设计的人生上；诗，或者用李宏伟的话说，抒情才是他真正的关切。
正如这部小说的书名显示的那样，“国王”与“抒情诗”构成了张力结构：两者互相反对，又互相补充。在小说开始，帝国作为一个商业机构，就占据了核心的主导性力量。它掌握了对信息的控制权，通过对信息的控制、甄别、运作，从而达到在意识层面控制、操纵所有人。这与其说是李宏伟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不如说是对我们现实世界的描绘。当我们埋首于手机、互联网，并传播其中的信息碎片津津乐道时，我们怎么会警觉，其实我们已经被他者所驱使，久而久之，乃至于被塑造成另外一个人。但是，总是有但是，信息也有其理想化的一面，正如国王陈述的那样，“消耗语言的抒情性，最终取消语言的存在，以此实现人类的同一，实现同一意义上的不朽、不死，这不是我个人的妄念、狂想，这是人类的趋势。高度连接的信息让人类有了互通的可能，与他人深度关连，以信息将彼此紧紧捆绑在一起，这是任何生而孤独的人都拒绝不了的诱惑。”不得不说，这正是李宏伟高明的地方，他显示出经过良好的思维训练所抵达的敏锐——在众人看到事情的这一面的同时，他能观察到月亮背面的情形。因此，国王与帝国，并不意味着道德意义上的邪恶，而是映照出李宏伟理性思考的路径以及深度。
至于感性，毫无疑问，李宏伟借助于黎普雷这一主人公，统统投射到文字身上。比如，黎普雷对于帝国文化这一商业公司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文字作为基本粒子，将是帝国文化运行的根本与核心”。这一观点不仅决定了帝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它主导了国王关于人类未来的想象。但是，文字何以具备这样的力量？或者说，我们要追问黎普雷这一思想的来龙去脉，却发现只是茫然。我们能知道的是，黎普雷个人在情感上对文字十分偏好，他需要通过写字来平静自己的情绪，安抚自己的灵魂——“收集文字，把一个个原本陌生的字归置到身边来固然带给他完全的充实”。当然，李宏伟也借宇文往户之口道出了文字的意义——“你说，我每天和这些书坐在一起，是不是就是和字坐在一起？视之可见，听之可闻，抟之可得。这样一想，我倒是格外喜欢有些生僻字、怪字的书，每一个字就像一个物种，一个民族，不能消失、灭绝了。”这固然是对文字的某种哲理化说明，但还是没有说出文字何以成为人类未来核心的根本原因。因此，相对信息，文字所背负的思想含量要弱一些，未能与信息构成势均力敌的力量。这也决定了小说的人物形象中，国王的魅力要远远大于宇文往户和黎普雷。
问题是，李宏伟所描绘的人类的两种未来，仅仅是信息与文字的关系这么简单吗？我们换一种追问方式，信息与文字背后，还隐藏着怎样的符码？如果我们能想到，信息，特别是文字信息，大体上是各个面目殊异的文字，携带着不同的意义，手拉手站在一起，泯灭掉自己的个性，重新组成新的意义的过程。这么形容，我们或许在慢慢逼近这部小说的真正内核。“国王—抒情诗”的关系，不仅仅是“信息—文字”的关系，更核心的是“个人—共同体”的关系。国王与黎普雷的根本分歧也在于此：国王追求的是人类大同，是磨灭了个人的共同体，是人类建立在无分别基础上的永生。而对黎普雷来说，有情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意义，没有了个人的人类甚至没有存在的必要。是要人类还是要个人，这一分歧巨大而深刻，也是我们所有现实处境的根本出发点。
“自我追问与辩驳”，这个词在全书中出现了两次，暗示了《国王与抒情诗》的野心所在。显然，它并不像传统的小说，有人物，有事件，有场所。大部分时候，它是黎普雷的内心独白，以及与他人的对话。到了小说的高潮部分，就纯由三个人的对话推动小说前进。当然，更不像类型小说，有固定的套路。它有些类似于黄德海所说的“思想实验”的性质，即从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提取元素，再加以抽象化、纯化与绝对化，然后将之放置到某一非现实的实验环境中，想象两者的纠缠、碰撞与博弈。左手是理性，右手是感性，左手和右手的互搏，使《国王与抒情诗》具备了大部分小说所不具备的思想的气质，以其独一无二的气质为中国小说提供了新鲜的成分。
“时代正在改变”。就像本雅明说的，“乘坐马拉车上学的一代人现在伫立于荒郊野地，头顶上苍茫的天穹早已物换星移，唯独白云依旧。孑立于白云之下，身陷天摧地塌暴力场中的，是那渺小、孱弱的人的躯体。”当我们觉察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已然深刻地被时代所改变。我们在这个改变的时代里有着复杂的难以形容的表情。我们这些以笔为生的人，相信书写可以帮助我们抵御改变所带来的焦虑、不安与惶恐。我们寻找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故事，在故事中倾注我们的思想与情感，殊不知我们写下的一切，已经成为这个正在改变的时代的一部分。
嗨！到处流浪的人们
聚在一起吧
要承认你周围的水位正在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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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会彻骨地湿透
对你来说如果你的时代值得拯救
你最好开始游泳，要么就如石头般沉默
因为时代正在改变
嗨！作家们，评论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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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车轮还在旋转
很难说谁会成名
因为现在的输家将是未来的赢家
因为时代正在改变
嗨！参议员和国会议员们
请留心电话
不要站在门口
不要拥堵在走廊
因为受伤的他会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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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你的窗户抖动，墙壁咯吱作响
因为时代正在改变
嗨！各地的父母亲们
不要说你们不懂
你们的儿女已超出你们的控制
你们的老路正在迅速老化
如果你们无力，请避开这条新路
因为时代正在改变
线路已画好，咒语已实施
现在缓慢的，在未来将是快速的
现在的“当代”，将是未来的过去
制度很快过时
现在领先的，在未来将是落在最后的
因为时代正在改变
这是鲍勃·迪伦发布于1964年1月的一张专辑的同名歌曲《时代正在改变》。鲍勃·迪伦敏锐地捕捉到了在六十年代的空气中微微颤动的时代精神，并描述了出来。鲍勃·迪伦所说的“时代正在改变”被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刻触摸到。据说，1984年的苹果股东大会上，乔布斯正是以这一首《时代正在改变》作为开场，拉开了苹果改变时代的序幕。而迟钝如我们，须得到这一个世纪，方才明白“未来已至”。是的，我们正站立在新与旧的分界线上，我们看到霞光初现的同时，也看到夕阳缓缓坠落。新的吸引我们，而旧的让我们眷恋；新与旧撕扯着我们，分裂着我们，让我们从未如此清晰地意识到，时代正在改变。鲍勃·迪伦召唤我们说，“作家们，评论家们/用你们的笔做预言/睁大你们的眼/这种机会千载难逢”。我们都清楚，不是每个人都能赶上这沧海桑田的时代，碰上了，是我们的幸运，抑或是不幸。或许，唯一能做的，不过是用笔或记录或预言这正在改变的时代，以及在这时代之中的人们。
一
冯良的《西南边》描绘的是社会制度的改变对人所造成的日常且重大的影响。《西南边》的开篇，看上去是一个爱情故事的开始。曲尼阿果在遭遇战之后，发现自己左脚板上扎了刺，挑不出来，只能去找军医。在这个过程中，军医夏觉仁对她一见钟情，展开了锲而不舍的追求。对于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来说，时代在发生电闪雷鸣的变化的时候，我们是浑然不觉的。我们以为，生活照旧，一切似乎都跟昨日没什么不同，只有在好多年过去之后，才会恍然大悟，哦，从那一刻起，一切已经完全不同了。只有我们这样与《西南边》所描述的场景隔着时间距离的读者，才深刻意识到，时代的车轮正在滚滚向前。但是，那个时候，曲尼阿果一无所知。
时代的变化落在普通人身上，大抵是在爱情、婚姻等再私人不过的地方。假如解放军没有进驻大凉山，黑彝的女儿阿果大约会像她想象的那样，和她的表哥古侯乌牛结婚，像祖祖辈辈一样生活着。然而，封闭的大凉山一旦打开，变化就发生了。变化是从表哥身上开始的。当乌牛走出了大凉山，到西昌、成都、北京读书以后，他开始意识到了大凉山并不是整个世界，相反，世界要开阔得多。乌牛穿西装、着西裤，看过电影，见识过汽车，这意味着他接受了现代社会的洗礼。之后，他的眼界就完全不一样了。当一个人被“现代化”以后，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必然发生改变，婚姻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不觉得必须恪守彝人不和外人开亲的祖训，不觉得婚姻是被规定了的——“白彝和白彝，黑彝和黑彝，我们娃子只有和娃子相配”，他不再视已经定亲的表妹阿果为必然的婚姻对象。这是变化的时代之于人的影响。阿果是变化所传导的下一个环节。阿果并不像她表哥那样，是主动迎接时代的改变，她是时代变化的被动承受者。她踉踉跄跄地跟随时代去变化，她听从爹妈的安排，生怕表哥不要她，拖泥带水地去成都学习，然而，这并未让她追上时代——是的，追赶时代的人从一开始就落入了时代的下风，事实上，从头至尾，阿果都不曾真正地随时代而变过。她是鲍勃·迪伦所说的沉默如石头的那一类人，任由时代的水位不断上涨，然后将他们淹没。所以，尽管阿果也走出凉山，又回到凉山，主宰她的，始终是凉山彝人的情感结构。对于变化了的外面世界，她始终只能“哭哭啼啼”，毫无招架之功。就这样，在懵懵懂懂中她失去了她想象中的生活。当她得知表哥和一个白彝丫头好上了以后，除了以儿童般稚拙的形式表达激烈的感情，她似乎毫无办法。
幸好还有夏觉仁对她一往情深的追求。时代将与外人结婚的命运抛掷给她，她即使不乐意，也只能承受着。事实上，她也是时代改变过程中足够幸运的那一个。冯良三言两语写到了她的二姐，可以与阿果的生活放在一起看。“她二姐曲尼阿呷嗓子甜，一唱歌，鸟儿都跟着叽啾，性情活泼，女兵女干部都想当，离家天远地远也不惧，但家里死活不同意。”这样一个向往跟随时代的水波而游泳的人，却在时代的变化中不再有合适的婚姻对象。“和你二姐同龄的黑彝男子，上下错开三两岁，订亲结婚的；因为解放因为民改，觉悟的，参加工作的，当叛匪被打死的、抓了的，剩下的还有啥可挑的。”对于时代来说，这也许是小小的偶然，但对于个人来说，这简直就是飓风般的无力抵挡的命运。构成小说整体性细节的，是夏觉仁对阿果的矢志不渝的爱。这爱通过不同的人不同的叙述方式被浓墨重彩，成为这个小说最华美也是最深情的部分。那么，夏觉仁对阿果的爱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一个人为什么爱另外一个人？这是这世间最叫人迷惑且无法解释的部分。夏觉仁因何爱上阿果？或许是美貌吧。无论男女，颜值已然成为畅通无阻的通行证。最先吸引夏觉仁的，当然是阿果的外在，“这彝姑娘真的有双桑树叶子般的眼睛，眸子黑亮，眼白发蓝。”这固然是了。但是，爱的产生，却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在爱上阿果的时候，夏觉仁正处在被沙马依葛追求的过程中，这也构成了重要原因。说起来，沙马依葛外向、泼辣，眉眼间自有一种风情，但是，夏觉仁却感到了害怕。“他挺怕沙马依葛那张脸，明明笑着，定睛看去却在发狠。”而他对阿果是另外一种怕，“这种怕令他不能呼吸，让他想要凝神端详进而触及他怕的对象。”这是由爱而生的怕。冯良准确地触及到了爱人者的感受，是的，当你全身心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对你爱的那个人，竟然是怕。为什么夏觉仁在追求他的沙马依葛和他追求的阿果之间选择了后者？这恐怕不能简单地解释。还是要回到小说。我们看到，夏觉仁始终在怀疑沙马依葛爱的真诚性，一会儿他认为沙马依葛不是看上了他，是喜欢上了大上海，一会儿，他又猜测，沙马依葛未必喜欢自己，喜欢的是药。简言之，夏觉仁执着地认为存在一个本质化的“自我”，而爱情，应该是纯粹的，是两个本质化的“自我”碰撞的结果。这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加诸其的影响，也是通俗爱情故事的核心。但是，在木略等现实主义者看来，大上海也好，药也好，不都是他么。也就是说，夏觉仁所认为的外在的背景、职业身份、社会地位等等，都是一个人不可分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夏觉仁与沙马依葛的根本性冲突之一。另外一个根本性差异，在于对待时代的态度。从表面上看，夏觉仁充分意识到了时代的变化，是与这一变化合拍的。作为出身于上海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他没有按照家人给他的安排规划人生，而是放弃学业，直接从辅仁医学院参军。“倒是他的家人，不知今夕何夕，只知挣钱花钱。……他怎么会听从他们，落后，自私，最能打动他的是‘为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也就是说，同沙马依葛一样，他积极回应了正在变化的时代的召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与沙马依葛是同路人。那么，同路人就一定声气相求吗？阿兰·布鲁姆在分析《奥赛罗》的时候有这样一段分析。他说，“根据古希腊罗马传统的分析，爱意味着缺陷和需求。一个人亲近另一个人，承认那人在某些方面值得钦佩，恰好暗示了他自己在这些方面的匮乏。一个人渴望拥有的事物正是他并未拥有的事物。而占有他人的欲望意味着，爱人者缺乏被爱者具有的某些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果所吸引夏觉仁的地方，恰恰在于她对于变化着的时代的不变与沉着，虽然，阿果自己对此并不自知。然而，悖谬的是，这桩爱情和婚姻得以实现，须得改变阿果的不变，共同成为变化着的时代的一分子。“他血气方刚，顽固不化，什么不和汉人开亲、娃娃亲，一概视为封建陋俗，打定主意要把曲尼阿果带动起来勇敢地加以破坏。”因此，爱情和婚姻的悲剧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种子。
夏觉仁对阿果持之以恒的追求与爱恋成为人们传播的话题。大家口耳相传，夏觉仁是如何披荆斩棘地追求阿果，又是如何呵护阿果。他们的婚姻，成了浪漫主义的神话。现在的问题是，神话之中的人幸福吗？关于爱人者和被爱者，阿兰·布鲁姆还说，“爱人者通过他的爱承认对被爱者的依赖，在这个意义上，也承认了自己的卑微。尽管被给予感情，被爱者却不一定有所回报。……因此，对于被爱者的感情，爱人者不能有任何要求。相反，因为他在爱，他便默许了一种缺憾，即被爱者并没有回报的义务。……尽管如此，每一个爱人者都要求被爱作为回报，只有通过爱的回报他才能占有被爱者。此外，他还赔进去自己的尊严，当他决定去爱，他的自尊便开始依赖另一个人。同时，他使自己陷入双重困难的处境，爱上别人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迫使他承认自己与被爱者是不般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夏觉仁是否觉得幸福，依赖于阿果是否回应他的爱。阿果到底爱他吗？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很多时候，夏觉仁感到曲尼阿果在面对他时很矛盾，他相信曲尼阿果慢慢也爱上了他……同时，也依赖他，因为他医术高明还有点崇敬他，起码有面子，可以帮助她的乡亲。更觉得他给自己抹黑，玷污了她那纯洁的黑彝的血。”然而，阿果所思所想，我们却不得而知。我们只能在夏觉仁背叛了阿果之后的愧疚里，发现阿果行事的些许痕迹。原来阿果每年都在给夏觉仁上海的亲人寄当地特产。这能算作阿果爱的证明？还是仅仅表现了阿果的善良？至于被爱者阿果是否觉得幸福，我们就更加迷惑了。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阿果所能感受到的新旧两个时代加诸在她身上的痛苦。在感情上，一方面，她慢慢感动于夏觉仁对她的爱；另一方面，她必须忠于她的族人。所以，她可以不计较夏觉仁对她或情感或身体的背叛，但绝对不能原谅夏觉仁哪怕是出于对他们小家的保护去背叛她的族人。在她看来，这种背叛是致命的，就像她永远不能背叛已经烟消云散的那个时代一样。她的脸上有许多处于时代夹缝中的人们的表情，崇高而悲壮，终其一生也无从化解。
二
石一枫的《借命而生》以二十年的时间跨度，来探寻人如何处理自身与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的关系。这是一个经典的文学主题，也是今天的我们需要面对的主题。
小说人物出场的时候，他们处于领先于时代的位置。如前所述，杜湘东是有理想主义追求的，“他当年考警校想的是立功，是破案，是风霜雪雨搏激流和少年壮志不言愁。”杜湘东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并希望藉由年轻人特有的力量感，实现个人价值。如果说，杜湘东还只是朦胧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那么，姚斌彬则是准确地洞见了时代的本质，并积极为即将到来的时代做好准备。“姚斌彬告诉我世道变了，在新的世道里，人应该有种新的活法，活得和以前不一样，活得和我们的爹妈不一样。他还说我们得先做好准备，变成有本事的人。”许文革的这番自述打开了当年他们之所以如此的黑匣子。一个时代的变化，全然有赖于先行者发现变化的契机与可能，然后带动更多的人的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先行者将会获得时代的酬报。恰恰相反，时代的进步有时候是以对先行者的毁灭作为代价。鲁迅在《药》就描绘了一个肉体被“杀”和精神被“吃”的先行者形象。杜湘东、姚斌彬等先行者付出了各自的代价。杜湘东与单位的整体氛围格格不入，成就感只能来自“真寂寞”。这种格格不入逐渐磨损他的志气，消耗他的力量感，把自己变成了他曾经难以忍受的环境的一部分。“他突然发现年轻同事们看他的目光是似曾相识的。在哪里见过呢？其实并没有‘见’过，那是若干年前自己看待老吴的眼神：虽然亲热但又不屑、怜悯。现在人家也把他当老吴看了。微微鼓起的后视镜里映出了一张滑稽变形的脸。两腮深陷，被风吹乱的头发白了三分之一。除了牙齿尚在，他的面貌和做派都在活脱脱地向着老吴那个方向飞奔。”当然，杜湘东的改变，直接原因是姚斌彬、许文革的逃跑案件带给他的巨大挫折。但我以为，遇不遇上这回事，杜湘东大概率是会变成后来这个样子的。
姚斌彬和许文革就更不用说了。为了熟悉汽车，两个人被当作小偷送到监狱，一辈子无法洗脱自己。更可怕的是，姚斌彬甚至被偶然选中，失去了劳动能力，最后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死亡让他永远停留在八十年代。他被八十年代的光晕笼罩着，成为我们刻骨铭心的怀念。许文革呢？他看似侥幸从落下的闸门下勉强逃生，但一辈子只能以“无名”的状态生活着。至于他顽强地从无名状态中挣脱出来，那是另外一种不同于姚斌彬的英雄主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借命而生》是关于先行者悲剧的故事，杜湘东、姚斌彬和许文革三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叠加着，浓墨重彩地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一个时代的先行者有可能成为另外一个时代的落后者。这部小说的另外一部分则是落后于时代的人们的生活。如果说，在故事的前半部分，杜湘东、姚斌彬和许文革，包括那个叫老徐的大虾米般的警察，或多或少显示出了英雄主义的气概，那么，到了后半部分，除了死者永生，其他的人都被时代无情地碾压，光环散去，生活的卑微本质显露出来，每个人都成了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杜湘东显示出了失败者的面容。随着逃跑者许文革的抓捕失败，振奋着他，让他不至于出溜下去的那口气也就烟消云散了。一开始就纠缠着他的世俗生活成为他最大的敌手。表面看上去，他与世俗生活和光同尘，但是杜湘东知道，一直注视着他的我们也知道，他从来没有向世俗生活屈服过——世俗生活既没有成为他的价值观，也没有构成他的行动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杜湘东与姚斌彬一样，一直活在了八十年代。
那么，对于许文革来说，情形又不太一样。一度，许文革与九十年代的时代逻辑是合拍的。这逻辑就是通过劳动积累资本，利用资本进一步改进技术，扩大再生产，从而实现资本的不断升级。就这样，许文革成为时代的宠儿，一名成功商人，他与“身为一名穷人”的杜湘东的关系进一步拧紧。然而，资本趋利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不断逃离劳动来摆脱对劳动进行管理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资本取代产业资本是资本发展的必有之路。而劳动是许文革根深蒂固的逻辑，他不理解也不接受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的更新之路，这也决定了他必然从时代的列车上滑落，同杜湘东一样，成为被时代抛弃的失败者。
老实说，这些年来，在文学的世界，我见多了形形色色的失败者。他们是局外人，是多余者，以自己的存在说明世界的荒谬，也见证并加强了文学的否定性价值。这当然也不错，至少，文学存在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向世界提供另外一种可能。但是，看得多了，失败者也令我感到倦怠。假如失败者没有恒久的信念与信仰，假如失败者不能从失败中穿透出光亮，那么，这失败也就是失败了。然而，读《借命而生》的时候，我却不忍心将他们称呼为失败者。是的，无论他们如何衣衫褴褛，如何形容枯槁，我被他们强烈而高贵的思想感情所打动。他们就像一个个标本，留在时代的夹缝中，却拓下了时代最真实的形象。
三
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更像是鲍勃·迪伦所说的预言，他描绘的看上去似乎是未来人类社会的景象。意识晶体。自在空间。移动灵魂。意识共同体。这些词，是李宏伟虚晃一枪耍的小花招，还是确有深邃的意义？在李宏伟设想的2050年，每个人年满十二岁，作为成人礼，他/她可以被植入意识晶体。这是以国王为领袖的帝国文化这一商业公司的发明——“以移动灵魂为中介，通过意识晶体的捕捉与识别，个人接入意识共同体，与他人建立了直接的便捷联络渠道，所有信息的分享也直接在意识共同体上实现了。”也就是说，在2050年，除未满12岁的儿童，几乎所有人都植入了意识晶体。
显然，这带来了人对于自我与他人关系、与世界关系的体验的变化。小说也直截了当地描述了这种变化——“想一想，有什么能比你的所有意识，你的意识见证、想象的一切都可以被捕捉到，随时可以回放、印证、确认更能让你有存在感？有什么能比你只需动念就能和朋友交流，你想要的信息可以直接通过意识捕捉来得更便捷？最关键的是，只要你不关闭移动灵魂，不退出意识共同体，你就拥有了和意识共同体上所有人共在的感觉。这种共在感不是幻觉，它实实在在，因为只要你呼唤，就一定有人回应，这个回应也一定是你最想听到的那种。”某种意义上说，意识共同体就是巴别塔，人类得以跨越语言的障碍、经济政治的不同，直接以意识互联。意识共同体甚至被上升到“人类共同体”的高度。然而，所有的跨越都须得付出代价。对于2050年的人类来说，代价就是植入意识晶体。
李宏伟特意在附录部分讲了几则故事，包括孩子们欢天喜地植入意识晶体以庆祝成年，一个信息奴的自白、意识共同体上的交往故事以及在摘除意识晶体之后所带来的不适感。简而言之，他们的现实感，或者更极端一点说，他们的自我，都得通过意识晶体才得以建立。无怪乎小说中当黎普雷第一次见到宇文燃的时候就十分确定，她身上没有植入意识晶体，因为“她的双眼也是直直看过来”，“不像时常出入意识共同体的人，因为双眼调焦而无法更改这一下意识习惯”。可见是否植入意识晶体，已经成为判断一个人“是我族类”的标志。
那么，植入意识晶体意味着什么？就在这部小说出版的2017年，人工智能突然成为人们热烈谈论的对象，起因是柯洁在对战人工智能AlphaGo中败北。另一个小范围谈论的事件是，机器人小冰出版了诗集。2016年或2017年，被人们称作“人工智能元年”。大家恐惧而又热烈地谈论着这一切，仿佛无数次在电影上上演的机器人时代很快就要来临。人工智能的威胁似乎迫在眉睫，可能的应对途径之一是实现人脑与人工智能融合。据说，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成立的公司Neuralink就是要把人脑与计算机直接融合。“马斯克希望‘脑机界面’能进行人类意识的实时翻译并将之转化为可输出的电子信号，从而可以连接并控制各种外部设备，用他的话说就是‘当你的念头一闪而过时，电视机或车库门便自动打开了’。”看，这是不是很像被植入了意识晶体的人类在2050年的情形。对此，有相关领域专家强烈反对，并质问：“你们知道如何防止人类的自我意识被彻底抹除吗？”其理由是，“我们的自然感官，主要是让我们接受认知性的信息，而不是让外来的控制信号随便侵入，这就为保护和维持我们每个个体的主体地位打下了基础。”
看上去，李宏伟似乎并不认为“脑机融合”就能直接修改人类的大脑，进而抹杀人类的主体性。但是，随着小说的逐渐深入，随着黎普雷对宇文往户死因的深度调查，这个问题最终还是浮出了水面——人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具有主体性的独立的个体，自我在什么意义上得以确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宇文往户的死深深撼动了黎普雷，也撼动了作为读者的我们。一个诗人，一个对于时间有着敏锐感知，写出了《鞑靼骑士》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理应是对人的主体性有充分体认的人，却在颁奖前夕准备获奖演说的那一刻，才猛然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被设计、被引导的，无论是人生，还是创作，甚至细致到获奖演说的提纲，都是多年前被预先安排好的，这真真叫人情何以堪！我承认，这个情节有电影《楚门的世界》的影子，但是，李宏伟的着力点不在被设计的人生上；诗，或者用李宏伟的话说，抒情才是他真正的关切。
正如这部小说的书名显示的那样，“国王”与“抒情诗”构成了张力结构：两者互相反对，又互相补充。在小说开始，帝国作为一个商业机构，就占据了核心的主导性力量。它掌握了对信息的控制权，通过对信息的控制、甄别、运作，从而达到在意识层面控制、操纵所有人。这与其说是李宏伟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不如说是对我们现实世界的描绘。当我们埋首于手机、互联网，并传播其中的信息碎片津津乐道时，我们怎么会警觉，其实我们已经被他者所驱使，久而久之，乃至于被塑造成另外一个人。但是，总是有但是，信息也有其理想化的一面，正如国王陈述的那样，“消耗语言的抒情性，最终取消语言的存在，以此实现人类的同一，实现同一意义上的不朽、不死，这不是我个人的妄念、狂想，这是人类的趋势。高度连接的信息让人类有了互通的可能，与他人深度关连，以信息将彼此紧紧捆绑在一起，这是任何生而孤独的人都拒绝不了的诱惑。”不得不说，这正是李宏伟高明的地方，他显示出经过良好的思维训练所抵达的敏锐——在众人看到事情的这一面的同时，他能观察到月亮背面的情形。因此，国王与帝国，并不意味着道德意义上的邪恶，而是映照出李宏伟理性思考的路径以及深度。
至于感性，毫无疑问，李宏伟借助于黎普雷这一主人公，统统投射到文字身上。比如，黎普雷对于帝国文化这一商业公司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文字作为基本粒子，将是帝国文化运行的根本与核心”。这一观点不仅决定了帝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它主导了国王关于人类未来的想象。但是，文字何以具备这样的力量？或者说，我们要追问黎普雷这一思想的来龙去脉，却发现只是茫然。我们能知道的是，黎普雷个人在情感上对文字十分偏好，他需要通过写字来平静自己的情绪，安抚自己的灵魂——“收集文字，把一个个原本陌生的字归置到身边来固然带给他完全的充实”。当然，李宏伟也借宇文往户之口道出了文字的意义——“你说，我每天和这些书坐在一起，是不是就是和字坐在一起？视之可见，听之可闻，抟之可得。这样一想，我倒是格外喜欢有些生僻字、怪字的书，每一个字就像一个物种，一个民族，不能消失、灭绝了。”这固然是对文字的某种哲理化说明，但还是没有说出文字何以成为人类未来核心的根本原因。因此，相对信息，文字所背负的思想含量要弱一些，未能与信息构成势均力敌的力量。这也决定了小说的人物形象中，国王的魅力要远远大于宇文往户和黎普雷。
问题是，李宏伟所描绘的人类的两种未来，仅仅是信息与文字的关系这么简单吗？我们换一种追问方式，信息与文字背后，还隐藏着怎样的符码？如果我们能想到，信息，特别是文字信息，大体上是各个面目殊异的文字，携带着不同的意义，手拉手站在一起，泯灭掉自己的个性，重新组成新的意义的过程。这么形容，我们或许在慢慢逼近这部小说的真正内核。“国王—抒情诗”的关系，不仅仅是“信息—文字”的关系，更核心的是“个人—共同体”的关系。国王与黎普雷的根本分歧也在于此：国王追求的是人类大同，是磨灭了个人的共同体，是人类建立在无分别基础上的永生。而对黎普雷来说，有情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意义，没有了个人的人类甚至没有存在的必要。是要人类还是要个人，这一分歧巨大而深刻，也是我们所有现实处境的根本出发点。
“自我追问与辩驳”，这个词在全书中出现了两次，暗示了《国王与抒情诗》的野心所在。显然，它并不像传统的小说，有人物，有事件，有场所。大部分时候，它是黎普雷的内心独白，以及与他人的对话。到了小说的高潮部分，就纯由三个人的对话推动小说前进。当然，更不像类型小说，有固定的套路。它有些类似于黄德海所说的“思想实验”的性质，即从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提取元素，再加以抽象化、纯化与绝对化，然后将之放置到某一非现实的实验环境中，想象两者的纠缠、碰撞与博弈。左手是理性，右手是感性，左手和右手的互搏，使《国王与抒情诗》具备了大部分小说所不具备的思想的气质，以其独一无二的气质为中国小说提供了新鲜的成分。
“时代正在改变”。就像本雅明说的，“乘坐马拉车上学的一代人现在伫立于荒郊野地，头顶上苍茫的天穹早已物换星移，唯独白云依旧。孑立于白云之下，身陷天摧地塌暴力场中的，是那渺小、孱弱的人的躯体。”当我们觉察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已然深刻地被时代所改变。我们在这个改变的时代里有着复杂的难以形容的表情。我们这些以笔为生的人，相信书写可以帮助我们抵御改变所带来的焦虑、不安与惶恐。我们寻找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故事，在故事中倾注我们的思想与情感，殊不知我们写下的一切，已经成为这个正在改变的时代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