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治亡韩】

【乱政亡赵】

【迂政亡燕】
商鞅的求变图存理论，是战国时期变法理论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变法派能否成功，既取决于其变法内容是否全面深刻，又取决于对该国政治传统背叛的深刻程度。唯其商鞅自觉清醒，而能说服秦孝公决然地抛弃旧的政治传统，在秦国实行全面深刻的变法。由此，秦国强大，秦国确立起了新的政治理念，从此持续六世之强而统一华夏。
　　燕国则不同，乐毅与燕昭王的变法没有任何理论准备，没有对燕国的政治传统进行任何清理，只是就事论事地进行整顿吏治、休养生息、训练新军等等事务新政。显然，这种不涉及传统或者保留了旧传统的表面变革，不可能全面深刻，也不可能稳定持续地强大，一旦风浪涌起，旧根基旧理念便会死灰复燃。
　　燕国的悲剧，就在这种迂政传统的反复发作之中。
　　无论是处置实际政务，还是处置君臣关系，燕国君王的言论中都充满了大而无当的王道大言，于实际政见之冲突却不置一词。王顾左右而言他，诚所谓也！燕惠王尤其典型，对乐毅离燕的德义谴责，根本不涉及罢黜乐毅的冤案与对齐国战略失误的责任承担；对乐闲离燕的德义谴责，如出一辙地既不涉及对赵方略之反思，又不涉及乐闲离赵的是非评判，只是大发一通迂阔之论，绕着谁对不起谁做文章。两千余年后读来，犹觉其絮叨可笑，况于当时大争之世焉！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之话感慨云：“召公夷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邪？”司马迁将燕国长存之原因，一如既往地归结于“天下阴德”说，姑且不论。然则，司马迁对燕国灭亡之原因，却没有涉及。
　　这，正是我们关注的根本所在。

【失贤亡魏2】

【分治亡楚】
　　楚悼王之后的战国时代，古老而强大的若敖氏式的自治老世族，已经从楚国渐渐淡出。代之而起的，是有王族分支名义的昭、屈、景、庄、黄、项等非完全自治的老世族。客观地说，后者的权力比前者已经小了许多，譬如私家武装大大缩小，封邑也要向国府缴纳一定的赋税，对领政权力也不再有长期的一族垄断等等。但是，在战国时代，这依旧是最为保守的国家体制。相对于实力大争所要求的国家高度聚合能力，楚国依然是最弱的。
　　楚国之所以能在最后岁月稍有聚合，其根本原因在两处：一则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二则是实力尚在的老世族在绝境之下不得不合力抗秦。统率楚军的项氏父子，本身便是老世族，则是最好的说明。然则，一战大胜，老世族相互掣肘的恶习复发，聚合出现了巨大的裂缝，灭亡遂也不可避免。
　　包举江淮岭南而成最大之国，虽世族分领松散组合，毕竟成就楚国也。
　　疲软乏力而始终不振，世族分领之痼疾也。
　　摇摇欲坠而能最后一搏，世族绝境之聚合也。
　　战胜而不能持久聚合，世族分治之无可救药也。
　　兴也分治，亡之分治，不亦悲哉！

【偏安亡齐】
　　事实上，从抗燕之战结束，齐国便开始滑入了军备松弛的偏安之道。
　　田单复国后，齐襄王的十四年只有两次尚算得主动的谋战（挨打的一战全然大败，不当算作谋战）。如此战事频率，尚不若衰弱的燕国与韩国的末期战事，在战国之世，实在可以看做无战之期。果真如此，则齐国末世两代君主的五十八年一直没有战争。不管期间有多少客观原因，抑或有多少可以理解的主观原因，这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异数！
　　之所以是异数，之所以不可思议，在于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春秋战国两大时代，对于整军兵备的重要性的认识非常透彻。也就是说，在社会认识的整体水平上，对战争的警惕，对军备的重视，都达到了古典时期的最高峰。而齐国绝非愚昧偏远部族，却竟然完全忘记了背离了这一基本认识，实在不可思议。其二，从实践方面说，田氏代齐起于战国之世，崛起于大战连绵的铁血竟争时代，且有过极其辉煌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兴盛的高峰。如此齐国，面对如此社会实践，却竟然面对天下残酷的大争现实于不顾，而奉行了一条埋头偏安的鸵鸟国策，更是不可思议。然则，无论多么不可思议，它毕竟是一种曾经的现实，是我们无法否认的历史。
　　后世辑录的《武经七书》中，最古老的一部兵书是《司马法》，其开篇的《仁本第一》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两句话之所以成为传之千古的格言，在于它揭示了一个冷酷的事实：好战者必亡，忘战者必危；国家生存之道，寓于对战争的常备不懈之中。纵观中国历史，举凡耽于幻想的偏安忘战政权，无一不导致迅速灭亡。夏商周三代以至春秋战国，大国将生存希望寄托于虚幻的盟约之上，置身于天下风云之外而偏安一隅，甚至连国破家亡之时最起码的抗争都放弃者，齐国为第一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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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大秦帝国之崛起，下一部就是铁血？？？

看这强行“押韵”，就知道又是文人式的YY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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