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是我中华祖先所创制最早的一种器皿，后来成为祭祀神器，是国宝。几千年来，鼎一直被沿用，而且鼎为我所独有，在中华物质文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之一。

据现有的资料，鼎创始于河南裴李岗文化，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那时，鼎是用粘土羼细砂、提成坯，凉干后入窑烧制而成，称为陶鼎。陶鼎，上腹呈罐形或盆形，腹下附有三条圆锥状足。鼎和罐，均是我们祖先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炊器。后来，聪明的祖先，约在距今4000-5000年前，即在仰韶文化中晚期和河南龙山文化期间，又创制一种和陶灶圈相配套的无足炊器即陶釜。由于陶鼎的三足易折断，无足的釜具有自身的优势，后来被演化为多种形式的炊器，后来这类炊具被广泛应用，这是我们中国人生活所用的锅的来源。但是，鼎这种器皿，迄今一直被沿用（虽不作炊器了），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被赋予高尚的深邃的涵义。

黄帝时代，由于发明了冶金术，人们学会了冶铜铸器。《史记.封禅书》中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经学者考证，此首山在今河南灵宝市西，而黄帝铸鼎荆山下的铸鼎处，是在灵宝市阳平镇附近的铸鼎原。民以食为天，陶鼎既然是人们最早的炊器，则在人们社会生活中是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器皿，因此人们对鼎有深厚的感情。自从铜鼎出现后，又成了烹煮牲牢以祭祀神灵的祭器。古人缺乏科学知识和在自然界面前还是软弱无力，因此，通过祭祀以祈求神灵的保祐，以达到逢凶化吉的目的。这样，铜鼎又具有神圣的意义。

尽管黄帝所铸的铜鼎，迄今未发现，甚至到夏代仍未见铜鼎出土。但是，由于相当于黄帝时代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已发现铜器残片，铸铜鼎完全有了技术条件，当时，仿陶鼎形状浇铜鼎是可信的。况且，商代发现许多铜鼎，在商代前期都城-郑州商城就发现了近1米高的一对大方鼎，而在商代晚期都城-殷墟发现了更大的"司母戌"鼎，其铸造技术臻于完美，从而反证青铜鼎的铸造，当可推到夏代，甚至更早。早期的铜器仿陶，而到了商代，陶器又反过来仿铜器，这是考古资料证明了的。当然，黄帝所铸的三个铜鼎"象天、地、人"，应是在铜鼎上铸有象征天、地、人的三种不同文饰。不过，应该说，通过铜鼎烹肉祭祀神灵，使人作通天地神灵的主体，即人可通神，神可祐人，使天地融为一体，具有深刻的哲学寓意。至于"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上天"，则是西汉时期道教所谓"得道升仙"的一种思想反映，同铸鼎无关，但铜鼎作为祭神宝器，则有神圣意义。

鼎同我们祖先的文明进程也有密切关系。前面已说明鼎是最早的炊器之一。用陶鼎煮粥做饭，既有利于肠胃的健康和营养吸收，促进人们头脑的发达和文明意识的发展，而且鼎在上古贵族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权的标志。奴隶主贵族垄断了铜鼎等祭祀宝器和祭祀权，还是他们日常生活使用的主要器皿，所谓"钟鸣鼎食"便是现实的一种反映。同时，在奴隶主贵族阶级中还划分为不同的特权等级，其中铜鼎的使用便是其等级差别的标志之一。在周代，就有所胃"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等用鼎数的差别。这种等级差别已在周代墓葬考古中已得到证实。可见，铜鼎已成为上古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铜鼎，还有一个更神圣的意义，那就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我中华，自夏商时代，那就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我中华，自夏商时代起，就把铜鼎视为国家的宝器。虽然，夏代还没有发现铜鼎，但据《史记.封禅书》曰"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恐怕不是子虚乌有，应有所本。而商代前后期首都所发现的大型方鼎，都是同期青铜器之最，应为王室宝器。所谓"鼎宜见于祖祢，藏于帝廷"，表明只有王室才有权拥有和使用。久而久之，宝鼎成了国家政府的象征。至迟在春秋时代，就有了这样神圣的涵义。当时，宝鼎成为镇国利器，一个国家失去宝鼎，即等于国家灭亡，而为敌者，也是着力抢夺对方宝鼎等国家重器。在这种背景下，就发生了《周本纪》所记楚庄王伐陆浑时陈兵周郊（洛阳）派人"问九鼎"的故事。"问九鼎"轻重，就是强大的诸侯楚国向周天子挑战，企图夺取周室江山的一种尝试。这里"九鼎"明白无疑地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在春秋战国时代，周王室衰弱，诸侯长期混战争霸，无非为争夺政府，取代周王而统治天下。其是所谓"定鼎中原"，就是在中原取得了天下，即立国之意。把鼎视为国家政府的象征，是人们给鼎所赋于最神圣的社会意义。

封建地主阶级是反对奴隶主贵族实行特权统治的，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期间取得政权后，自然不再有以用鼎数多寡为标志的等级差别，但是，实际上封建朝廷也有其新的等级和特权，铜鼎仍市朝廷的祭器之一。封建统治者仍然祭祀上天后土和先王祖宗，铜鼎仍被沿用。后来还出现铁铸的铁鼎。随着社会的发展，鼎类祭器应用面较广，逐渐流行于社会，进入寺庙，以及民间重大的祭祀活动中。这类鼎，又成为供奉神灵和祖先的"香炉"，其中后世（明）的"宣德炉"（铜鼎）最为有名。这种文化习俗，流传至今，成为中华独特的传统文化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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