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志强 日本东京大学学术博士
提要:
苗族在中国素以历史悠久、苦难深重的民族而闻名。然而，事实上这一印象其实进入近代以后才形成的。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对中国苗族最初作为近代民族集团诞生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回顾与分析，具体探讨了在前近代时期，曾经是南方非汉系族群泛称的“苗”，在20世纪初叶兴起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中，是如何作为近代民族集团的“苗族”，首先在汉文化这一“他者”的语境中被建构起来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影响民族集团形成的“他者性”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
一.前近代时期的“苗”
有关苗族的族源问题，据现今学术界的一般看法，除上古传说时代的尧禹时期的“三苗”外，其后被视为与现今苗族具有最为直接关系的“苗”的记录最早是唐代樊绰所著的《蛮书》[1]。进入宋代以后，有关“苗”的记载及其所指在文献中便变得明晰起来。南宋大儒朱熹在其《三苗记》中，描述了现今湖南一带“猫”及“苗人”的情况，并将其与尧舜禹时代的“三苗”部落联系起来[2]。但这时期在官方正史中尚未见到有关“苗”的记录。进入元代以后，正史中开始频繁出现了“苗”的记录。据学者的统计，《元史》中有关“苗”的名称的记载，就有“苗”、“苗蛮”（如“贵州苗蛮”、“平伐苗蛮”、“八番苗蛮”、“紫江苗蛮”等）、“苗佬”、“苗僚”、“生苗”等称谓[3]。这里所说的“苗蛮”，从地域上来看，主要就指的是现今的贵州、湖南一带的非汉系族群。
明代以后，明王朝在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的统治大为加强。在政治上，明王朝为了强化对云南的控制，确保交通线路，对于过去处在云南、四川、湖广之间的“蛮夷”地区加强了统治的力度，在明初的永乐11年（1413年）设立了“贵州布政使司”，正式成立了贵州行省。与政治上加强统治的同时，明王朝还通过设立在西南各地的“卫所”以及“民屯”等形式实行“移民实边”的政策，将大量的汉族移民移入这一地区。在贵州省，先后设置了30卫、140余所，仅屯军就多达20余万户，100多万人[4]。在这一背景之下，“苗”的指称范围日益扩大，逐渐成为非汉系族群的泛称，一些过去被冠以“蛮”的人群，到了明代以后，便为“苗”所取代。
有清一代，清王朝对于西南地区的控制更为加强，从雍正年间（1723年－1736年）以后，对于云南、贵州、湖南、广西等地的土司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政策。对于过去长期脱离在中原王朝统辖外的一些既无流官，也没有土官统治的地区，如贵州东北部和湖南西部相交的腊尔山“红苗”地区、贵州黔东南清水江和都柳江流域一带的“黑苗”地区以及贵州西南部的“仲苗”、“青苗”地区，也通过使用武力，“开辟苗疆”，设州置县，置于直接统治之下。从乾隆中期以后，内地迁往西南一代的汉族移民猛烈增加，土著的非汉系族群与迁移而来的汉族“客民”之间，围绕着土地的纠纷和对立日益激烈。在这过程中，“苗”完全取代了“蛮”，被置于与“汉”相对应的一极，成为了整个南方，尤其是以贵州为中心的西南一带非汉系族群（其中也包括一部分明代的汉族移民）的泛称。
当我们回顾近代中国以前的族群关系时，应该看到，近代以前的族群观念与我们现今的“民族”观念具有相当不同的内涵。过去在以天子为顶点的中华帝国时代，只有模糊的“疆域”观念而无明确的“领土”的意识，而汉民族社会的“异族”观念以及专制政权的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华夷之辨”这一政治与文化分界的基础之上的。所谓的“华夷之辨”，可以说是汉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对他而自觉为我”的一种文化优越意识。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一观念包含了汉字这一文化象征体系以及将这一体系具象化和制度化了的称之为“礼”的行为准则；作为一种超越性的，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范，它并不是单纯地可以还原到某一特定的地域与民族上的[5]。也就是说，“华夷之辨”不仅是区别汉民族与非汉民族的族群区别界线，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体现出的文化上的二元对立关系：“华”象征着“文明”，而展现这一“文明”具体内涵的就是对于汉字的习得以及对以儒家伦理道德观的认同。“夷”则意味着“野蛮”，具体表现为游牧游耕经济，无君无长的社会构成以及有悖于汉文化价值观的各种奇风异俗等。另一方面，“华夷之辨”的区分界线，除了以“文化”高下之分之外，即“教化”外，还包含着政治上的统属关系这一层次的内容，这就是所谓的“王化”，即使是汉民族，如果脱离了专制权力的支配范围，也一样地被视为“化外之民”。在明清时代以前，中原王朝尚未将大部分南方“蛮夷”纳入到朝廷的直接统治之下，在这一状况下，“华”与“夷”境界下的族群界线的区别，就主要是围绕着赋税徭役负担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统属关系而展开的[6]。然而，进入明清时代以后，随着南方大部分非汉系族群地域先后纳入到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对于“华·夷”境界的区别，也就从“王化”过渡到“教化”，即以是否掌握和习得汉文化及儒家伦理道德观为主来加以评判了。
回过头来,我们看一看“苗”在汉文化语境中的变化情况。自明清时代以后，“苗”逐渐取代过去的“蛮”而变成了南方非汉系族群的泛称之一。其后，晚清的著名学者魏源试图对这一变化作出解释，他认为：“蛮”与“苗”之间的区别主要是由内部的社会组织构成的差距造成的。即内部有明确的上下尊卑关系，称雄一方的称之为“蛮”，而内部各不统属，亦无贵贱之分的称之为“苗”；过去的专制权力主要是通过对“蛮”的安抚来压制“苗”，只是后来“蛮酋”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才导致“苗患”日增，以至于取“蛮”而代之[7]。
提要:
苗族在中国素以历史悠久、苦难深重的民族而闻名。然而，事实上这一印象其实进入近代以后才形成的。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对中国苗族最初作为近代民族集团诞生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回顾与分析，具体探讨了在前近代时期，曾经是南方非汉系族群泛称的“苗”，在20世纪初叶兴起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中，是如何作为近代民族集团的“苗族”，首先在汉文化这一“他者”的语境中被建构起来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影响民族集团形成的“他者性”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
一.前近代时期的“苗”
有关苗族的族源问题，据现今学术界的一般看法，除上古传说时代的尧禹时期的“三苗”外，其后被视为与现今苗族具有最为直接关系的“苗”的记录最早是唐代樊绰所著的《蛮书》[1]。进入宋代以后，有关“苗”的记载及其所指在文献中便变得明晰起来。南宋大儒朱熹在其《三苗记》中，描述了现今湖南一带“猫”及“苗人”的情况，并将其与尧舜禹时代的“三苗”部落联系起来[2]。但这时期在官方正史中尚未见到有关“苗”的记录。进入元代以后，正史中开始频繁出现了“苗”的记录。据学者的统计，《元史》中有关“苗”的名称的记载，就有“苗”、“苗蛮”（如“贵州苗蛮”、“平伐苗蛮”、“八番苗蛮”、“紫江苗蛮”等）、“苗佬”、“苗僚”、“生苗”等称谓[3]。这里所说的“苗蛮”，从地域上来看，主要就指的是现今的贵州、湖南一带的非汉系族群。
明代以后，明王朝在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的统治大为加强。在政治上，明王朝为了强化对云南的控制，确保交通线路，对于过去处在云南、四川、湖广之间的“蛮夷”地区加强了统治的力度，在明初的永乐11年（1413年）设立了“贵州布政使司”，正式成立了贵州行省。与政治上加强统治的同时，明王朝还通过设立在西南各地的“卫所”以及“民屯”等形式实行“移民实边”的政策，将大量的汉族移民移入这一地区。在贵州省，先后设置了30卫、140余所，仅屯军就多达20余万户，100多万人[4]。在这一背景之下，“苗”的指称范围日益扩大，逐渐成为非汉系族群的泛称，一些过去被冠以“蛮”的人群，到了明代以后，便为“苗”所取代。
有清一代，清王朝对于西南地区的控制更为加强，从雍正年间（1723年－1736年）以后，对于云南、贵州、湖南、广西等地的土司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政策。对于过去长期脱离在中原王朝统辖外的一些既无流官，也没有土官统治的地区，如贵州东北部和湖南西部相交的腊尔山“红苗”地区、贵州黔东南清水江和都柳江流域一带的“黑苗”地区以及贵州西南部的“仲苗”、“青苗”地区，也通过使用武力，“开辟苗疆”，设州置县，置于直接统治之下。从乾隆中期以后，内地迁往西南一代的汉族移民猛烈增加，土著的非汉系族群与迁移而来的汉族“客民”之间，围绕着土地的纠纷和对立日益激烈。在这过程中，“苗”完全取代了“蛮”，被置于与“汉”相对应的一极，成为了整个南方，尤其是以贵州为中心的西南一带非汉系族群（其中也包括一部分明代的汉族移民）的泛称。
当我们回顾近代中国以前的族群关系时，应该看到，近代以前的族群观念与我们现今的“民族”观念具有相当不同的内涵。过去在以天子为顶点的中华帝国时代，只有模糊的“疆域”观念而无明确的“领土”的意识，而汉民族社会的“异族”观念以及专制政权的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华夷之辨”这一政治与文化分界的基础之上的。所谓的“华夷之辨”，可以说是汉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对他而自觉为我”的一种文化优越意识。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一观念包含了汉字这一文化象征体系以及将这一体系具象化和制度化了的称之为“礼”的行为准则；作为一种超越性的，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范，它并不是单纯地可以还原到某一特定的地域与民族上的[5]。也就是说，“华夷之辨”不仅是区别汉民族与非汉民族的族群区别界线，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体现出的文化上的二元对立关系：“华”象征着“文明”，而展现这一“文明”具体内涵的就是对于汉字的习得以及对以儒家伦理道德观的认同。“夷”则意味着“野蛮”，具体表现为游牧游耕经济，无君无长的社会构成以及有悖于汉文化价值观的各种奇风异俗等。另一方面，“华夷之辨”的区分界线，除了以“文化”高下之分之外，即“教化”外，还包含着政治上的统属关系这一层次的内容，这就是所谓的“王化”，即使是汉民族，如果脱离了专制权力的支配范围，也一样地被视为“化外之民”。在明清时代以前，中原王朝尚未将大部分南方“蛮夷”纳入到朝廷的直接统治之下，在这一状况下，“华”与“夷”境界下的族群界线的区别，就主要是围绕着赋税徭役负担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统属关系而展开的[6]。然而，进入明清时代以后，随着南方大部分非汉系族群地域先后纳入到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对于“华·夷”境界的区别，也就从“王化”过渡到“教化”，即以是否掌握和习得汉文化及儒家伦理道德观为主来加以评判了。
回过头来,我们看一看“苗”在汉文化语境中的变化情况。自明清时代以后，“苗”逐渐取代过去的“蛮”而变成了南方非汉系族群的泛称之一。其后，晚清的著名学者魏源试图对这一变化作出解释，他认为：“蛮”与“苗”之间的区别主要是由内部的社会组织构成的差距造成的。即内部有明确的上下尊卑关系，称雄一方的称之为“蛮”，而内部各不统属，亦无贵贱之分的称之为“苗”；过去的专制权力主要是通过对“蛮”的安抚来压制“苗”，只是后来“蛮酋”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才导致“苗患”日增，以至于取“蛮”而代之[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