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能忘了你是谁?
——追忆李敖先生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
有时,我们很难真正看清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天分极高、文笔一流、每每让人拍案惊奇的人物。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近距离驻足,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发现他悄然隐身的另一面,往往会超越日常的局限,来到心灵的水面,感知生命的真相。
2018年3月18日10点59分,李敖先生辞别人世,终年83岁。虽然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但仍禁不住悲从中来。
2017年2月间,李敖先生因左脚行动不便就医,竟发现罹患脑瘤,所幸为良性。这个不幸的消息为我们留下一线光明,为善良的愿望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乐观的李敖还策划了“再见李敖”的节目,希望与家人、友人、仇人做人生中最后一次会面,谈谈如何相识,如何相知,如何相爱又相杀。
然而进入5月,先生因放疗引起急性肺炎入院,不久后出院,旋即又再次入院,并直接报了病危。我得知情况后,准备紧急赶往台北探望。但先生得知后,却不同意,大约是不愿让我看到他浑身插管的样子吧。他让儿子李戡拿出纸笔,写下“长乐吾兄”四字,李戡怕累到他,不让他再写,用电话告知我这一切。先生想说的,我都明白,惟有双手合十,向台北的方向遥祝平安。
先生果然是生命力超级顽强之人。一周后,炎症消失,撤掉了呼吸机,护理师让他说出自己名字,他居然有心情开玩笑说,“我叫***”,让人忍俊不禁。大家想起了先生那句恶作剧般的名言:“我骂人的方法就是别人都骂人是***,可我有一个本领,我能证明你是***。”难怪先生的好友陈文茜感叹他是“九命怪猫”。
11月,我们赴台看望先生,被允许穿上严实的防护服、戴着大口罩进入病房。先生睁大了眼睛,紧紧拉住我的手颌首微笑,但他嘴里的话,却有些含混。先生有一种雅好:收藏不同年代的万宝龙钢笔。这种笔制作精美,书写流利,被尊为笔中“大师”。我过去见他,常会带这样一支笔当见面礼。而先生此人,讲究不欠人情,这次收下钢笔,下次回馈字画,相互馈赠成为我们的一种情谊。甚至有一次,他高调回赠我一幅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的书法,给了我意外的惊喜。这一回,为了鼓励他缠斗病魔,我特意挑选了一支万宝龙毕加索限量版金笔当礼物送给他。先生看到这支笔,双目放光,握在手里用力挥了两下,似乎在表达对我们这份情意心知肚明,要坚强面对眼前的一切。
2018年3月初,听说先生病危,我因公务在身,委托妻子前往台北李敖家中问候,心中已然知晓先生距离大限之日不远矣。
俗话说,天妒英才,造化弄人。先生是凭借自己的脑力安身立命,傲立于文学之林的,但疾病恰恰对着他的脑子下手。现代科学认为,世界上没有技术办不到的事,要延长人的寿命,并不需要等到耶稣再次降临,只要有科技专家就够了。然而,眼前的事实是,哪怕是身体里的某一部分细胞给你捣乱,你就会束手就擒。人就这么局限,这么无奈。任你如何豪情万丈,思接千载,任你如何狂放不羁、神采飞扬,自信人生五百年,也奈何不得一个小小的细胞。
想到此处,更觉得我们应当在还能主宰自己的身体和意志时,学一学李敖先生的活法:“做自己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做别人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凡是不了解的现象,我总是勇敢地迎着它走上去,不让它吓倒。我高高地站在它的上面。”
无论怎么看,先生都算得上20世纪30年代那批中国文化大师的一缕余脉。早年,先生认定胡适是真正的文化旗手,他说:“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殷海光。”殷海光,是台湾《自由中国》的创办者,名声如日中天,但李敖认为自己很快会超过此人,而胡适却如大海,要浩瀚丰富得多。胡李二人第一次见面时,胡适笑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意思是我胡适自己写的东西都忘记了,你却如数家珍。先生颇为得意地认为:胡适“显然把我看作北大系的一个传人”。
先生曾经就读于大陆和台湾的名校,国学底子厚,大陆情结深,是知名的文坛怪杰。他身上有一股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的傲岸之气,不向权势屈服,不向官府献媚,坐牢也罢,查禁也罢,就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反抗国民党的党禁和对言论自由的打压,他几次坐牢。他更痛恨“台独”,他的名言是“不能因为五十年的分歧,割断了五千年的文化”。
先生博闻强记,著作等身,被称为国学大师、历史学家、时事批评家、诗人,自誉为百年来中国人白话文写作“第一人”。《李敖大全集》共80册,3000余万字,内容包括小说、散文、杂文、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等,可谓巨笔如椽。他“以玩世来醒世,用骂世而救世”,100多本著作竟有96本被禁,创下历史记录,被西方传媒称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
——追忆李敖先生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
有时,我们很难真正看清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天分极高、文笔一流、每每让人拍案惊奇的人物。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近距离驻足,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发现他悄然隐身的另一面,往往会超越日常的局限,来到心灵的水面,感知生命的真相。
2018年3月18日10点59分,李敖先生辞别人世,终年83岁。虽然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但仍禁不住悲从中来。
2017年2月间,李敖先生因左脚行动不便就医,竟发现罹患脑瘤,所幸为良性。这个不幸的消息为我们留下一线光明,为善良的愿望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乐观的李敖还策划了“再见李敖”的节目,希望与家人、友人、仇人做人生中最后一次会面,谈谈如何相识,如何相知,如何相爱又相杀。
然而进入5月,先生因放疗引起急性肺炎入院,不久后出院,旋即又再次入院,并直接报了病危。我得知情况后,准备紧急赶往台北探望。但先生得知后,却不同意,大约是不愿让我看到他浑身插管的样子吧。他让儿子李戡拿出纸笔,写下“长乐吾兄”四字,李戡怕累到他,不让他再写,用电话告知我这一切。先生想说的,我都明白,惟有双手合十,向台北的方向遥祝平安。
先生果然是生命力超级顽强之人。一周后,炎症消失,撤掉了呼吸机,护理师让他说出自己名字,他居然有心情开玩笑说,“我叫***”,让人忍俊不禁。大家想起了先生那句恶作剧般的名言:“我骂人的方法就是别人都骂人是***,可我有一个本领,我能证明你是***。”难怪先生的好友陈文茜感叹他是“九命怪猫”。
11月,我们赴台看望先生,被允许穿上严实的防护服、戴着大口罩进入病房。先生睁大了眼睛,紧紧拉住我的手颌首微笑,但他嘴里的话,却有些含混。先生有一种雅好:收藏不同年代的万宝龙钢笔。这种笔制作精美,书写流利,被尊为笔中“大师”。我过去见他,常会带这样一支笔当见面礼。而先生此人,讲究不欠人情,这次收下钢笔,下次回馈字画,相互馈赠成为我们的一种情谊。甚至有一次,他高调回赠我一幅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的书法,给了我意外的惊喜。这一回,为了鼓励他缠斗病魔,我特意挑选了一支万宝龙毕加索限量版金笔当礼物送给他。先生看到这支笔,双目放光,握在手里用力挥了两下,似乎在表达对我们这份情意心知肚明,要坚强面对眼前的一切。
2018年3月初,听说先生病危,我因公务在身,委托妻子前往台北李敖家中问候,心中已然知晓先生距离大限之日不远矣。
俗话说,天妒英才,造化弄人。先生是凭借自己的脑力安身立命,傲立于文学之林的,但疾病恰恰对着他的脑子下手。现代科学认为,世界上没有技术办不到的事,要延长人的寿命,并不需要等到耶稣再次降临,只要有科技专家就够了。然而,眼前的事实是,哪怕是身体里的某一部分细胞给你捣乱,你就会束手就擒。人就这么局限,这么无奈。任你如何豪情万丈,思接千载,任你如何狂放不羁、神采飞扬,自信人生五百年,也奈何不得一个小小的细胞。
想到此处,更觉得我们应当在还能主宰自己的身体和意志时,学一学李敖先生的活法:“做自己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做别人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凡是不了解的现象,我总是勇敢地迎着它走上去,不让它吓倒。我高高地站在它的上面。”
无论怎么看,先生都算得上20世纪30年代那批中国文化大师的一缕余脉。早年,先生认定胡适是真正的文化旗手,他说:“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殷海光。”殷海光,是台湾《自由中国》的创办者,名声如日中天,但李敖认为自己很快会超过此人,而胡适却如大海,要浩瀚丰富得多。胡李二人第一次见面时,胡适笑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意思是我胡适自己写的东西都忘记了,你却如数家珍。先生颇为得意地认为:胡适“显然把我看作北大系的一个传人”。
先生曾经就读于大陆和台湾的名校,国学底子厚,大陆情结深,是知名的文坛怪杰。他身上有一股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的傲岸之气,不向权势屈服,不向官府献媚,坐牢也罢,查禁也罢,就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反抗国民党的党禁和对言论自由的打压,他几次坐牢。他更痛恨“台独”,他的名言是“不能因为五十年的分歧,割断了五千年的文化”。
先生博闻强记,著作等身,被称为国学大师、历史学家、时事批评家、诗人,自誉为百年来中国人白话文写作“第一人”。《李敖大全集》共80册,3000余万字,内容包括小说、散文、杂文、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等,可谓巨笔如椽。他“以玩世来醒世,用骂世而救世”,100多本著作竟有96本被禁,创下历史记录,被西方传媒称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