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事件引发一片网络热议。什么“这次被美国卡住的芯，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中国芯老炮：缺芯是因为缺钱”“国产操作系统，要靠BAT”……这种言论看得我胸痛。
忍了几天，今天忍不住了。说说自己经历的一段往事。
不知不觉写了一万字。分几个部分：
辉煌开局、第一第二棒的困难、系统生态的困难与大溃败、复盘方舟和永中错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做不出操作系统。

敏感词多，发不出来，悲剧

方舟科技是加拿大华人李德磊创办的企业。
李德磊1977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后赴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读博。然后就留在加拿大。
1997年1月8日，方舟科技的前身百拓立克公司在京注册成立。主要靠李德磊介绍外包业务。
1997年，离开摩托罗拉的李德磊加入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器设计总监，与此相对应，BBT承接的外包业务也从摩托罗拉转向后者，主要做基于日立芯片的相关业务。刘强那个时候博士毕业，加入任研发副总裁。
1999年，李德磊找到倪光南，倪光南看到这里磨练了一支做CPU的完整技术队伍——这是他梦寐以求的。
当时的背景是，中国IT产业界，以及倪光南本人一直为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操作系统和芯片耿耿于怀。（18年了，还是如此）
当时的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曾说，“中国信息产业缺芯少魂”。其中的芯是指芯片，魂则是指操作系统。
于是，倪光南帮方舟找钱、找政府、找中芯需要的一切资源，而他本人没有从中芯拿一分钱，零股份。他愿意付出一切，他想要一个新的IT产业核心框架。
倪光南院士给我讲方舟CPU＋Linux操作系统，做成瘦客户机NC，“云＋端”解决方案，替代Wintel架构的时候，我当时兴奋得紧紧攥住拳头，指甲掐进肉里。
我们以前在联想，玩的是Wintel联盟（微软与Intel联盟）设计好的游戏。
Wintel就是你的顶层，你的成本与性能只能在它框定的空间里。
而现在，我们这群人，正在动手改变核心框架。给我们的IT产业带来完全不同的，成本与性能的想像和设计空间。这件事简直太棒了啊！

第一棒和第二棒的困难
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敢为的俞慈声任北京科委副主任。曾被邓小平关注的李武强从美国回来在科技部产业化司任副司长。大家都想做事情。
我们有了CPU与SOC的技术，政府给的钱也到位了，芯片也做出来了。
下一件事，就是面向市场面向用户了。
这时，真正的困难才开始。
做CPU最难的不是开发。
第一步，你不是写不出INTEL那样的设计，而是你打不起官司。
欧洲从工业革命开始，就认识并懂得保护知识产权的价值，以激励知识创新。
美国青出于蓝。只要是个Idea就可以注册专利。
专利保护，是Intel的核心竞争力之一，Intel长期大规模的专业律师团队，几乎把X86体系相关的专利全注册了。
为什么还有AMD。INTEL是IBM的股东，IBM是AMD股东。就是这样。
所以对方舟的团队来说，不是X86体系的技术难度高，而是在这条道路，每一步，你都会遇到INTEL的专利。我们打不起官司。
所以，倪光南做的技术路线选择是，走RISC结构，做嵌入式，绕开X86体系。
接着第二难的是，在2000年之初，中国IT产业不但做不出CPU，而且连基于CPU，自己动手设计核心电路板的能力都没有。
那时，中国还有电子产业企业百强的名单。我们联想排第二。
反正背后有倪光南、有宋健等一堆大佬，我拿着中国电子企业百强名单，从第1名找到第100名，找了每一个大公司的总工程师。
对话永远是这样：
我：“我们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PU，我们还有SOC的能力，这样，我们可以极大地把你要的功能集成，贵司可以更灵活地定义你产品的性能和体积。”
对方：“哎呀，对不起。我们没有能力基于一块CPU开发产品原型。都是INTEL或者他的Design house做好公板，我们选一个，然后基于他们的公板我们再开发。”
我们这才发现，Intel不是做出了CPU，而是培育了一个基于CPU的开发生态系统。

第一棒是核心元器件。
第二棒是无数小的Design house围绕Intel做公板、做产品创意、做产品原型、做差异化做优化。
然后，下一棒才是，面对市场的企业，从Design house挑选产品原型，做商品化包装。投放市场。做品牌、做销售、做客户服务。
而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电子产业百强，基本上都是第三棒。
所以，当我们做出CPU，而且芯跳了。
我们把它捧到手上，想献给别人。中国没有一家第三棒企业能接。
没有办法，只能向前。
于是方舟科技在做完CPU后，又建立硬件团队，自己做出了NC的产品原型，做出了公板。
等于一家本来就规模很小的CPU设计公司，还必须同时干Design house的活。
终于CPU和产品原型都OK了，可以交付一个第三棒企业商品化运作了。
俞慈声拍板，北京政府第一个吃螃蟹。

系统生态的困难——大溃败
下一个问题来了。更大的难题。
Wintel联盟。勉强绕过Intel，更难突破的是微软。
CPU做出来了，再自己做原型，然后自己做产品。做完产品，发现没有配套软件可用。
一块NC公板，方舟科技咬咬牙就自己干了。
但是那么多的软件移植、适配、二次开发，真不是1家、10家、100家公司干得完。
这时俞慈声发起了“扬帆计划”，针对Linux桌面的13大类50多个问题，在全国进行招标。浏览器、OFFICE、播放器……一项一项解决。
接着，就干了那件圈子里著名的事——北京市政府办公软件选型，把微软踢出局。
那件事IT圈轰动一时，微软中国总裁高群耀辞职。然后基辛格给当时是北京市长的刘淇写信，为微软说情。施压处置俞慈声。（没想到吧，美国大政客也为自己国家企业服务的。那时中国刚刚申奥成功，基辛格的施压，是大BOSS级杀伤力）。

那是2001年的冬天，北京最大的一次雪。
那一天，十余个院士联名上书总理，为俞慈声说情。
已经过世的中国计算机事业创始人之一、中将、两院院士张效祥第一个签字，倪光南院士也签了名。
据说朱总理看到十余位院士的联名，一时动容。
863计划，来自1986年3月，4位院士联名上书小平。因为时间发生在是1986年3月，所以简称863。从此这就是中国高科技发展重点计划。
启动863是4个院士联名。保俞慈声，有十几个院士。
我一直记得这件事。
后来赋闲在家，看《圣斗士星矢》，12黄金圣斗士为了打穿叹息墙的一线光，一起赴义成仁。
十几个院士签下自己的名字，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他们只是想守护一线光。
所以，我不愿意回忆这段往事，因为我们失败了。
从此我们成了很多人的笑柄。尤其是倪光南院士。
这是10年后，我加入腾讯以后，才学会的一个词——用户体验。
这一仗如果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搞定了总理，没有搞定用户体验。
结果是溃败如山。

第一个要命的问题，是基于Linux的Office，包括Red Office、永中、WPS与微软的文档格式兼容问题。我们都知道，换了OFFICE打不开历史文件，打不开别人给你的文件，这是要命的事。
2003年，俞慈声又搞了启航计划。召集中国的所有Office高手、还邀请了韩国的HancomOffice、日本的一太郎技术人员。中日韩三国高手一起破解微软的文档格式，以期能读能存。
效果不好。
除了文档格式，其他的软件体验，用户各种不爽，那就太多了，大家用脚趾头想一下就好了。用户普遍怨声载道，要求换回Wintel。
就这样，我们失败了。
后来，方舟CPU停止开发。永中破产清算。那几万台政府为了扶持一个产业，而买单的NC，估计早就卖了废铁。
几年后，比尔盖茨自己公开了Office的文档格式。
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感觉自己脸被门板夹了。
我通过视频，看着这个在哈佛毕业典礼上开玩笑说“爸爸，我终于拿到毕业证啦”的人，这个退休后做慈善的人，会在做《时代周刊》值班编辑的时候选个患病的男孩当封面人物的人。
我想这个人是天使还是魔鬼。
他真的做了很多好事。可是他压得整个中国没有了通用软件产业。

当个小商人，世俗的成功挺容易的
03年，我离开了倪老师的联盟，走得非常难过，觉得自己是一场伟大牺牲战里的逃兵。
08年，我创业做网站的时候，一个小孩晚上闲着，装了最新版的红帽子桌面。我从旁边经过，一眼看到，就停下来，然后就用。试试这个试试那个，心潮起伏，恨不得大哭一场。如果2002年，桌面能有这个水准，这一大票人，应该不会输得那么难看吧。
离开倪老师后，颓了一年多，那段时间，不少人找我干活，多半两类事情，一类是“我代理了个产品，你帮我在中国建设一下渠道”。或者“我做了个产品，你帮我跑跑政府关系”。这两类事，我都再也不想做了。可是除了这个，我并不会别的。
后来，我投奔王路。我跟他说：这么多年，我学的东西，只有给一个特别大的系统干活才用得着。我想在你这里，学点能养家糊口的具体本事。
后来，王路让我当一本准备关门的数码杂志的总经理。
我从王路那里出来，给雷军打了个电话。说：“我要上班了。”
雷军让我去他办公室找他。问我做什么。
我给他看手中的杂志，说做这本杂志的总经理。
雷军说：你为什么要干这个？
我说：找不到工作。
雷军说：可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我说：学点一个人也能做的，能养家糊口的小本事。
雷军说：那你就干这个吧。

杂志的总经理，其实就是广告销售。
以我给计委写重大专项数亿提案的素质，给广告客户写个三五十万的广告提案，应该算不难。
第一次一个客户提出要回扣。我不能确认难道这就是要钱？但是想想，还是试着给吧。
我请这个客户吃了个饭，拿了个信封。一顿饭，俩人都心不在焉，都不是为了吃饭和交流。然后我把信封递给他，他没有任何推辞客套，极为流畅地收到兜里，告辞而去。
那天晚上，我流了好久的眼泪。
以前，我每天起早贪黑去努力，是为了友谊和荣誉。
从此，我做的事情，没有半毛钱荣誉可言，只做一个拉广告给回扣的小买卖。
后来，我学着做网站，后来，我把网站卖给腾讯，后来…… 10年过去了。
世人眼中，我算是成功了

那一段，跟着倪老师，参加了几场高端的会。满场朱紫，还说着14年前的话语体系。
我发现自己变了。在类似的场子里，今天的我和14年前的我，感受完全不同。
过去10年，我没有给一个领导汇报过工作，没有一分钟的时间，用来揣测领导意图。
我只需要持续做一件事，就是洞察用户需求，优化用户体验。
这和在系统里做事，是完全的两个方向。
第二次，我又离开了倪老师。我当时认为自己可以直接判断，这事做不成。
就是说如果做法不改变，也许还是可以拿到很多钱，很多资源、批到地，盖起楼，但是做不出操作系统的生态。

安卓有三：
1、不断迭代优化的安卓系统本身
2、现在大家已经非常习惯的基于安卓的各种应用：微信、商务、游戏、生活、娱乐……
3、全球无数团队，基于安卓在源源不断地创意，开发新的应用，不断繁荣、优化这个生态。
15年前，做当时桌面办公应用的移植，已经让那群勇士折戟沉沙。
现在，数量远大于过去几个数量级的应用移植，还有更为庞大丰盛的生态。
还是原来的体制，还是原来的套路。
面对更大的一仗，完全没有赢的机会。

从一个公司辞职，与离开一个人，不再陪着这个人，支持他的理想，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我从联想辞职，从腾讯辞职，都可开心了。
但我一直为第二次离开倪光南院士而深深愧疚。
那时他已经75岁。这是他一生的梦想。我是他喜欢并且信任的弟子。我没帮他。

复盘方舟和永中
今天再复盘，十余年前方舟和永中做错了什么。
先说方舟。
首先方舟科技，是李德磊个人的公司。李德磊开这个公司的目的，是赚钱，他的选择自然事什么能赚钱做什么。
倪光南看上了这家公司的人才储备和Know how储备，拉上了自己的全部人脉与信用，希望通过一个项目，让方舟的人才储备和Know how储备凝结成可持续发展的IT系统底层。
这件事错在哪里？
就是我在我的《产品思维30讲》里，提到的组织原则。
顶级组织至情至性，
一流组织共同信仰，
二流组织共同利益，
三流组织共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