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将首先梳理中国现行研究生导师制度的滥觞及其流变，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在这个演变过程中，权力的天平是如何从一开始就倾向老师一方的，以及这种毫无约束的权力又是如何给了部分人以可乘之机，让他们几乎零成本、零代价地滥用权力的。
其次，我们关注在这样一个结构不平等的制度之下，一旦导师滥用职权，他们会如何利用体制的不作为和大多数的沉默将责任转嫁到学生身上，将原因归咎于其个人问题（诸如心理问题和抑郁症等都是常用理由），将结构性的不平等简化为学生个人的脆弱性和不抗压性，以及在体制的庇护之下，他们是如何像烧不尽的野草一般，改头换面毫发无损东山再起的。
在师生权力结构天然失衡的制度之下，学生以天然弱势者的姿态进入高校场域。
最后，我们一方面呼吁现有高校导师制度的改革，呼吁出台制衡导师一权独大的制度，呼吁研究生工会或者联盟的形成，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帮助与支持；另一方面，在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尚未到来之时，我们也呼吁所有读到这篇文章的在读学生学会愤怒、学会拒绝、学会自我保护，让这一类**导师知道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带来的后果和代价。

导师负责制不仅呼吁导师关注学生的学习和科研，还涉及学生私人生活与个人成长，也留下了很多模糊暧昧、难以定义的灰色地带。
男导师叫女学生参加饭局，美其名曰带学生见世面、结交学术资源，这是否算得上关心学生个人成长呢？男导师时常关心女学生的情感状况，并奉劝女学生早点找男友早点结婚，是否也在思想教育的范畴之内？
在王攀对于陶崇园事件的回应中，这项晚间面对面交流30+分钟、被命名为“到王老师家做家务”的交流制度，又是否能够算作是对学生思想动态的关心和跟进呢？

现行的导师负责制，为导师在学术科研以及个人生活上干预干涉学生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在现有制度下，导师滥用权力不仅代价极低，还可冠之“对学生负责到底”的美名。导师队伍中滥用权力的案例屡见不鲜，通常表现为以切断学术资源作为威胁，直接或变相侵犯学生个人生活。这一制度含括的一体两面——科研与生活，就这样被滥用职权的导师结合在了一起，前者被用作后者的条件或砝码。
除此之外，“导师资助制”的推行也让原本就已失衡的师生权力天平更加倾向导师。“导师资助制”建立于“导师负责制”的基础之上，是高校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2009年教育部颁发的文件指出，指导教师应按照学校规定，以科研工作为依托，或通过争取学校设立的专项资金，为招收培养的研究生提供资助。
简单来说，“导师资助制”的核心是对参与导师科研项目的研究生提供一定金额的学费和生活补助。这项以激励科研成果为初衷的改革，实际上在经济层面进一步将学生与导师捆绑了（尤其是理工科能拿到大数额科研经费的项目），将师生关系变为了赤裸裸的雇佣关系。这种并无劳动合同保障的雇佣关系风险极大，已经有不止一个案例表明，学生对于补贴的使用需要导师过目和把关。与此同时，学生也极有可能成为无良导师剥夺的对象，被当做廉价甚至免费劳动力对待。

被侵犯的与被保护的：导师作恶成本为何如此之低？
在这种师生权力结构天然失衡的制度之下，学生从一开始便以天然弱势者的姿态进入高校这一场域。那么，当老师越界、滥用职权，阻碍学生前途或者对学生造成精神上或肉体上的伤害，此类事件能够得到公正地解决吗？解决的代价又是什么？反映了现有制度的何种漏洞和缺陷？
我们先来看今年1月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博士杨宝德溺水身亡事件。事发之后校方回应，杨宝德的导师确实存在让学生到家里打扫卫生、陪同超市购物以及洗车等行为，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主席会议，取消了其导师周筠的研究生招生资格。
这件事情的关键在于，并不只有杨宝德一人受到了导师的非正常差遣，杨女友曝光的聊天记录显示，在杨和其他几位同学一个名为“难兄难弟”的微信群中，几位同学均受到了周筠的差遣以及她提出的一些超出师生关系的无理要求。
但由于导师一权独大，以及学校缺乏相关制衡导师权力的制度、缺乏关注在校研究生权益的机构，学生们除了相互抱怨之外，没有任何正当的、公开的、实质性的投诉渠道。校方最终取消这位导师的招生资格，竟是以一位学生的生命为代价的。

在这种师生权力结构天然失衡的制度下，学生从一开始便以天然弱势者的姿态进入高校这一场域。
老师的权威、与老师的决定密切相关的自身前途，以及被侵害的强烈羞耻感，都是受害学生在校期间难以举报老师的原因。最近几起举报事件的举报人都是离开学校、在国外站稳脚跟之后才鼓足勇气站出来，足以说明国内的环境与体制之复杂难撼。
如要继续在国内高校生态圈中生存，即便是在学生毕业之后，导师的权力及其在学术圈多年积累的资源和人脉，也足以让一个初入此圈的新人走投无路。这类位高权重、手握大把资源的导师在高校生态内部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其在行业内部掌握的资源、人脉与积累的职业声望，总会吸引新的同谋者——如果没有法律制度保障，道德的约束在权力、金钱和资源面前，常常是微不足道且苍白无力的。

愤怒与反抗：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当师生权力的天平从一开始就倾向老师一方，当学生在高校场域内遭受伤害、求助无门最终选择了结生命，当多年后终于有人站出来举报、却发现被解除职务的老师仍活跃在学术圈里……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

当务之急仍是体制和制度的变革，虽然这条道路十分缓慢和艰难。
参考《高校性骚扰：特征、现状、成因与应对机制——以女研究生为重点的实证分析》（作者：李佳源、方苏宁）以及《美国大学校园性骚扰行文及其应对机制研究》（作者：张伟、段世飞）两篇文章后，我们在高校政策和制度层面提出如下改善方向：
第一，在防治高校性骚扰、性侵犯方面，中国应参照美国，在高校内部逐步建立预防和处理校园性骚扰行为的管控机制，明确表明学校反性骚扰行为的立场。高校应建立预防性骚扰中心，在全校范围内进行预防性骚扰性暴力相关宣传，为遭遇困境的个体提供援助。同时，高校还应该建立起与性骚扰行为有关的一套完整的申诉程序，积极内部调查，引入司法流程。
第二，将高校教师性道德纳入师德师风考核，对有性骚扰、性侵害学生记录的老师采取零准入原则，将其永久性排除在高校体制之外。
第三，应尽快出台与校园性骚扰相关的法律法规。目前我国法律对校园性骚扰行为并无特别规定，而是遵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相应的性犯罪条款定罪，在相关司法条款中仅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做了概括性规定，并未涉及高校性骚扰。在这一方面，相关法规制定可参照台湾地区的《校园性侵害性骚扰或性霸凌防止准则》。

在高校教育体制之外，家长和大学前的学校教育也应该积极推进性教育的普及。家长以及幼儿园、小学、初中及高中老师应格外注意教育子女如何预防性侵害，除了让孩子听话的训导，更要教会孩子学习在特殊情况下的拒绝、反抗与愤怒。
同时，光有书本教育依然不够，情境演练或许应被纳入性教育机制。事实表明，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遇到此类事件的本能反应是沉默哭泣，而非拒绝回击。而这种反应很容易被“捕猎者”视作顺从的信号，进而采取下一步的侵犯行为。
对于一位衣冠楚楚、几十年如一日的高校“捕猎者”来说，低成本就是最大的便捷，是他们下决心行动的首要因素。他们中的很多人正如《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书中的李国华一般，广撒网，在众多学生中寻找温顺的猎物。因此，不要一味地顺从、一味地听话，从一开始便树立起反击者的姿态保护自己，或许会使“捕猎者”将此类学生归入高成本对象的范畴。
在半夜被老师叫到宿舍楼下修改论文的时候，在单独被老师邀请到家中的时候，在去办公室谈话老师要求把门关上的时候，在老师假装不在意借机进行肢体接触的时候，在老师开带有性意味、性暗示玩笑的时候，不要沉默，要开口，要警告，要回击，要让捕猎者清楚他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不要沉默，要开口，要警告，要回击。
最后，如果你不幸遭受了校园性骚扰或性侵犯，一定一定记得保留证据。物理证据，微信短信的聊天记录及截图，语音通话时的录音等等，都将成为证明施害者暴行的绝佳武器。
在性侵问题之外，对于导师差遣压榨学生的问题，我们呼吁高校出台制衡导师一权独大的政策和制度，同时也呼吁校方或学生自发成立维权组织或联盟，更好地保障研究生的正当权益和私人空间，对遭遇压榨或伤害的学生施以援手。
当然，最最理想的情况是，希望这篇文章在不久的将来会变成连篇的废话或荒唐的历史，希望每一位学生能在学校中享受知识和研究带来的乐趣，而非侵犯和羞辱带来的苦痛。

看到一个网友写给自己孩子的话：“碰到不是你爸（妈）让你叫爸（妈）的人，有多远离他多远！”
希望每一个单纯的学子不要报考武汉理工大学王爸爸的研究生和博士生，
不要晚上去导师家里，
不要轻信看似权威的许诺，学会分辨人和人渣，对不合理的要求说不，懂得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