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组整理好了我的全部“亲笔供词”，以及别的学生的“证人供词”，在加上专案组的“审讯记录”等等，于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四日，北京市公安局来人把我抓走，送到北京右安门半步桥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狱所生活。
入狱近十年的日程表如下：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四日：关进北京看守所，被宣布拘留。 一九六九年六月：送入北京市公安局的学习班，改造思想，加深认罪。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根据林彪“一号通令”，把重要的反革命全部调离北京，我被送到河北省衡水专区饶阳县，关在县公安局看守所。
一九七零年二月九日：我被押回北京，关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的死刑单人牢房，给我带上死刑犯的重铐重镣。被拉出去接受四十多场示众批斗。 一九七零年五月：我被调回北京看守所的普通犯人牢房，关在“K字楼”。（未完）

《北京看守所的生活》
一.综述： 当时北京的狱所系统，十分复杂，例如：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公安部、北京公安局各有不同系统，在此，我只谈一些北京公安系统的狱所系统。
北京狱所系统分为两大部分：
1.监狱、劳改队,关押已决犯。“强制劳动改造，以观后效”，“把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公民”。
2.看守所,关押嫌疑犯，未决犯。有时也可以关押短期已决犯。在国民党执政时期，看守所归法院管理，关押待审的犯人，而此时的北京看守所归北京公安局的预审处管理，预审结案后才转交给法院。
嫌疑犯、未决犯在北京，根据不同情况分押在各个不同的看守所，我所知道的有如下的看守关押系统： 北京看守所：在北京这是最有名的看守所，在这里曾经关押过许多重要人物，例如：现任广东省省长叶选平;前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周恩来的义女孙维世等等。这里还关押着一些“国际犯人”，其中包括从越南战场抓回的美国战俘。（未完）

北京看守所中的生活基本情况》
1.住宿情况：北京看守所住宿情况如下： K字楼(一至十二筒)：普通号一般都是二十平方米，即约五米乘四米，门都朝着筒道(即走廊)，门上有一个横眉子(即气窗)，所有的窗户全在一面墙上，分四层,每层有两扇，全是由里往外开。全刷上了白漆，下面两层全部钉死，上面两层和横眉子的开关，由队长决定。
每个号有两个炕箱，炕箱全部是木板钉制的，离地不到一尺，两个炕箱之间有一个过道，尿桶放在窗户下的过道尽头。 小号(每层都有一两间小号)可以住三、四人，用来关押需要隔离的特殊犯人，例如有精神病的犯人，有可能判死刑的犯人，有国际背景的犯人等等。往往由政府指定其他犯人和他们同住，以便监视和防止自杀，每个号有一个炕箱。
五角楼(即十三至二十二筒)：普通号每间约六平米，即二乘三米，每个号有一个炕箱，可以住五六个人。单号情况和K字楼一样。
死刑号小院(二十三至二十四筒)全部是单号，每个号有一个炕箱，一部分是普通墙，另一部分是所谓“橡皮监狱”:墙和门全部用海绵和塑料包起来，防止死刑犯自杀;因同样的理由，暖气吊在很高的天花板上,电灯嵌在天花板里，外面还罩着铁丝网，只有一个小窗在天花板旁。门有两层,一层是橡木门，另一层是铁丝网门，门的下方有个活门，用来送饭送水，抽水马桶的开关在门外，要解手、冲水要先报告，洗衣服在抽水马桶取水。每个号有两个观察孔，一个在门上，一个在抽水马桶后面的墙上，这样号内就没有观察不到的死角了。（未完）

2.伙食情况： K字楼，五角楼，和死刑小院的伙食都由同一个伙房供应。每人每天八两定量。每天开两顿饭：早饭九点开饭，晚饭四点开饭。每顿饭主食是两个窝头，副食是一碗菜汤，根据不同季节菜市场上最便宜的大路菜，主要有：大白菜、菠菜、南瓜、茄子等。 每个周末主食有细粮：馒头或米饭，副食有肉末，即星期六菜汤。逢法定假期有一顿改善，即：至少有一顿细粮和炖肉。 一视同仁，死刑犯也没有例外，执行前也没有特餐，更没有酒。（未完）

3.卫生及福利情况：
饮食：号里分饭吃饭都在炕箱上。每天每号在吃饭同时打回开水，即一天两次，如果不够喝，在洗漱时打回开水。
解手：每天“放茅”两次。“放茅”就是让犯人去上厕所。每次五到十分钟，同时倒尿桶和刷尿桶，早饭前一次，包括洗漱在内，晚饭后一次，也包括洗漱在内。其他时间，解小手就在号内解在尿桶内，如果急需解大手，要报告队长请求单独放茅一次，这叫“求茅”。那时求茅，十求九不准，多半只能拉在尿桶里。
洗衣：理论是一个月让犯人洗一次衣服，实际上经常是两三个月不洗一次衣服，犯人们只能利用放茅时间洗衣服。 晒衣被：当时很少有机会晒衣被。而在汗水下捂得发馊发霉，再三申请后方可允许晒衣被。这是不定期的，因此犯人们衣被里有许多虱子、虮子。号内的炕箱缝里有无数的臭虫。犯人身上咬满了大包，墙上抹满了臭虫血。（未完）

通信：未决犯一律不准通信。我自己有六年不准与家里通信。 求医：犯人有病后就必须向政府请求看病，经批准后由医生在队长办公室看病、处方。
如病情严重可以到卫生所去看病。如病情继续严重可以送到沙滩北大街北京公安医院去看病。未决犯只有在这方面和已决犯相比待遇高了一级，已决犯是由犯人中的医生治疗，未决犯是由公安系统的医生治疗，这是由于怕在审讯期间走漏消息，串通口供。
衣物及生活用品：由于未决犯还没有生产劳动，衣服被褥和其他用品全部自行解决。每一两个月犯人可以填写“要物单”,可以要日用品或钱，不准要食品或药物。家人送来后只能交到门口不准和犯人见面;我六年没和家人见面。
购物：在看守所每一两个月，允许买一次东西，只是一些日用品，没有食物或其他奢侈品，当然不允许买香烟等等。只能在号内登记，由队长送来。《北京公安局看守所的管理制度》 综述：北京的监管系统的确有成文的规定，但都列入内部文件，属于保密范围，所以执行者有解释权，随机处置权。犯人只知道犯人必须遵守的“监规”，而根本不准过问管理制度的其他部分，因此囚犯无法考查看管人员是否越权（未完）

(二).生活管理制度：
1.食粮的供给：政府规定囚粮不准超过当地最低定量。当时北京看守所每人每天定量八两，每人每月伙食费为人民币八元。又规定不准家里送来任何食物，所以在看守所里根本不可能吃饱。 在这方面，犯人的不成文的规矩很多。例如分饭制度。
当时每间二十平米的牢房，关着二十个人，按铺位轮流值日，负责卫生及打饭分饭;每日两个人，轮流一人打饭,一人当“饭头”。 值日者打饭回来，在炕箱上摆上二十个碗，每碗放两个窝头。然后由“饭头”第一个选择，以下犯人按铺位顺时针方向次序，各拿各自那份。
接着再分菜汤，值日者分好二十碗后，让大家看看是否公平。根据大家的意见仔细调整，直到全体同意，随后又按饭头制度顺序拿碗，各自倒进自己的大茶缸或者小搪瓷盆，然后再如此这般地分完所有的菜汤。 有人提出这样仍不公平，他们发现值日者和“饭头”之间往往有“猫腻”，“饭头”可以不公平地吃到更多的肉末和更多的油。轮到原“饭头”值日时他可以给对方以回报。
人们这样分析：值日者在盛第一勺时，只有他才知道哪碗肉末最多。份量在他的手法，因为肉末沉在汤底，别人来不及看清，他可以故意在添汤时少给肉末多的那碗点儿汤，人们会认为那碗少了，于是他就分别从不同的碗里撒一点汤添上，而他撒的那点汤恰恰是油最多的部份，于是“饭头”就得了最肥的一碗。

犯人们就不断改善分饭制度，以求更加公平。最极端的发展成为“听饭头”，运作如下：值日者分饭的时候“饭头”必须转过身去，分完以后有一个不相干者随意用筷子敲任意一个碗，然后把筷子放在这个碗上，这时由”饭头”随口说个数，例如说个“五”，于是按筷子所指方向数到第五碗，这碗就属于饭头，以下仍按顺时针方向轮流。“听饭头”是约定成俗的最合理、最公平的分饭规矩。
当然，那会耽误太多的时间，人们早就饿得够呛了。所以平时还用老规矩，但大家人人提高警惕以减少“猫腻”机会。只有过年过节改善的时候才运用完美的制度。 2.作息制度：犯人们每天作息时间表如下： 六点半：起床。允许原地运动一会儿。
七点钟：早读。只准学毛主席语录或“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反对自由主义”)。当时各号都利用这段时间集体背诵，和小学生一样。 八点半：放茅及洗漱。 九点钟：早饭。 十点钟：学习。主要学习报纸、《毛泽东选集》、每间屋都有一份《人民日报》。讨论形势。 十二点：午睡。 一点半：学习。主要讨论或批斗某个犯人。
四点钟：晚饭。 五点钟：放茅及洗漱。 六点钟：学习。主要自学或开生活会,即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九点钟：听广播：每日新闻联播节目。
九点半：睡觉。不准看书，也不准说话，整夜不准关灯。 吃饭：犯人们吃饭自有一套方式。 在分窝头的时候，每个人都亮出一套专用工具：一块干净手绢，一个切割器(用一根小线，一头系成圆环，另一头拴了扣子制成;由于监规不准拥有利器，所以发明了这种软件切割器)，一个干粮袋(当然，都是自己缝的)。拿到窝头后，把切割器的园环套在左手大姆指上，然后用左手捏着窝头,用右手拿着扣子，使小线一圈圈地勒下来一片片窝头，当然全用手绢接着。
人们一点点地慢慢地品,说是这样可以全部彻底地吸收，一点也不糟蹋。每天每人都会留下一块窝头，等到饿得胃疼的时候再吃。

喝粥的方式如下(多半用在县级看守所)：在分粥的时候，每个人都准备好一个大号茶缸子，或搪瓷盆，有人就干脆用小脸盆，一碗清水,一个小麻刷。分粥时用的是公用碗，每分完一轮，大家各自把粥倒进自己的容器。直到最后一点粥也要公平地“饭头刷”。
全部分完，值日者有权吃粥桶帮上的“粥粘”，有人用手直接刮着吃，吃完后再把清水倒进去，使小麻刷仔细刷干净，然后留着慢慢地喝。每个犯人也是如法炮制，喝完粥再刷碗水，人人也都留点粥，用来顶饥。
睡觉：犯人也有一套睡觉的办法。当时北京看守所人满为患,每人平均不到一平方米，晚上睡觉人人平躺地方就不够;只能侧卧，翻身都不行，只能一起翻身;谁要起夜，回来就没有插足之地，得千方百计硬挤出一块地。于是大家想了个办法：每隔一个人都把铺下的脸盆摆在过道上，每隔一个人把枕头放在脸盆上探出半截身子去睡。这样的睡法，才可以喘口气。

(三).看守所奖惩:
1.惩罚的方式(1).戒具。原来叫刑具，为了减少“刑讯”的传闻,改称为“戒具”，包括：手镣、脚镣、和平衣、防毒面具、警绳等等。 手铐：分为土铐、洋铐和死铐。土铐用黑铁筋锻成，再加把普通门锁。带上了土铐等于把人锁上了。洋铐是全电镀全钢制品，因为有弹簧棘轮，所以愈动愈紧。戴上洋铐不到十五分钟，最棒的小伙子也疼得大汗淋漓，满地打滚。
半个钟头后，手腕子立刻肿起来，像馒头一样。死铐是专门给死刑犯戴的铐,有的用大铁锁，有的用铆钉卯死。 铐的方式有：正铐，即铐在正面;背铐,即铐在背后;紧铐，即用洋铐掐紧;吊铐，即把两只手一反一正，一上一下在背后铐在一起，又叫苏秦背剑;寒水鸭，即把四肢在背后铐在一起。据说这些并不是共产党发明的，这一套是监狱文化的传统，他们只是继承而已。
镣的方式有：单镣,即带一副镣,再细分为土镣、洋镣、死镣。双镣：即戴两副镣。铁镣：即在镣练上挂着铁球。 和平衣：又名气压服、紧身服,用帆布制做,如同精神病医院用来约束狂躁病人的紧身服。用来惩罚当局认为有进攻性的犯人。 防毒面具：就是防化兵用的防毒面具,用来惩罚高声叫喊的犯人。 警绳：就是普通的麻绳或塑料绳，用来捆绑、勒吊严重违反监规的犯人。

(2).禁闭惩罚。每个看守所都有禁闭室，又称严管号,用来惩罚违反监规的犯人。北京看守所每个筒都有禁闭室,都是两三平米的黑牢。关进禁闭室的犯人，同时剥夺“犯权”，包括：放风、洗澡、读书、缝补。所以说禁闭室是监狱中的监狱。
(3).饥饿惩罚。看守所已经靠饥饿来煎熬犯人，以便逼供;而在进一步惩罚“违反监规”的犯人时，除采用上述各种手段外，甚至减低定量，从每人每天八两最低可减到每人每天三两七钱五。
(4).殴打、电棍、灌粥及其他：看守所一般不采用直接殴打，最多用电棍来电击犯人;殴打犯人时，多半是在严管号或死刑号。 在普通号采取“以犯制犯”方针,暗示或默许犯人殴打他们认为需要惩罚的犯人。当犯人绝食的时候，前两天政府采取不闻不问的方针对付，等绝食犯人已经弱不经风了，他们找来一些其他犯人强行撬开绝食者的口，捏着他们的鼻子用漏斗或橡皮管子硬灌玉米粥。绝食者如果坚持，政府会天天安排灌粥。因此在中国的监所系统，从来没听说过绝食斗争可以得到任何胜利。
犯人没有任何可以用来保护自身的武器。国际上所有的犯人，包括被关到政敌的监狱里的中共,都以绝食为有效武器。然而在中共面前绝食完全无效。
2.奖励的方式
(1).口头表扬。
(2).书面表扬：政府在犯人服刑后对符合他们要求的犯人给与书面表扬。往往把表扬信寄给家属。(
3).变相表扬：政府会给“好犯人”一些不成文的好处，例如：允许家属送来一些食物、药品、用品等等。又如：带他们到狱外去参观。甚至允许个别犯人回家过年。
(4).减刑或立即释放：对表现特别“好”的犯人，看守所可以免予起诉，甚至立即释放。在监狱、劳改场可以减刑甚至立即释放。当然比例极小。那时，在几千人的监狱受到“宽大”立即释放的犯人每年只有一两个。
减刑比较复杂，一般采用这样的方式：死刑犯如果没有立即执行可以减为“缓期一年执行”，或“缓期两年执行”。缓期死刑犯可以减为无期徒刑，当时，最高有期徒刑是二十年。有期徒刑减刑年限不能超过总刑量的百分之十五。因此即使“表现好”突出的犯人，也必须服满最低限度的刑期。
可以得到这样的刑期只占极小比例。 死刑犯至少服刑二十六年。死缓犯至少服刑二十四年。无期徒刑犯至少服刑二十二年。有期徒刑犯至少服刑百分之八十。可获得上述各项最低刑期，必须得到两次或以上的减刑。 上文是我关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七年的目击资料回忆。（全文完）

三当家吉祥

长见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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