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列仙之趣而坎壈咏怀:曹植游仙诗的本质
钟嵘《诗品》评点郭璞游仙诗，认为乃是“坎壈咏怀”，而非“列仙之趣”。［1］按其所云，则游仙诗可分为“坎壈咏怀”和咏“列仙之趣”两类。这种划分不无道理。自秦汉以来，因秦皇汉武迷信神仙，上行下效，神仙养生之术盛极一时，使得诗文中出现了不少对于仙境、仙人的描写，如乐府古辞中的《吟叹曲·王子乔》《平调曲·仙人骑白鹿》等，正是表现所谓“列仙之趣”。《平调曲·仙人骑白鹿》还写到了服药求仙的内容:“来到主人门，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2］
至魏晋，曹操等人的游仙诗创作承继了这种写法。曹操集中游仙诗占了不小的分量，多为吟咏列仙之趣。《气出倡》《秋胡行》等，都是较为纯粹地表现其长生成仙的美好理想。但自曹植以下的魏晋游仙文学，“坎壈咏怀”和“列仙之趣”似并不可截然分离，很多游仙作品都是以列仙之趣来坎壈咏怀。唐人李善在《文选》注中即已指出，“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黻，饵玉玄都”［3］。所谓滓秽尘网、锱铢缨黻意味着以尘世为可厌可弃，其中自然包含坎壈不平之意，而“饵玉玄都”则是指长生、逍遥的仙界之趣。
曹植游仙诗，即是典型的以列仙之趣来坎壈咏怀。其游仙诗表达了他长生久视的愿望。慨叹日之将颓，生之不永:“人生不满百”(《游仙》)，“人生如寄居”(《仙人篇》)，而希求“寿同金石，永世难老”(《飞龙篇》)，“同寿东父年，旷代永长生”(《驱车篇》)。飘渺灵动的仙界吸引着他，因而，要“翱翔九天上，骋辔远行游”。在那里，他感受到的是一派祥和、轻松、愉悦的气氛，《仙人篇》描绘了其乐融融的仙界美景:“仙人揽六著，对搏太山隅。湘娥拊琴瑟，秦女吹笙竽。玉樽盈桂酒，河伯献神鱼。”在其想象之中，仙界的生活是旨酒佳肴、闲逸对搏，优雅拊瑟，不知今昔何昔
为了达到长生的目的，诗人表示愿意追随仙人方士，“长跪问道”(《飞龙篇》)，其精诚可以想见。对于长寿养生之道，不管是服食养气，还精补脑，还是淡泊息欲，在他的游仙诗中均有所反映:
晨游泰山。云雾窈窕。忽逢二童。颜色鲜好。乘彼白鹿。手翳芝草。我知真人。长跪问道。西登玉台。金楼复道。授我仙药。神皇所造。教我服食。还精补脑。寿同金石。永世难老。(《飞龙篇》)
带我琼瑶佩。漱我沆瀣浆。踟蹰玩灵芝。徙倚弄华芳。王子奉仙药。羡门进奇方。服食享遐纪。延寿保无疆。(《五游咏》)
要道甚省不烦，淡泊、无为、自然。(《桂之树行》)
可见，曹植对于服食飞仙颇为向往。但必须要注意的是，曹植对于神仙之说，其实颇为矛盾。在他表现出对“列仙之趣”的极大兴趣的同时，也表达了对神仙说的极大怀疑。其《辩道论》开篇即道:“夫神仙之书、道家之言，乃云:傅说上为辰尾宿;岁星降下为东方朔;淮南王安诛于淮南，而谓之获道轻举;钩弋死于云阳，而谓之尸逝抠空。其为虚妄甚矣哉！”文中还称“世虚然有仙人之说”，警戒道:“夫帝者，位殊万国，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齐光日月。宫殿阀庭，等紫微，何顾乎王母之宫、昆仑之域哉！夫三乌备役，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桓娥，不若椒房之丽也。云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饰也。驾螭载霓，不若乘舆之盛也。琼蕊玉华，不若玉圭之洁也。而顾为匹夫所阁，纳虚妄之辞，信眩惑之说，隆礼以招弗臣，倾产以供虚求，散王爵以荣之，清闲馆以居之，经年累稔，终无一验，或殁于沙丘，或崩于五柞，虽临时复诛其身，灭其族，纷然足为天下笑矣！”后又作《又辨道论》，还是很断然认定:“夫神仙之书，道家之言，乃云:傅说上为辰尾宿;岁星降为东方朔;淮南王安诛于淮南，而谓之获道轻举;钩戈死于云阳而谓之尸逝柩空。其为虚妄甚矣哉！”《赠白马王彪》亦说:“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这都表明，从理性上，曹植对神仙、道教有过细致的思考，他并不相信神仙之说。其游仙诗固然有着对仙界美好自由生活的向往，但更重要的，还是以游仙来兴寄、来咏怀。

二、屈子之“远游”:曹植游仙诗的精神源头
长生久视和绝世弃俗是道家道教思想的重要方面。曹植游仙诗中频频表现出对弃世飞仙的企慕，因而研究者倾向于将其游仙诗归结为曹植后期思想转向老庄一途的表征，甚至还有人将曹植之游仙视同于庄周之“逍遥游”。但若仔细分析起来，会发现并非如此。
众所周知，由汉代至魏晋，老庄精神取代屈骚，由后台走至前台，很快风靡天下，成为社会意识之主流，深刻影响了魏晋时人的生活、思想和学术。但，要注意的是，老庄之潮汹涌，并不意味着屈骚精神已经断流，屈骚如冰面下汩汩的暗流，一有机会就会破冰而出。邺下时期正是这样一个冰破的时期。
学界论曹魏士人，多重其济世热情和其对于自我的张扬，其实，这种昂扬的激情多表现在建安前期，建安后期，文人中不乏“有志不获展”的幽怨。这与曹魏对于文人的态度而引起的士人心态的变化有关。曹操作为一位杰出的统治者，敏锐地感知到人才的重要性，多次表达求贤若渴的心情，并实实在在地吸引了众多士人来至其麾下。但因为其强势又多忌的性情，曹魏士人最终发现，在其强权意志面前，士人张扬的自我、率真的性情，显得不堪一击。这使得他们的心情难免沉郁，不免“离骚”。而尤为重要的是，文人归曹之后，并没有如所期待的那样，有机会大展鸿图抱负，曹操始终只将他们当作文学侍从，并没有让他们参与更重要的政治活动。对于“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一心想着立功立德的建安诸子来说，这样的处境显然是令他们不满意的，因此，隐隐的幽怨和牢骚流露在了文学写作中，其中，多的是屈子式的自高、自我表白和怨愤。
而建安文人之中，天才特出、身份特别、命运多舛的曹植，于屈骚体会尤为痛切，集中满有屈骚式的不遇之怨嗟:
复为时所拘。覊绁作微臣。(《天地篇》)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东国。泣涕常流连。皇灵大动变。震雷风且寒。拔树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开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显。成王乃哀叹。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怨歌行》)
龙欲升天须浮云。人之仕进待中人。众口可以铄金。谗言三至。慈母不亲。愤愤俗间。不辩伪真。愿欲披心自说陈。君门以九重。道远河无津。(《当墙欲高行》)
其《九愁赋》再现了屈原忠直的品格以及不见容于君、不见容于世的悲剧:
刈桂兰而秣马，舍余车于西林。愿接冀于归鸿，嗟高飞而莫攀。因流景而寄言，响一绝而不还。伤时俗之趋险，独怅望而长愁。感龙鸾而匿迹。如吾身之不留。窜江介之旷野，独渺渺而泛舟。思旅客之可悲，愍予身之翩翔。岂天监之孔明，将时运之无常！谓内思而自策，□乃昔之愆殃。以忠言而见黜，信毋负于时王。俗参差而不齐，岂毁誉之可同。竞昏瞀以营私，害予身之奉公。共朋党而妒贤，俾予济乎长江。嗟大化之移易，悲性命之攸遭。愁慊慊而继怀，怛惨惨而情挽。
如论者所云，此赋通篇代屈原陈辞，又处处切合时事和自己的感触，实是作者的借题发挥，故汉人拟屈之作皆不能及。《释愁文》则模仿《渔父》而作，敷述自己的哀怨:“予以愁惨，行吟路边，形容枯悴，忧心如焚。有玄虚先生见而问之曰:子将何疾？以至于斯？答曰:愁之为物，惟惚惟怳，不招自来，推之弗往。寻之不知其际，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长夜，或群或党。去来无方，乱我精爽……”《赠白马王彪》《洛神赋》也都弥漫着铺天盖地的哀愁。他还常常学习屈骚，以美人迟暮喻志士失意，如:《杂诗》六首之四云:“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北海岸，夕宿潇湘沚。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曜难久恃。”此外，屈原有《橘颂》，曹植作《橘赋》，屈原有《远游》，曹植亦拟而作《远游篇》……可见，曹植已将屈骚当作了发抒心中忧伤痛苦的管道。
“进无路以效公，退无隐以营私;俯无鳞以游遁，仰无翼以翻飞。”(《临观赋》)“悠悠远行客，去家千余里。出亦无所之，入亦无所止。浮云黔日光，悲风动地起。”(《杂诗》)进退失据，无所可为，令曹植亦想要举翮飞升。其游仙诗颇近于屈子之“远游”，是屈骚精神在魏晋的回响。它有着与庄子“逍遥游”不一样的精神内涵。庄子逍遥游的精神内核是无心无为，顺乎自然，从而做到不滞于物，即“物物而不物于物”，获得精神的坦然与自由。而曹植游仙诗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超尘出世的愿望，但其根本目的还在于用一种曲折的方式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感怀与体悟，其游仙诗作中，仙界与人间紧密系联。
其一，曹植游仙诗中游仙主体并未真正忘情世事，相反，由现实局促而来的阴郁和愤懑积聚于心，总于不经意间喷涌而出。如，《仙人篇》云:“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俯观五岳间，人生如寄居”。《五游咏》云:“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感叹道:“观‘九州不足步’五字，其不得志于今之天下也审矣。”［4］可谓一语道破曹植此诗心情。可以说，曹植后期的创作都带有失志之鸣的烙印，其游仙诗看似不关世间事，实则处处关乎人间情。曹丕即位后，对其兄弟严加防范，不仅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其行止，且又往往使其寄地而居，置于地方官长目下，空名而无其实;国给老弱残兵百余人，自卫犹且不足，悬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加之又禁诸侯会同，骨肉至亲亦不得擅相往来，因而有王侯之号，其实则不若匹夫(事见《三国志》本传。)［5］曹植局蹙藩邦，过恶日闻，言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殆不为过。天地莽苍，而曹植竟无立锥之地，故其发出“中州非吾家”(《远游篇》)的深沉低吼便是自然，而其萌生欲去之而后快的念头亦属情理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讲，曹植游仙诗中所表现出来的遗落世事、高迈超拔的思想就不只是对于更高远的时空的单纯玄想，而具有屈子“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的意味。
然而，既远游而仍不免眷恋，故诗中常有愤激之语。可见，曹植游仙诗多冲天意气而少冷静思索，因而亦不具备庄子“逍遥游”统揽宇宙的形而上的高度。如果说庄周之“游”是智慧老者的淡然离去，曹植之游则是意气少年的愤然决绝。
其二，企慕长生实因忧生之嗟。在曹植生命后期，性命之事总如纤绵的蛛丝悬挂在风中，时时揪心。鲜活律动的生命被剥夺了舒展、挥洒的自由，人的生活被降低到了生存的层面。作为曹丕曾经的竞争对手，曹植终黄初一朝遭曹丕刻骨忌恨，时至太和，仍不能摆脱遭受严密防范的命运。甚至他还数次几无全生之望，赖母后以死相保，才得幸免。其游仙诗中表现出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和对生存的亟亟渴求，读来令人触目惊心。《驱车篇》云:“魂神所系属，逝者感斯征。”《盘石篇》云:“经危履险阻，未知命所终。常恐沉黄垆，下与鼋鳖同。”因而，曹植游仙诗中长生久视的愿望就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趋生避死，而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是悬若游丝的生命的哀吟。因此，曹植的游仙诗，与其说是源自道家道教的影响，不如说，屈骚式的牢落不平才是其直接的源头。清人黄子云说:“游仙诗本之《离骚》，盖灵均处秽乱之朝，蹈危疑之际，聊为乌有之词以寄兴焉耳。建安以下，竞相祖述。”［6］藉此来理解曹植的游仙诗，不失恰当。

三、英雄幻梦的延续:曹植游仙诗创作的深层心理机制
若仅仅停留在屈子《远游篇》的状态中，则曹植的游仙诗固然能因其个人的不幸遭遇而引人同情，并可能因其涉及生死、出处等永恒的矛盾而唤起人们的共鸣，除此之外，不会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笔者以为，曹植之所以热衷于创作游仙诗，不仅因为他可以在诗中企慕长生，以纾解忧生之嗟，也不仅在于可以“坎壈抒怀”，曲折地表现复杂心态，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将自己幻想成游仙主体，在另一个时空中纵横驰骋，任意翱翔，从而延续他在现实中不可能延续的对理想人格的追寻。
关于曹植的理想人格，学界除了强调其功业追求之外，几乎未置一词。而笔者以为，理解其理想人格乃是理解曹植之矛盾、痛苦和悲剧命运的关键所在。曹植理想中的自我是一个高度夸张、飞扬的自我，笔者姑且将其称作是一种英雄人格。(顾农《从游侠到游仙———曹植创作中的两大热点》一文论及了曹植尚武任侠精神，认为，曹植并非仅仅属于儒家，其思想也有近于侠的一面。可参看。)［7］刘劭《人物志·英雄篇》将“英雄”解释为:“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者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8］而《辞源》对“英雄”的解释是:“识见、才能或作为非凡的人。”事实上，不管是为人还是为文，曹植都追求卓尔不凡，而后人评其诗文为“骨气奇高”，也正暗合了曹植的自我期许。
曹植理想的英雄人格包括建功立业的壮志、独步宇宙的豪情、以及矢死不移的勇气。“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与杨祖德书》)事实上，终其一生，曹植都没有放弃这一志向。早期他曾随乃父转征各地，立下功勋，《东征赋》等即记载了他建功立业的凌云之志。而在遭受打击迫害的后期，曹植虽然十二年中三徙都，且数有性命之虞，颠沛流离，戚苦不堪，但他依然没有放弃立功之志，其热情甚至不减当年。《责躬》诗里，他还期待着“建旗东岳”、“奋戈吴越”。太和年间，他的生活待遇有所好转，便又再三上表，请求试用。
满怀独步宇宙、雄视天下的豪情，这就使得曹植的理想人格带上了浓重的浪漫色彩。生活中，曹植任情任性，挥洒自如，会见邯郸淳一节，即将其才、情、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曹植眼中，不管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活动，全都充满灵动的色彩，虎虎生风。《与吴季重书》中，豪饮歌舞被写得浩荡有声:“当斯之时，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岂非大丈夫之乐哉！”他抒情起来，总喜欢选用大气磅礴的意象，取得惊世骇俗的表现效果，抒情主人公往往吞吐风云，被张扬得无以复加。
曹植的理想人格还具有一种矢死不移的决绝的勇气。曹植少年时慕侠，很大程度上即因为侠之轻死重义(如《古治子等赞》)。《鹖赋》写鹖之为禽“其斗终无胜负，期于必死”，所颂虽是鹖鸟，但亦表现出对慷慨、决绝的悲壮之举的激赏。可见，曹植的理想人格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是慷慨不群的悲剧英雄。而这几乎是超出传统儒家之中和、道家之谦让等范畴之外的。正因如此，曹植的理想人格才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其实质是曹植对自我的认定，以及对人生自由与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
然而，曹植终究没有能够成就其英雄理想，即使在建安这一英雄辈出的年代，日暮途穷、英雄失志亦是平常之事。而曹植的悲剧之所以具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因为曹植是以其才子气质来追求英雄梦想，其悲剧的形成固然有外界的种种因素，但其性格气质却是主要的原因。首先，曹植过分任性而不知节制，这直接导致了他在立太子之争中一败涂地，给自己的命运造成了重大的转折，而且几乎招致杀身之祸。其次，曹植过分懦弱，在强权和淫威下，失却了独立意志和慷慨意气，理想中的浩荡英雄在现实的残酷中龟缩成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可怜虫。再次，曹植好自省而多犹疑。在重重矛盾压迫面前，曹植表现出欲罢不能的自我怀疑和自我贬斥。《责躬》《黄初六年令》等诗文中，他因为全身远害的需要而进行深刻的自我检讨，令人震惊和难过的是，这种检讨不是做样子，而是有着相当的真诚、真实的自我反省的成分。尤其是黄初四年，他朝京都，“自念有过……科头负鈇锧，徒跣诣阙下……及见之，帝犹严颜色不与语，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其自轻自贱若此，令人不忍卒读。此外，曹植还超出实情地称上颂圣，倾其所有地上供物品，都表明曹植已几近病态地自卑自贱。
悲剧性的历史和悲剧性的性格注定了曹植的英雄主义终究只是一场破碎的梦。在现实生活中，曹植的英雄理想无从追寻，而在想象的神仙世界里，却可以得到延续。因而在曹植的游仙诗中，渗透着强烈的主体意识。游仙主体潇洒翩然、纵横四海:
东观扶桑曜，西临弱水流。北极登玄渚，南翔涉丹丘。(《游仙》)
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逍遥八紘外，游目历遐荒。(《五游咏》)
万里不足步，轻举凌太虚。飞腾逾景云，高风吹我躯。(《仙人篇》)
乘蹻万里之外。去留随意所欲存。高高上际于众外。下下乃穷极地天。(《桂之树行》)诗作中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轰轰作响的气派。如同《楚辞·远游》的主人公在游历仙境时，排场盛大无比:“屯余车之万乘兮，纷容与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逶蛇。”曹植游仙诗中的空间描写也总是东西南北，天上人间，几乎无所不至。而其中的抒情主体也都是极度夸张，所呈现的，往往是主体力图挣脱现实时空的枷锁，去追求理想人生境界。这种不羁的自由意志投射为横跨宇宙、超越时空、顶天立地的巨人意象。作者包举宇内，俯瞰江山的英雄气魄，于虚幻的想象中得以延续，读来令人感慨万端。

参考文献
［1］曹旭集注.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3］［梁］萧统编.［唐］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清］陈祚明编.李金松校.采菽堂古诗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清)黄子云撰.野鸿诗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7］顾农.从游侠到游仙———曹植创作中的两大热点［J］.东北师大学报,1995,(3).
［8］［魏］刘劭著.［西凉］刘昞注.杨新平,张锴生注译.人物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