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来华后，既有热烈的欢迎，更有激烈的批评。许多青年尤其是左翼人士有意冷遇泰戈尔，甚至言辞激烈地批评他。一家报纸攻击他，说他是过时人物。有些青年学生认为泰戈尔所代表的印度宗教文化，是落后和不科学的。最让他们反感的是，泰戈尔这个英国殖民地来的老头，竟那么热情地赞扬中国传统文化，而这正是他们近年来竭力反对并要消灭的。5月12日，泰戈尔在真光剧院讲演后，就再也没有讲演。他感觉到了不受欢迎，心里很不愉快，就托病取消了最后三场讲演。 
    就在真光剧院这场讲演开讲之前，深感失望的徐志摩专门做了解释，让大家理解这位老人。这就是5月19日写的《泰戈尔》，他一如既往地抬高泰戈尔，或许徐志摩是个特别注重人的优点的人，并婉转地指责了那些批评泰戈尔的人。 

    徐志摩说，泰戈尔快要离开中国了，他这一去大约是不会再来了，也许永远不能再来了。他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又有病在身。因此他要到中国来，他的家属、亲戚朋友、医生都不想让他冒险。就是他欧洲的朋友，如法国的罗曼·罗兰等，也都写信劝阻他。他自己也犹豫了好久，他想他到中国来，能给中国人带来些什么，中国人有他们的诗人、思想家。而泰戈尔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诗人，没有宗教家的福音，没有哲学家的理论，没有科学家的实效，或工程师的建设才能，中国人需要他吗？他自己又为什么要去，他用什么去满足他们的盼望。因此，他延迟了自己的行期。但到了春风吹动时，他感到了一种急迫的冲动。同时也收到了徐志摩等催请的信，盼望的诚意与热心唤起了老人的勇气。他立即决定东来。他说趁自己暮年的肢体不曾僵透，趁他衰老的心灵还能感受，就不能错过这最后惟一的机会。这博大、从容、礼让的民族，他幼年时就有心要朝拜，与其将来在黄昏寂静中后悔，不如利用这夕阳的光芒了却心愿。 

    因此，徐志摩说他，“他所以决意的东来，他不顾亲友的劝阻，医生的警告，不顾自身的高年与病体，他也撇开了在本国一切的任务，跋涉了万里的海程，他来到了中国。” 

    自登岸后，旅行的劳顿不必说，单就公开的演讲以及较小集会时的谈话，至少也有三四十次。他的讲演，不是教授们的讲义或教士们的讲道，他的心灵不是堆积货品的栈房，他的辞令不是教科书的喇叭。他是灵活的泉水，一颗颗颤动的圆珠从他心里流出；他是瀑布的吼声，在白云间、青林中里，不停地啸响；他是百灵的歌声，在无际的晴空弥漫着他那欢欣、愤慨、响亮的声音。但他倦了。终夜的狂歌已经耗尽了子规的精力，东方的曙色也照出他点点的心血染红了蔷薇枝上的白露。 

    老人是疲乏了。他睡眠时也不得安宁，他已经透支了他有限的精力。他感到了风尘的厌倦。他时常想念他少年时在恒河边的清福，他想着椰树的清阴与曼果的甜蜜。但他不仅是身体的疲惫，他也感觉心境的不舒畅。他这次来华，不为游历，不为政治，更不为私人的利益，这个老人，抛弃自身的事业，备尝旅行的辛苦，他为的是一点看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为中印中断了千余年的文明。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青年真挚的同情。因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现代的文明是骇人的浪费，贪淫与残暴，自私与自大，相猜与相忌，颠覆了人性的平衡。芜秽的心里只有误解的蔓草、毒害同情的种子，没有收成的希冀。在这个荒惨的境地里，难得有人不怕艰难险阻，肩上扛着铲除误解的大锄，口袋里装满人道的种子，不问天是阴是雨是晴，不问是早晨是黄昏是黑夜，只是努力地工作，同时唱着嘹亮的歌，鼓舞在黑暗中破土而出的萌芽。泰戈尔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个。他是来广布同情的，他是来消除成见的。我们亲眼见过他慈祥的阳春似的表情，亲耳听过他从心灵底里迸裂出的声音，徐志摩想只要我们的良心不曾受恶毒的烟煤熏黑，或是被恶浊的偏见抹杀，谁都会感到他至诚的力量，为我们生命的前途开辟了一个神奇的境界，点燃了理想的光明。所以徐志摩他们也懂得他的深刻的失望，他也知道部分青年不但不能容纳他的灵感，并且存心诬毁他的热忱。思想的独立是应该奖励的，但决不能附和误解的自由。泰戈尔生平最满意的成绩就在他永远能得到青年的同情，青年永远是他最忠心的朋友。他也曾经遭受种种的误解与攻击，政府的猜疑、报纸的诬捏、守旧派的讥评，这些激烈的批评从未动摇过他。因为他的希望、信仰、爱心、至诚，完全寄托在青年的身上。他坚信尽管他的胡须、头发白了，但他的心却永远年轻。他常常说，只要青年是他的知己，他理想的将来就有了着落，他乐观的明灯就永远不会暗淡。他不能相信纯洁的青年也会坠落在怀疑、猜忌之中，更不能相信中国的青年也会这样。他真没想到在中国遭到了意外的待遇。他很不舒服，精神的懊丧更加重了他身体的疲惫。他差不多是病了，他再没有心境继续讲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