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八岁到十岁之间，他父亲晋京赶考。落第之后，到江淮一带游历，母亲在家管教孩子。这段期间内，家中发生一件事，宋史苏东坡的传记与苏辙为他母亲写的长篇碑文里，都有记载。母亲那时正教孩子后汉书。书上记载后汉时朝政不修，政权落入阉宦之手，当时书生儒士反抗不阴不阳的小人统治。贪婪，纳贿，勒索，滥捕无辜，是经常有的。因为地方官都是那些太监豢养的走狗小人，忠贞廉正之士和太学生，竟不惜冒生命之险，上书弹劾奸党。改革与抗议之声，此起彼落，调查与审讯之事，层出不穷。当时学者与太学生辈，在朝廷圣旨颁布之下，或遭皮肉之苦，或遭迫害折磨，或遭谋杀丧命。
　
 在这群正人学者之中，有一个勇敢无畏的青年，名叫范滂，而苏询的妻子正教儿子读的就是《范滂传》。
　
 建宁二年，送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闻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日：“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缓，弓怖俱亡，日：“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日：“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由母日：“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日：“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日：“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小东坡抬头望了望母亲，问道：“妈，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人，您愿不愿意？”母亲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东坡六岁入学。这个私塾不算小，有学童一百多人，只有一个老师，是个道士。苏东坡那副绝顶聪明的幼小头脑，很快就显露出来，在那么多的学童之中，苏东坡和另外一个学生是最受老师夸奖的。那个学生是陈太初，后来也考中科举，但是出家做了道士，一心想求道成仙去了。陈大初在晚年时，一直准备白昼飞升。一天，他去拜访一个朋友。朋友给他食物金钱。他出门之后，把那食物金钱全散与穷人，自己在门外盘膝打坐，在不食人间烟火之下，就准备脱离此红尘扰攘的人间世。几天之后，他呼吸了最后一口气就不动弹。那位朋友叫仆人把他的尸体移走。但是当时正是新年元旦，在一年如此吉祥的日子，仆人们不愿去搬运尸体。但是死人说了话：“没关系，我可以自己搬运。”他立起身来，自己走到野外，在一个更为舒适的地方死去。这就是一般所谓道家修炼之士的“白昼飞升”。
　
 幼年时，苏东坡在读书之外，富有多方面的兴趣。下学之后，他就回家往鸟巢里窥探。他母亲已经严格告诫东坡与家中的使女，不得捕捉鸟雀。因此之故，数年之后，鸟雀知道在庭园里不会受害，有的就在庭园的树枝上做巢，低得孩子们都可以望得见。有一只羽毛极其美丽鲜艳的小鸟，一连数日到他家的庭园去，苏东坡对这只小鸟记得特别清楚。
　
 有时，有官员经过眉山镇，到苏家拜访，因为东坡的叔叔已经做了官。家里于是忙乱一阵，使女就光着脚各处跑，到菜园去摘菜、宰鸡，好治筵席待客。这种情形在孩子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东坡和堂兄妹等常在母亲身边玩耍。他和弟弟辙也常到村中去赶集，或是在菜园中掘土。一天，孩子们掘出来一块美丽的石板，既晶莹光泽，又有精美的绿色条纹。他们敲击之下，发出清脆金属之声。他们想用做砚台，非常合用。砚台必须用一种有气孔的特别石头，要善于吸收潮湿，并且善于保存潮湿。这种好砚台对书法艺术十分重要。一个上品砚台往往为文人视为至宝。好砚台是文人书桌子上的重要物品，因为文人一天大半的生活都与之有密切关系。父亲给孩子一个砚台，他必须保存直到长大成人，他还要在砚台上刻上特别的词句，祝将来文名大噪。
　
 据有些文字记载，苏东坡十岁时，已经能写出出奇的诗句。在他那篇《黠鼠赋》里，我们找到了两句。这篇短文字是描写一个狡猾的小老鼠，掉入一个瓦瓮里，假装已死，等把瓮倒在地上，便急速逃去，这样把人欺骗过。大约也正在此时，他的老师正读一篇长诗，诗里描写当时朝廷上一群著名的学者。苏东坡这个幼小的学童在老师肩膊后面往前窥探了一下，就开始问到与他们有关的问题。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因为在苏东坡的童年，中国是在宋朝最贤明的君主统治之下，他极力奖励文学艺术。国内太平无事，中国北方与西北的游牧民族如金，辽，西夏，这些部落蛮族本来常为患中国，这时也与宋朝相安无事。在这样朝廷之下，贤良之臣在位，若干文才杰出的人士都受到思宠，侍奉皇帝，点缀升平。正是在这个时候儿，幼童苏东坡首次听到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大名，当下深受到鼓舞。幸好在这位大诗人的童年生活里，我们还有这些对他将来崭露头角的预示。虽然苏东坡记载了不少他成年时代做的梦和梦中未完成的诗句，可是还没有什么无心流露的话，供现代的传记作家使之与解释，直觉、狂想相结合，而捏造出东坡这位诗人下意识中神经病的结构形态。苏东坡倒丝毫没提到尿布和便秘等事呢。


全文拜读，把史讲成故事听，绘声绘色，实属难得也！
佩服佩服。
另有一问，请楼主不要见笑，可以当正史看吗？

在本书的译序里有这样一段话：
在《武则天正传》的原序里，林语堂先生曾说明《武则天正传》的写法。我想 
其基本道理对这本传记也颇适用。他说： “我不是把本书当做小说写的……书中的人物、事件、对白，没有不是全根据 唐书写的。不过解释说明之处，则以传记最客观的暗示含蓄为方法。事实虽然是历 史上的，而传记作者则必须叙述上有所选择，有所强调，同时凭藉头脑的想像力而 重新创造，重新说明那活生生的往事。” 

在上个贴里，千秋也说，“他好像很注意黄楼时期（徐州时期），而且多次提到苏东坡爱他的一个堂妹。”，这点无论如何正史里也不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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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写的好已有公论，是上个世纪四大传记之一�

1911年10月夔�

　
 这件事之后，太白山的山神也升了官，又由皇帝封为公爵。苏东坡和宋太守为此事再度上太白山，向神致谢，又向神道贺。次年七月，又有大旱，这次求雨，却不灵验。苏东坡失望之余，到幡溪求姜太公的神灵。姜太公的神灵直到今天还是受老百姓信仰的。姜太公在周文王时是个贤德有智慧的隐士，据稗官野史上说，他用直钩在水面三尺之上垂着钓鱼。据传说他心肠好人公正，鱼若从水中跳出三尺吞他的饵，那是鱼自己的过错。普通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便是此意。
　
 苏东坡此次向姜太公求雨是否应验，并无记载。但是不管信仰什么神，信佛也罢，信一棵得道的老树桩子也罢，这并不是怀疑祷告不灵的理由。祷告不灵永远无法证明，因为根据佛经，若出什么毛病，总是祷告的人不对，普通是他的信心不足，所谓“诚则灵”，便是此意。所有的神都必须要显出灵验，否则便无人肯信了。再者，祷告也是人根深蒂固的天性。祷告，或是具有祷告的那种虔诚态度，毕竟是很重要的；至于是否灵验，那倒在其次。
　
 无论如何，后来苏东坡做其他各县的太守，只要事有必要，他还是继续祷告。他知道他的此种行动是正当无疑的。他也就相信神明必然会竭其所能为人消灾造福。因为，倘若明理是人性最高的本性，神明也必然是明理的，也会听从劝告，也会服理。但是在苏东坡几篇论到天灾的奏折里，他也按照中国的传统指出来，朝廷若不废除暴政以苏民困，向神明祷告也无用处。这就是中国凭常识形成的宗教，这种看法就使中国古籍上有“尽人事，听天命”的说法。在知道了中国人所有的愚蠢行为之后，这种谚语又让我重新相信中国人毕竟是伟大的思想家。
　
 我简直不由得要说苏东坡是火命，因为他一生不是治水，就是救旱，不管身在何处，不是忧愁全城镇的用水，就是担心运河和水井的开凿。说他是火性并无不当，因为他一生都是精力旺盛，简单说来，他的气质，他的生活，就犹如跳动飞舞的火焰，不管到何处，都能给人生命温暖，但同时也会把东西毁灭。
　
 这个跳动飞舞的火苗，据说曾经两度和邪魔外祟争辩。因为他深信，不但是神灵，即使是妖魔鬼怪，也得对他那义正词严的攻击要顺服，所以他有所恃而无恐。他痛恨一切悻乎情理的事，甚至妖魔鬼怪也得对他的所作所为，要能判别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妖魔等物也许有时会遗忘或分辨不清，可是在苏东坡的雄辩口才之下，他们就会自见其行为的愚蠢，也得立即罢手。
　
 有一次，他在从凤翔回京都的路上，正顺着一条山路行走，经过白华山。侍从之中一个人忽然中邪，在路上就把衣裳一件一件脱下来，直到脱了个精光。苏东坡吩咐人勉强给他穿上，把他缚起来，但是衣裳又掉了下来。大家都说一定触怒了山神，那个兵才中了邪。苏东坡走到庙里，向山神说道：
　
 某昔之去无祈，今之回也无祷。特以道出祠而不敢不谒而已。随行一兵狂发遇祟。而居人日：“神之怒也”，未知其果然否。此一小人如蚁虱耳，何足以烦神之威灵哉。纵此人有隐恶，则不可知。不然人其懈怠失礼或盗服御饮等小罪尔，何足责也，当置之度外。窃谓兵镇之重，所隶甚广，其间强有力富贵者盖有公为奸意，神不敢于彼示其威灵，而乃加怒于一卒，无乃不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则一事缺，愿恕之可乎？非某愚，其谅神不闻此言。
　
 祷告完毕，苏东坡刚一离开那所山神庙，一阵山风猛向他脸上扑来，转眼之间，风势愈狂，竟尔飞沙走石，行人无法睁眼。苏东坡对侍从说：“难道神还余怒未息？我不怕他。”他继续在前走，狂风越发厉害。这时只有一个侍从携带他随身的行李在后面跟随，别人和马匹都正在想法避风，因为觉得实在无法前进。有人告诉他回庙去向山神求饶。苏东坡回答说：“吾命由天帝掌握，山神一定要发怒，只好由他。我要照旧往前走。山神他能奈我何？”然后，风逐渐减低，终于刮完，并无事故发生，那个兵也清醒过来。
　
 苏东坡对自己有急智和看不见的精灵相斗，坚具信心。有一次，他和一个邪魔力争不让。那是此后数年，他在京师身为高官之时，他的二儿媳妇(是欧阳修的孙女)一天晚上也中了邪，是在产后。年轻的儿媳妇以一老姐的声音向周围的人说：“我名清，姓王，因为阴魂不散，在这一带做鬼多年。”苏东坡对儿媳妇说：“我不怕鬼。再说，京都有好多驱鬼除妖的道士，他们也会把你赶跑的。不要不识相。显然是你糊涂愚蠢才送了命，现在既然已死，还想闹事！”然后他向女鬼讲了些佛教对阴魂的道理，又告诉她说：“你给我老老实实的走开，明天傍晚我向佛爷替你祷告。”女鬼乃合掌道：“多谢大人。”儿媳妇于是霍然而愈。第二天日落后，他给佛爷写了一篇祈祷文，焚香，供上酒肉，把女鬼送走。


　
 倘若苏东坡年龄再大些，文字之间的语调儿会更温和些，讽刺的箭也许隐藏得更巧妙些。这篇记叙文，本为庆祝而作，却在沉静中沉思其将来坍塌毁坏之状，并含有太守不知所住之城外有山之讽刺，在中国志记文中尚属罕见。但是陈太守这个老头子确实肚量够大，竟不以为什。这一次他对此文一字未予更动，照原作刻在石碑上。
　
 由此可见，陈太守为人心地并不坏。在二人分手之后，东坡也看出此种情形，因而有修好之举。成了名的作家常有的应酬，就是应子侄辈之请为其先人写墓志铭。墓志文字必须赞美亡故者，但多为陈词滥调，而且言不由衷，故无文学价值。写此等文字古人每称之为馅媚死者，但是此等事仍为作家极难避免之社交应酬。在这一方面，苏东坡自己应有极严格的规定，而且确实做到了。他绝不写一篇此种文章，即使王公贵人相求，也是不写。在他一生之中，他只写了七篇墓志铭，皆有特别的理由，他的确有话要说才写的。几年之后，他也为陈太守写了一篇。除去他为司马光写的那篇之外，这篇算是最长的。因为东坡和那位陈太守，最后彼此都向对方十分敬仰。
　
 陈太守的儿子陈糙，后来成了苏东坡毕生的友人，此子不可不在此一提。陈糙喜欢饮酒骑马，击剑打猎，并且慷慨大度，挥金如土。一天，陈糙正在山中骑马打猎，有两个兵卒相随。他前面忽然有一只喜鹊飞起，他的随员没有将此喜鹊击落。这位年轻的猎人咒骂了一声，他从丛林中隐藏处一马冲出，哑的一箭射去，喜鹊应声落地。这个青年的脸上，似乎有什么特别之处吸引住苏东坡。后来有人传言，说陈糙的父亲在他处做官之时曾有纳贿之事，被判处死刑。传闻是这样，苏东坡正要遭受贬谪之时，陈糙正隐居在黄州，苏东坡的仇人想起苏东坡当年与陈糙的父亲交恶，就把他贬谪到黄州来，好使陈糙对付苏东坡。也许陈糙要为父报仇，这样苏东坡的敌人就可以借刀杀人了。但是事实上，苏东坡与陈糙父亲之死毫无关系，陈糙反成了苏东坡谪居黄州期间最好的朋友。
　
 苏东坡又遇见了一位“朋友”——章停，章停命定是苏东坡后半生宦途上的克星。章停后来成了一个极为狠毒的政客，现在官居太守之职，所治县分距此不远，也在湖北省境。我们手下没有资料可以证明是否苏夫人曾经警告过丈夫要提防章停，但是章停确是富有才华，豪爽大方，正是苏东坡所喜爱的那一等人。苏东坡曾经预测过章停的前途，这个故事是人常说起的。是在往芦关旅行的途中，苏章二人进入深山，再往前就到黑水谷了，这时来到一条深涧边，上面架着一条窄木板，下面距有百尺光景，有深流滚翻倾泻，两侧巨石陡峭。章停是极有勇气之人，向苏东坡提出从木板上走过去，在对面岩石的峭壁上题一行字，一般游客是常在名胜之地题词的。苏东坡不肯过去，章停以无动于衷的定力，独自走过那条深涧。然后把长袍塞在腰间，抓住一根悬挂的绳索，坠下悬崖，到对面小溪的岸上，在岩石上题了“苏武章停游此”六个大字。随后又轻松自如若无其事般由独木桥上走回来。苏东坡用手拍了拍他这位朋友的肩膀说：“终有一天你会杀人的。”章停间：“为什么？”苏东坡回答说：“敢于玩弄自己性命的人自然敢取别人的性命。”苏东坡的预测是否可靠，且看后文分解。
　
 仁宗驾崩后，苏东坡受命督察自陕西西部山中运输木材供修建陵寝之用的工事，这时他又忙碌了一阵子，此外平时他并不十分快乐。他颇为想家。仁宗嘉佑八年(一○六三)他写信向子由说：
　
 始者学书判，近亦如问回。但知今当为，敢问向所由。士方其未得，唯以不得忧，既得又忧失，此心浩难收。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尘埃虽未脱，暂想得一漱。我欲走南涧，春禽始嘤哟，鞍掌久不决，尔来已祖秋。桥山日月迫，府县烦差抽。王事谁敢想，民劳吏宜羞。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送求。幼劳幸已过，朽钝不任馊。秋风迫吹帽，西阜可纵游。聊为一日乐，慰此百日愁。


　
 政府吸收小商家，为此一制度最弱的一点，而私人营业几乎完全停顿。数年后，贸易和商业大为减少，按理论朝廷获利甚大，而实际上朝廷税收受损却到可惊的程度。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经降低为与小民争利的贩夫走卒，皇帝知道后，大为不悦。最后，京都市易务和商税的丑闻传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下令停止新法中最为人厌恶的几项。
　
 但是变法中最为人所知道的是青苗法。直到今日，每逢人谈到王安石的变法时，先想到的是这一项。这一项措施影响到全国每一个村庄，也是引起朝中轩然大波的主要原因。这一项措施本身确实不错，有些近似现代的农民银行。王安石年轻做太守时，曾在春耕时贷款予农民，收割时本利收回。他觉得这个办法对老百姓确实有帮助，因为他任职地方政府，能知道借款确有其需要，并且还要经官方适当的调查。在陕西省，官方亦曾试办，也颇为成功。而且由于这项办法由陕西春耕时开始，所以农民借款仍叫“青苗”贷款。
　
 在年成好时，当局知道必然会丰收，就贷款与农人购买农具和麦苗；一经收割。官方就去收麦子以供军需，且有利息可赚。据制置三司条例司所说：“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略计贯石可及千五百万贯石以上，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现在斜斗，遇贵量减市价朵，遇贱量增市价来。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钱搬，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现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随税输纳外斗，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朵，所及者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为民。而公家无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
　
 这项美丽纯正的计划原本是为农民之利益而设，结果竟一变而为扰民，弄得农民家败人亡，到底何以演变至此一地步，我们到后面再看。不过我们应当说明的是，这个新措施本乃常平仓古法的延续，但后来渐渐把古法取而代之。由宋朝开国始，政府在各县一直保持此类谷仓，用以稳定谷价，谷贱伤农，政府则收买剩余的稻谷。在歉年时，正相反，稻谷之价高涨时，官方则将稻谷抛售，用以平抑粮价。诚然，主管粮政的当局不见得行政效率能永远很好，因为不少官吏谷价低贱时，不见得愿意收买。甚至在英宗治平三年(一○六六)常平仓公布的数字显示，官家一年内收购五百零一万四千一百八十石谷物，卖出为四百七十一万一千五百七十石。现在，仓凛的财货都已变为青苗贷款的本金，常平仓的正常功用自然终止了。
　
 青苗法的基本问题是，这种贷款必然会变成强迫贷款。王安石不容人有异议，如今必须成功不可。他必须向神宗表示此种贷款极为成功，深受农民欢迎。他不容许属下放款松懈。他不能了解农民不需要此项贷款，每逢预备贷出的款项不能如数贷出时，他就暴跳如雷。他开始把办理贷款成绩好的官员提升，把他认为懈怠者处罚。每一个官员无不注意自己的成绩，最关心的就是由报表上显出好成绩。此等对众官吏竞赛的刺激办法，很像现代的推销政府公债。主办贷款的官员一知道自己若不能将款如数贷出，便会因“阻碍变法”的罪过行将革职或降职时，被王安石称之为能吏的官员，便将款项开始在官方压力之下强行分配。每家都得向官家借债，每一期三个月，每个人在一期得交付百分之三十的利息。也有善良的官吏深知这种贷款对贫民为害之大，也知道若本利不能缴还，必难免牢狱之灾。因此依照朝廷的明文规定，正式向民众宣布，此等贷款，依据圣旨，纯属志愿；心里对会因“阻挠变法”而降级，早有准备了。
　
 免役法亦复如此。官方的本意与实施情形，也是大相径庭。但是这一项措施，可以说是王安石变法中最好的一项。后来苏东坡的“蜀党”当权时，他一派中所有的人都打算把王安石的新法全予推翻，苏东坡所支持新法中唯一的一种，就是免役法。


　
 在宋以前，中国实行征兵制已经很久。王安石提出的就是老百姓要付税以代替兵役。换言之，这条措施就是以募兵组成常备军代替征兵制。不过，仔细研究一下免役法的规定，其结论恐怕难逃政府从税收以裕国库的目的，至于使人民免于征兵之利益，则已由实行保甲制度而归为泡影，而保甲制度较之征兵制则弊害更多。免役法慎重研讨一年之后，条文终于公布了。条文中规定凡过去免于征兵之家仍须付免役税；例如，寡妇，家中无子女，或只有独子，或虽有子女而尚未成年者，尼姑与和尚道士，都须纳一种税，名之为“助役金”。各地区在免役配额之外，须多缴纳百分之二十，以供荒年百姓无力缴纳时应用。由此种税征集的款项，则充政府雇兵与雇用其他人员之用。正如苏东坡在青苗贷款措施上所说，百姓将因拖欠而入狱，而受鞭答之苦，也正如司马光当时所指出将来必然发生之情况——凡无现款以缴纳春秋之兔役税者，必强迫而出售食粮，杀其耕牛，代其树木，方可以缴纳此项捐税。再者，在前项征兵法中，民家只不过轮流服役数年，而在新实行之免役法中，常常须为免役而年年缴税，连不须服役之年，亦须照常缴税。
　
 免役法，以及新商税与所得税法，必须看做是向民征税的一项新方法，而并非免于征兵，因为人民在保甲法之下仍须接受征调而接受军事训练的。新商事法是根据商人账目向商人的利润上征取捐税的。所得税，并非现代意义的所得税。我之要在此称之为所得税，是因为官方强迫人民登记其收入与财产，据此以做分配其它捐税之用。此税之所以像所得税，就是人民必须要报其收入与财产之所得，煞费心机去欺骗政府。在这项新政的争论上，据说此项措施公布之后，“民家尺椽寸土，检括无遗，至鸡豚亦遍抄之。”无一不登记报官的。最后一项措施于神宗熙宁七年(一○七四)历时不久而废，因王安石不久失势之故；甚至在此项措施停止实施之前，苏东坡称其不合于法，在他治下地区拒予推行。
　
 王安石在免役法中表明意在解除人民在征兵法中之苦，结果保甲法证实了他是言不由衷。事实至为明显，他的新保甲法与免役法是同时公布的，在神宗熙宁三年十二月(一○七○)。朝廷用免役法的法宝，一只手从人民身上解除了征兵的重担，却用另一只手把那个重担又放回人民身上。保甲是邻居连保制度。每十家为一保，每五十家为一大保。一保中如有人窝藏贼犯，保内各家要负连带重任；如有谋杀、强奸等罪，保中必须报告官府。每一大保之壮丁必须组队接受军事训练，一家有壮丁二人者抽其一，如超过二壮丁，则依比例多抽。凡抽去者每五天离田受训，此五天相当于现今之一星期，一个月分为六节。家有壮丁者，不必如古代征兵制度下只身赴外乡，而是使军队深入村中。但是王安石善于宣传，他知道给旧事物一个新名称，此旧事物便不复存，所以“征兵制已废”。
　
 在集中登记管理人民之外，还有一种农民田地强迫登记，作为征收新税的依据，以及另一种将政府的马匹寄养在民家的制度，也就是方田均税法及保马法。像所有集体制度一样，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政府在妥为照顾人民的焦虑之下，这个新政权必须确知人民做些什么，有些什么。也像其它集体制度一样，这个新政权也认为缺少了特务人员是不能统治的。因而其特务制度在神宗熙宁五年(一○七二)成立，幸而苏东坡已经离开京都了。这个新政权若不把御史台(相当于现代的报章杂志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党手下人填满，这个新政权也是无法发挥效能的。王安石也觉得有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观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往后则像希特勒，因为他一遇到别人反对，则暴跳如雷——现代的精神病学家，大概会把他列为患有妄想狂的人。
　
 显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历史家和批评家共同认为他一个不可饶恕的行为，倒不是他的政治社会的冒险改革，而是他自命为经典的唯一解释人一事。他也像王莽那样窜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写他自己的《三经新义》，使之成为思想的官定标准，用以代替所有过去经典的名家疏解。以一个学者而论，王安石还算不错，但还不足以把郑康成、马融、陆德明等鸿儒取而代之。他此种行为，既是官权的滥用，又是对学术的污辱。中国科举考试，一般都是以经书的一段为题，而应考者的发挥题意也要依据经书。这个王氏新制度的建立，就是说国内的考生必须在每个题义上，要研究并且吸收王安石所说的话，自为政之道、佛教色彩的儒学，一直到“鹌”、“果”、“雉”等字的语源。苏东坡离开京都之后，一次在地方考试时监考，曾写过一首诗，表示对考生试卷上所表现的思想观念之呆板雷同的厌恶感。


林先生对王安石好象有偏见，诚然新政有扰民处，林先生或许还不够了解王安石此人�

嗯，王安石是不拘一格的思想家，为人行事不可以常理夺之�

苏轼，个性是在是�

苏轼晚年时，曾为文一佰二十余字专谈王安石，通篇得八字——王介甫多思而喜凿。确为苏轼对王安石的看法，讥其无学之辈尔。
可见其时苏轼对王安石虽已无大恨，而恨之绵长，竟于数语以概之，言语蔑视之。王之于苏轼，虽非朋友，亦非阶敌，不过苏之恨比之王之厌，则王之厌，未免失乎于大德，执器者当令端直，岂能以器为凭。

我向来认为宋时文人坐大了点，苏轼三十岁前是个书生意气的主，三十岁后，却能知苍生了，怪就怪在文章太好，知识太丰而留恋。我可不管王公做了什么好事，结果坏了事，就是错。既然有为相的志向，很多事，在做相爷前就应该安排好了的。时代出不了周公旦，那也没办法。算古人的账，卖卖口水吧。苏轼居海南的时候，净是怨言咏叹，拿他没办法，没做大官的志气，也不是做大事的主。说历史影响，那个不能比王安石。不过，我的确偏爱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