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萧丽明，原籍中山石岐，1937年在澳门出生，小时候与父母、哥哥、姐姐和两个弟弟居住在下环街58号，过着“七十二家房客”的生活。我小时候常在妈阁庙玩，沿海有一块奇怪的石头，就算你怎样从上面滚下去，都不会弄伤自己，真是十分有趣。
我父母从事海产品销售，生活虽然贫穷但过得很愉快。后来父亲的铺位没有了，一家人便回乡生活，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再后来父亲也不幸逝世，靠着母亲独力承担一家五口，得到姑姐的帮忙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当年我们如果有一口白米吃，已是感到无比幸福了！

萧丽明（前排左三）与工友合影留念
小时候生活虽然十分艰辛，但妈妈对我们非常温柔慈爱。最记得妈妈弄些谷糠、粽子之类的小食给我吃，那种美味已无法再次品尝一番了！受妈妈的影响，我也常常帮姐姐纺纱，负责把棉花打成细线，一丝不苟地慢慢地工作着。就是这样，我在不知不觉间，接触了制衣业。
当时中国的社会十分混乱，在街头可以看到很多的死尸，如果在街上吃东西，便会有人过来抢你手上的食物。由于在乡下的生活很艰难，后来到了解放时期，我妈妈与其中一个弟弟先回澳门，哥哥去行船，我与另一个弟弟到了五十年代才重返澳门。
回到澳门，我们的生活仍然十分困苦，在下环街市排队购买白米、面包、食用油等日用必需品时，有一些可恶的人会刻意泼水洒在排前头的人身上，令他们无法购买，从而自己插队。我也曾经遭遇过这样卑劣的行为。
上学也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我只是断断续续地上了几年学。在乡下时也曾读过几年书，回到澳门，因为我姐姐是妇联会员的关系，所以我也能在妇联识字班读夜班课程。后来我在香港工作期间，在圣师学校也读了几年书。
我十四五岁便去了香港，暂住在阿姨的家中，真正开始从事制衣业。我在香港工作时，有幸得到管工和香港内衣工会的帮助，找到了一份负责拉脚工序的工作，而且香港内衣工会热心地提供了一些裁剪的器具。到了1956年，由于澳门大鹏制衣厂缺乏一群熟练的拉脚工人，管工便带我和其他制衣工人到澳门发展。在澳门，工作环境好了很多，有吃有住，日子过得很开心，但不久后管工便叫我们一起返港了。返港后不久，有位工友托我回澳门日升制衣厂帮忙，我答应了，于是再次回到澳门。兜兜转转，我也意料不到，这次的回澳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我在日升制衣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厂长对员工开始无理减薪、裁员，工友们不肯让步，纷纷起来抗议厂方的压榨性行为，并选出了七个代表与资方谈判。但厂方不但不理会工友的要求，还开除了这七个工友代表。这一行为引起了全厂工友的极大不满，全厂工人停工停产，支持工人代表复工。厂长于是请来黑社会恐吓工友，令这一劳资事件进一步恶化。
那时候，工友们缺乏经验，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处理，我们几经商议。有一次我与其他工友代表到长命桥商议对策，庆幸得知有一名工友的母亲是旅业工会的会员，我们就拜托旅业工会相助。之后又得到工联的协助，工友代表与工联和旅业工会的代表，以制衣工会的身份与厂方谈判。厂长无可奈何之下，答应了劳方的要求，请来香港的厂房老板到澳与工友谈判。工友代表很坦率地将所有事情告诉厂房老板，那个老板倒是很开明，高谈阔论的。
后来工联给予我们一些建议，教我们到当时的市行政局投诉资方的不正当行为，而市行政局亦根据实际情况判资方应负全部责任，最后事情终于完满解决，工友们的团结赢取了自己应有的权利。


工会成立初期，什么事都要靠自己。在1962年期间，由于内地严重饥荒，很多制衣工人没有工作，工会也沉寂了一段时期。幸好工友们都很热爱工会，经过一番努力和奋斗，1964年，制衣工会再次强盛起来，其他工会的人说我们是“咸鱼返生”。
我们制衣工会曾经数次搬迁。工会成立初期，会址设在新马路1号N三楼；后来由于会员人数逐渐增多，在1966年4月，会址迁往沙梨头海边街17号二楼（即现在的乐诗大厦旁）。汽机工会把二楼让出来给我们办公，但那里的空间仍然是不够的，只是作暂时的栖身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