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这部以“弃婴”为题的纪实类文艺片《宝贝儿》公映时遇冷,杨幂显得很淡然:
“每个电影都有自己的命数。电影的意义大于电影本身。拍的时候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这个群体,剩下的就没那么重要了。”因为不是为了“大家怎么看”才去做这事儿,所以也接受所有结果。“你觉得这事儿对你有意义就去做,先做最重要。”
从很多年前《武状元苏乞儿》里的惊鸿一瞥,到今天在圈里摸爬滚打十几年的经验积攒,杨幂心里自有一套自己的工作哲学:
事情可以不做,可做了就一定得做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好;工作可以不接,接了就要对自己的所有部分负全责——喜欢最重要,认真负责最重要。
“如果有戏自己很喜欢,能争取就争取到最后一秒,不能的话也学着顺其自然,任何结果都接受。”
杨幂会让人很清楚地开始明白,“成熟”与“少女心”其实是两个全然不矛盾的词,昔日爱打抱不平的姑娘拥有了“任何结果都接受”的平和,可该跟工作拧巴较真儿时也全然不怕。
该放过时放过,该紧握时紧握,越长大越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这是杨幂的假中庸与真聪明。
一路走到现在,她实在被贴了太多的标签,其中“野心”和“欲望”的相关词在近十年里都占领着她的“大众印象词”榜首的位置,可在她自己看来,她是“从来没有野心,但对于创作永远有欲望”。
不善于计划未来,日子只过当下,杨幂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野心。但对于她爱的事,她又觉得“欲望”实在是个褒义词:
“这说明自己有想要的东西和追求的东西,是积极的。”
在没有定数的人生中,她确实是十年如一日地积极且正向,一直专注地求己所求,这种灼灼燃烧的欲望持续沸腾着她的热血,所以即使真的十年舆论刮骨、江湖饮冰,她也始终热血难凉,坚持自己。
“如果做个表演艺术家很难的话,那就做个好演员吧。”
她这样说,也努力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