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告诉我们,曹操、曹丕、曹叡三代对曹植的态度是不同的。这种特定的环境氛围,使曹植生活明显分为建安、黄初、太和三个阶段。因此,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其思想与作品便明显地呈现出一个对屈赋的继承与创新的动态过程。
建安时期,这是曹植一生中最美好的“黄金”时代,在建功立业、慷慨任气的整体气氛中,曹植的特殊身份使他的生活明显分为两部分:一是在邺都“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名都篇》就是这种生活的反映;二是随父南北征战,其《失题》诗云,“皇考建世业,亲从征四方。栉风而沐雨,万里蒙露霜。剑戟不离手,恺甲为衣裳。”这时期共创作赋三十二篇,颂赞三十一篇,文十六篇,诗十六首。从其受屈赋的影响来看,主要表现在:
特别注重个人品德的修炼与提高,向往清操贞洁之士。而这种“好修”又与屈原有三个相同的特点。首先,用饮食、服饰等比兴表现自己品质的完美、纯洁。《蝉赋》云,“实澹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声皦皦而弥厉兮,似贞士之介心”,“栖高枝而仰首兮,漱朝露之清流”。《闲居赋》云,“仰归云以载奔,遇兰蕙之长圃。冀芬芳之可服,结春衡以延伫”。其次是随着思想品德的完善,具有独特的忧虑、清醒,“何吾人之介特,去朋匹而无俦”(《闲居赋》),“常敢心以怀惧,虽处安其若危”(《鹦鹉赋》)。最后,其好修的目的亦是忠君报国,积极用世,即所谓“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
以男女之情写政治之感。《感婚赋》“悲良媒之不顾,俱欢媾之不成。慨仰首而太息,风飘飘以动缨。”《出妇赋》“嗟冤结而无诉,乃愁苦以长穷。恨无愈而见弃,悼君施之不终”,这求女用媒,弃妇哀号,显然超出了男女悲欢离合的范围,而包含着君臣遇合的深切理解,《七启》的《歌》更为明显,“望云际兮有好仇,天路长兮往无由,佩兰蕙兮为谁修,嬿婉绝兮我心愁。”《离骚》“男女君臣之遇”的传统得到了自然的体现,对照他这个时期的生活,这种体现与其说是出自切身的深切感受,倒不如说是传统文化素养的艺术触发。
在艺术表现上,正处于摹仿、点化、融汇的过渡阶段,颇多屈赋香草的直接运用。《橘赋》“体天然之素分,不迁徙于殊方”,“邦换壤别,爱用丧生。处彼不凋,在此先零’,使人自然想到《橘颂》的“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这是“公开”的摹仿、取材、认同、向往。其《离友》二首则直接采用楚辞体,“迄魏都兮息兰房,展宴好兮惟乐康”,“折秋华兮采灵芝,寻永归兮赠所思”,几乎每一句都有楚辞诗句的“移植”《七启》虽序称《七发》等,但《招魂.》的语辞“因子”触目可见。
因此,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曹植在建安时期继承屈赋的“演进之迹”,而且也不难发现,受到影响最大的不是诗而是赋(包括用赋法的文),尽管作者以为“辞赋为小道,固未足以榆扬大义,彰示来者”(《与杨德祖书》),但这时期创作最繁富的还是赋。刘熙载《赋概》说“楚辞风骨高,西汉赋气息厚,建安乃欲由西汉而复于楚辞者。”这恐怕也是子建赋多楚辞因子的一个重要原因。
历史告诉我们,曹操、曹丕、曹叡三代对曹植的态度是不同的。这种特定的环境氛围,使曹植生活明显分为建安、黄初、太和三个阶段。因此,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其思想与作品便明显地呈现出一个对屈赋的继承与创新的动态过程。
建安时期,这是曹植一生中最美好的“黄金”时代,在建功立业、慷慨任气的整体气氛中,曹植的特殊身份使他的生活明显分为两部分:一是在邺都“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名都篇》就是这种生活的反映;二是随父南北征战,其《失题》诗云,“皇考建世业,亲从征四方。栉风而沐雨,万里蒙露霜。剑戟不离手,恺甲为衣裳。”这时期共创作赋三十二篇,颂赞三十一篇,文十六篇,诗十六首。从其受屈赋的影响来看,主要表现在:
特别注重个人品德的修炼与提高,向往清操贞洁之士。而这种“好修”又与屈原有三个相同的特点。首先,用饮食、服饰等比兴表现自己品质的完美、纯洁。《蝉赋》云,“实澹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声皦皦而弥厉兮,似贞士之介心”,“栖高枝而仰首兮,漱朝露之清流”。《闲居赋》云,“仰归云以载奔,遇兰蕙之长圃。冀芬芳之可服,结春衡以延伫”。其次是随着思想品德的完善,具有独特的忧虑、清醒,“何吾人之介特,去朋匹而无俦”(《闲居赋》),“常敢心以怀惧,虽处安其若危”(《鹦鹉赋》)。最后,其好修的目的亦是忠君报国,积极用世,即所谓“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
以男女之情写政治之感。《感婚赋》“悲良媒之不顾,俱欢媾之不成。慨仰首而太息,风飘飘以动缨。”《出妇赋》“嗟冤结而无诉,乃愁苦以长穷。恨无愈而见弃,悼君施之不终”,这求女用媒,弃妇哀号,显然超出了男女悲欢离合的范围,而包含着君臣遇合的深切理解,《七启》的《歌》更为明显,“望云际兮有好仇,天路长兮往无由,佩兰蕙兮为谁修,嬿婉绝兮我心愁。”《离骚》“男女君臣之遇”的传统得到了自然的体现,对照他这个时期的生活,这种体现与其说是出自切身的深切感受,倒不如说是传统文化素养的艺术触发。
在艺术表现上,正处于摹仿、点化、融汇的过渡阶段,颇多屈赋香草的直接运用。《橘赋》“体天然之素分,不迁徙于殊方”,“邦换壤别,爱用丧生。处彼不凋,在此先零’,使人自然想到《橘颂》的“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这是“公开”的摹仿、取材、认同、向往。其《离友》二首则直接采用楚辞体,“迄魏都兮息兰房,展宴好兮惟乐康”,“折秋华兮采灵芝,寻永归兮赠所思”,几乎每一句都有楚辞诗句的“移植”《七启》虽序称《七发》等,但《招魂.》的语辞“因子”触目可见。
因此,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曹植在建安时期继承屈赋的“演进之迹”,而且也不难发现,受到影响最大的不是诗而是赋(包括用赋法的文),尽管作者以为“辞赋为小道,固未足以榆扬大义,彰示来者”(《与杨德祖书》),但这时期创作最繁富的还是赋。刘熙载《赋概》说“楚辞风骨高,西汉赋气息厚,建安乃欲由西汉而复于楚辞者。”这恐怕也是子建赋多楚辞因子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