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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忠:曹植对屈赋继承与创新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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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告诉我们,曹操、曹丕、曹叡三代对曹植的态度是不同的。这种特定的环境氛围,使曹植生活明显分为建安、黄初、太和三个阶段。因此,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其思想与作品便明显地呈现出一个对屈赋的继承与创新的动态过程。
建安时期,这是曹植一生中最美好的“黄金”时代,在建功立业、慷慨任气的整体气氛中,曹植的特殊身份使他的生活明显分为两部分:一是在邺都“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名都篇》就是这种生活的反映;二是随父南北征战,其《失题》诗云,“皇考建世业,亲从征四方。栉风而沐雨,万里蒙露霜。剑戟不离手,恺甲为衣裳。”这时期共创作赋三十二篇,颂赞三十一篇,文十六篇,诗十六首。从其受屈赋的影响来看,主要表现在:
特别注重个人品德的修炼与提高,向往清操贞洁之士。而这种“好修”又与屈原有三个相同的特点。首先,用饮食、服饰等比兴表现自己品质的完美、纯洁。《蝉赋》云,“实澹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声皦皦而弥厉兮,似贞士之介心”,“栖高枝而仰首兮,漱朝露之清流”。《闲居赋》云,“仰归云以载奔,遇兰蕙之长圃。冀芬芳之可服,结春衡以延伫”。其次是随着思想品德的完善,具有独特的忧虑、清醒,“何吾人之介特,去朋匹而无俦”(《闲居赋》),“常敢心以怀惧,虽处安其若危”(《鹦鹉赋》)。最后,其好修的目的亦是忠君报国,积极用世,即所谓“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
以男女之情写政治之感。《感婚赋》“悲良媒之不顾,俱欢媾之不成。慨仰首而太息,风飘飘以动缨。”《出妇赋》“嗟冤结而无诉,乃愁苦以长穷。恨无愈而见弃,悼君施之不终”,这求女用媒,弃妇哀号,显然超出了男女悲欢离合的范围,而包含着君臣遇合的深切理解,《七启》的《歌》更为明显,“望云际兮有好仇,天路长兮往无由,佩兰蕙兮为谁修,嬿婉绝兮我心愁。”《离骚》“男女君臣之遇”的传统得到了自然的体现,对照他这个时期的生活,这种体现与其说是出自切身的深切感受,倒不如说是传统文化素养的艺术触发。
在艺术表现上,正处于摹仿、点化、融汇的过渡阶段,颇多屈赋香草的直接运用。《橘赋》“体天然之素分,不迁徙于殊方”,“邦换壤别,爱用丧生。处彼不凋,在此先零’,使人自然想到《橘颂》的“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这是“公开”的摹仿、取材、认同、向往。其《离友》二首则直接采用楚辞体,“迄魏都兮息兰房,展宴好兮惟乐康”,“折秋华兮采灵芝,寻永归兮赠所思”,几乎每一句都有楚辞诗句的“移植”《七启》虽序称《七发》等,但《招魂.》的语辞“因子”触目可见。
因此,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曹植在建安时期继承屈赋的“演进之迹”,而且也不难发现,受到影响最大的不是诗而是赋(包括用赋法的文),尽管作者以为“辞赋为小道,固未足以榆扬大义,彰示来者”(《与杨德祖书》),但这时期创作最繁富的还是赋。刘熙载《赋概》说“楚辞风骨高,西汉赋气息厚,建安乃欲由西汉而复于楚辞者。”这恐怕也是子建赋多楚辞因子的一个重要原因。


IP属地:江苏1楼2019-02-17 18:08回复
    融抨击、标榜、怨诽、思恋、祈求于一篇,既有八音繁会的激愤,又有若明若暗的朦俄,显示出沉郁顿挫、回环往复的风格。《赠白马王彪》前后相互蝉联的章法则明显源于《大雅·文王》,而从内容、表达技巧来看,则“取法于骚,得旨于雅”。清.宋微璧《抱真堂诗话》云,“《离骚》不可学,嗣此,其《白马王彪》一篇……庶几《骚》之变乎”子建于同时同地同一心境下写作的姊妹篇《洛神赋》,其序则声称“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而《离骚》言及“宓妃”事:“我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清·马位《秋窗随笔》“《洛神赋》大似《九歌》”,清·张若需《题陈思王墓》诗,“白马诗篇悲逐客,惊鸿词赋比《湘君》”。其“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当”的惆怅苦闷,“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的表白,也是宓妃的,更是曹植的;是神女对曹植的,更是曹植对曹丕的。有点像《离骚》意味,似乎更含《九歌》情韵,从形象到内容,其妙处都在于似有似无、若明若暗之中,借言宓妃,寄言君王。既是子建寻找知音、觅求信任的流露,又是主听不聪的抱怨。据此可见,曹植对屈赋传统的继承,己经超越了摹仿、运用、点化、融汇阶段,能够自如地运用楚辞的构思、形象、语言句式,塑造形象,寄托感情,抒发愤懑。
    咏屈抒怀,物我两融,心灵契合,一线相通。曹植《九愁赋》完全承《离骚》、《九章》而来,句句咏屈,又句句自伤。这里的屈原形象显然更多地包含着作者自己,如“念先宠之既隆,哀后施之不遂”,其先当指其父,其后自指乃兄。又如“民生期于必死,何自苦以终身!宁作清水之沉泥,不为浊路之飞尘”,又见于《九咏》、《七启》两作,丁晏《铨评》认为该篇是“楚骚之遗”,可“伯仲屈平”,其“文辞凄咽深婉,何减灵均”。子建拟《九歌》而作的《九咏》,亦庶几近之,如“交有际兮会有期,嗟痛吾兮来不时。来无见兮进无闻.泣下雨兮叹成云”,颇类“二湘”,但其激昂的人生感喟,似乎更近《九章》。上下求索,求仙远游,排泄苦闷,寄寓迫求。曹子建在思君斥佞、思过惧祸的生活中也产生了全身远害、求仙远游的思想,《游仙》云“人生不满百,岁岁少欢娱。意欲奋六翩,排雾陵紫虚”,其《升天行》、《苦思行》都表现了这种思想,这也与屈原《远游》的产生相通。但他们都是不信神仙鬼神的。屈原的《天问》,曹植《毁鄄城故殿令》均以自身生活灼体验,严肃地批判了鬼神致病的迷信说法。所以,子建的游仙诗,仅是内心苦闷的排泄,理想追求的寄托。


    IP属地:江苏3楼2019-02-17 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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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太和时期,是曹植一生中最振奋的“无聊”时代,忧国忧民、希冀任用与终不能得、郁郁寡欢为其主要生活内容。在创作上,一是表文达十七篇之多,超过了前两个时期的总和,而且与黄初时期拘紧、局促、违心的思过谢恩不同,淋漓尽致地宣泄了自己内心的苦闷、愿望,及至对治国用人、军事外交方面的建议。二是有诗三十一首,乐府诗又超过了诗歌总数的三分之二,在质量上也代表了同时期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
      在这里,我们从曹植的创作实践中看到,除了他有意识的摹仿外,总是结合自己的特点,综合前人的传统影响而进行创作。一般说来,子建的赋源于楚辞,乐府诗源于汉乐府,这只是择其要者、明者。其实子建散文的楚辞因子也是异常突出的,而其乐府诗则与风骚、乐府、古诗密切相关,如其名作《美女篇》,明显的是取法《陌上桑》,但这还是表层,若认真推究,则可发现,它更取法《离骚》,意在咏怀,寓意其中,“住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丁晏评云,“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明君而事之”,完全体现了“男女君臣之喻”的屈骚传统。同时,我们不否认子建乐府与汉乐府、建安乐府的血缘关系,但子建乐府在此基础上又有所改变、发展、创造,文人化倾向比较突出,已由借古乐府写时事转到借古乐府写个人,由“言志”转到“缘情”,由鲜明的时代风格发展为独特的个人风格,由歌诗质朴古直到词采华茂,而强烈的个性、抒情性、文采绚丽、流动回绝等“文人化”因素又正是楚辞的主要特征。
      此外,我们从曹植求君自试的表述层次与心理历程中,也可看出它是屈原“思维模式”的再现与扩张。屈原在进退、去留、清浊、得失等矛盾中的抉择与执着,形成了一定的文学“思维模式”,这一诗歌框架,既体现出明晰的表述层次,又概括了完整的心理走向,从而,使个人的悲剧具有广泛而崇高的意义。由于忧国忧民与求君任用成了曹植这个时期的创作主旋律,因而也就逐渐再现与扩张了这个“模式”,仿佛在屈原走过的心理历程中又重复了一遍,并以自己的悲剧价值反推出这个“模式”足以超越时地的震撼力量。子建的“心理历程”可分为五步:


      IP属地:江苏4楼2019-02-17 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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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追寻曹植的考动态过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认识:曹植短暂一生中的三次变化,促使他从多种层次上吸收了屈骚艺术特华。作为建安时期的“贵公子”,他对屈骚的摹仿融汇,显然是传统文化亲养的自然体现;而作为黄初时期的“圈牢之养物”他对屈骚的点化发展,完全是出于自身的深刻感受与抒情言志的现实需要,作为太和时期“求自试”而“终不见用”的失意“壮士”,他对屈赋精神的重新构建,则源于他整体思想素质的升华。由于曹植不断吸收楚辞因子,促使曹植文学创作的日渐成熟,从而完成了建安文学整体风格的转变。像曹植这样一个大作家,他的“文化源”显然不是单一个别的,而是综合众多的,曹植作品作为一个独立的自觉的文学创作,楚辞的直接影响,显然超过了继承楚辞传统的乐府、汉赋的间接影响。作为文人最早的最完美的独立创作,屈原的为人与创作形成了一个矛盾而伟岸的“思维模式”,它影响、衣被、制约、限制了后代文人的政治取向与文学表述,既浇灌了一代又一代执着坚韧、怀才不遇士子的艺术之花,又导致了中国文学抒情言志内容、形式、题材、范围的集中、专注、狭窄、单调。曹植在这个“怪圈”中游历、矛盾、契合、祈求、怨恨、抚慰、寄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所以,从楚辞学史的角度来看,曹植本身继承、发展屈骚艺术传统的努力与贡献,对屈原的影响与地位起了不可低估的过渡、中介、强化、扩张作用。


        IP属地:江苏7楼2019-02-17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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