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会心理学的定义，不同的心理学家有不同的观点。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J.L.Freedman）从行为主义的思路出发，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系统研究社会行为的科学。它涉及到我们如何认识他人，如何对别人作出反应，别人如何对我们作出反应，以及我们怎样受所处社会环境影响等。总之，社会心理学研究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所有领域，包括与社会现象直接相关的各种行为。

与弗里德曼的观点不同，迈尔斯（D.Myers）则从社会认知的思路出发，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人们怎样想、怎样相互影响以及怎样与别人相联系的科学。正是由于这一点，在迈尔斯编著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其它书中看不到的一些内容，比如社会信念等，他的书中也用较多的篇幅讨论了社会认知与社会影响。

社会心理学的知识与常识有着紧密的联系，与其它社会科学的知识一样，社会心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可用常识说明，但是常识未必就是正确的。如米尔格拉姆（Milgram）关于服从的研究就是常识与实际不符的典型代表。在实验开始前，实验者问被试在实验情境下是否会有服从行为出现。被试的回答是否定的，但实验的结果却与被试的预期相反。因此对我们来说，很有必要去区分常识中的哪些东西是正确的，那些东西是不正确的。

社会心理学之所以与常识不同，与人类行为的非理性特征有着紧密的联系。人的行为并不是全由意识与理性指引的，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引发行为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如性行为、侵犯动机）等，人并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相反现在的心理学家开始用社会信念（social belief）来理解非理性特征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认为人们一旦对某些事件形成了社会信念，要想改变就很困难，这也是人们之所以固执己见的原因。

文化与思维方式也影响着群体决策行为。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人的群体决策更多地依赖权威，在群体决策中，大多数成员实际上只参加讨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体决策。另外，在决策中成员也尽量避免公开的冲突。Lindsay（1985）在研究中国人通过开会做群体决策时就发现，中国文化的要求以及中国人的思维特性也影响了中国人群体决策的氛围，每个人坐的位置与发言的顺序与这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紧密相连。在大部分情况下，还会出现“权利极化”。从这一点来看，中国人的群体决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群体决策。

文化对人的心理与行为有着巨大的影响。分析这些影响对我们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心理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文明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尽管如此，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我们还必须向世界上任何先进的文化学习，不能夜郎自大。从另一方面看，自八十年代初以来，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省与对外开放等诸多原因，使得“全盘西化”的思想在青年人中几度泛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崇洋媚外变成了一种时髦。实际上，不论是闭关自守还是崇洋媚外都不能成为我们理解与发展中国文化的途径。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文化也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给这种变革提供了机会。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要促进经济的繁荣，也应该有利于文化的发展与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文化心理学将在这一方面作出它应有的贡献。

推荐读物：：Peng Kaiping（1999）:Cultural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本书是Peng Kaiping 教授在Berkeley大学开设文化心理学课程时自编的讲义，内容主要包括近20年来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推荐读物：Peng,K.P.,& Nisbett,R.E.(1999) Culture, Dialectics, and Reasoning About Contradi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741-754这篇文章是该研究小组对中国人辩证思维加以研究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