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岁入是明朝十倍以上这种神论屡见于网络，甚至见于某些历史学者。
　　但这不符合时代进步的论点，明代人口也远多于宋代。
　　有说法说宋朝的财政收入最多一年达到一亿六千万贯，实际上，这个数字是一个绝大的笑话，因为所谓“一亿六千万”，它的单位不是什么“贯文”，而是“贯石匹两束”。这个“一亿六千万”，就是不考虑单位，只考虑数量，乱七八糟加在一起，一个毫无意义的数字。宋朝搞的是货币+实物的赋税制度，钱的单位是贯，米的单位是石，布帛的单位是匹，白银的单位是两，丝绵的单位还是两（一两白银价值1贯钱，一两丝绵价值50文钱，然而在这个1亿6000万的大杂烩统计里，一两白银+一两丝绵=2两），对了，还有草……单位是“束”。就比如说：熙宁十年（1077）的财政收入中属于农业税收入的部分大约是5200万“贯石匹两束”，然而其中有“草”1765万束，折合成钱才35.3万贯（当时草大约是20贯/万束）。

李心传说：“渡江之初，东南岁入不满千万；逮淳熙末，遂增六千五百三十余万焉。今东南岁入之数，独上供钱二百万缗，此祖宗正赋也；其六百六十余万缗号经制，吕元直（吕颐浩）在户部时复之；七百八十余万缗号总制，孟富文（孟庾）秉政时创之；四百余万缗号月桩钱，朱藏一（朱胜非）当国时取之。自经制以下，钱皆增赋也。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籴本和买之入，又四千四百九十余万缗。”

从【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籴本和买之入，又四千四百九十余万缗】来看，工商业税收和国家专卖似乎占了南宋岁入大头，但不要忘了【籴本和买】，即使用纸币从自耕农或佃农手中充作白银，低价强买米粮，这部分亦属于农业税，且规模很大，百姓负担甚重。

以孝宗朝米价300文一斗，3000文一石，宋制770文为一贯，则4贯合一石，6530万贯，折米1630石。

除了东南的收入之外，南宋时四川的财政是相对独立的，由总领所统收统支。那么南宋四川的岁入有多少呢？叶适说，“别计四川之钱引，以三千三百余万矣。”可知南宋四川之财政岁入有3300万。

需要注意的是，四川的流通货币是以铁钱为本币的钱引，财政的会计也是钱引；钱引与铜钱的比价为10：4，折换成铜钱的话，约有1320万贯。

　　真宗朝尚未开始发行纸币，米价约为一贯一石，则四川收入折米约为1320石。
　　两者相加，则南宋王朝岁入折米，约为在2950石。
　　值得注意的是，明石是宋石的1.5倍，所以南宋王朝岁入折合成明石，只有2000万石。
　　【永乐中……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则永乐朝明代岁入折合成米，已经达到4000万石以上，是南宋王朝的两倍不止。不过，自此开始，明的赋税基本没有增长，有时还有减少。
　　关于北宋王朝的岁入，争议更大，鉴于资料不足，这里不作讨论。北宋岁入或许确实在某些时候高于明朝，但显然是无法转化为国力的，更是经常入不敷出，苏辙在《元会计录·收支叙》中说【一岁之入，不足以供一岁之出矣】。
　　不过南宋人口巅峰有6000万，比明永乐朝7000余万并不少多少。南宋的税重亦众所周知，【民力凋弊，无所从出】之类言语不绝于史。
　　则南宋工商业税比例高，与赋税缺乏，实与大宋不抑兼并，到了南宋越发纵容豪强，导致收不上农业税有关。两税遂大量被和买所代替，佃农遭受地主剥削之后，又被国家掠夺，苦不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