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质兰音】转贴：徐玉兰，落入人间的“宝哥哥”

2017年4月19日，越剧大师徐玉兰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6岁。当天，众多戏迷聚在医院门口，从下午等到了晚上。最后，医院让灵车从大门出去（一般都是从后门边门出）。戏迷们围着车，不少人掩面哭泣——他们送走的，是上海滩最英姿飒爽的一代名伶，是国人心中永远唱着“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的宝二爷。
徐玉兰12岁学艺，18岁组建兴华越剧社，25岁时为反对旧戏班制度筹建剧场，与袁雪芬、傅全香等10人义演《山河恋》，轰动上海滩，成了赫赫有名的“越剧十姐妹”。上世纪40年代，在徐玉兰等一批拓展者的努力下，越剧在上海发展、改革，并在五六十年代迎来黄金时期，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大剧种。
她的一生如她一手创立的徐派一样，浓墨重彩，铿锵有力。她曾带着整团奔赴前线，曾主演越剧电影《红楼梦》创造不可逾越的票房纪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的观影人次达到12亿），也曾经历WG时的艰难生活，之后又带着越剧再度启程……她的作品被奉为经典，她的学生遍布天下，即便晚年住院，她也没放下指导青年演员的工作。
在徐玉兰先生追悼会准备的间隙，《环球人物》记者采访了3位陪她走过最后时光的身边人——她的儿子、弟子和戏迷。三段口述，三段回忆，勾勒出大师最真实动人的模样。

钱惠丽（徐玉兰弟子，上海越剧院副院长）：只要说好了，就绝对不会回头
4月18日的下午，老师已经奄奄一息了。我去看她，在她耳边说了很多话，有一种“多叫叫，把人叫回来”的想法。她眼睛朝我看一看，眨一眨，表示自己听到了，之后就懒得再睁开了。就这样，迷迷糊糊到了19日下午5点18分。她走的时候，我们的大师姐汪秀月正带着剧院的学生在温州演出《红楼梦》，我给她发了一条短信，说：“老师，走了。”她们那边一下子全哭了，汪秀月就安慰学生说：“你们不能影响嗓子，徐老师在天之灵，也希望你们把这出戏唱好。《红楼梦》是老师的代表作，把这出戏演好了，就是对她最好的怀念。把眼泪擦干、别哭，好好地演，好好地唱，就是我们为老师送行。”
之后，我们就开始帮老师穿衣服。妆是我给化的，刷一点粉，涂一点胭脂。这一辈子，我只给老师化过这么一次妆。我胆子很小，是很怕去医院、很怕见到亡人的，但那天我一点那种感觉都没有，我就觉得她只是睡着了。
老师很爱美，即便是最后几年待在医院里，也特别讲究。每一次去，我都要提前跟她说好时间，她总会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戴上一副有色眼镜，精神地坐在那儿，每次都这样。以前我看到老师非常敬畏，说话的时候还要考虑考虑，但是这两年不一样，我希望她心情好一些，常常跟她撒撒娇，我说：“老师啊，你咋把徐派唱腔难度设置得那么大，让我们学的人实在是太难了。你的这些行腔、小腔的处理，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学会的。还有一些颤音，一些年纪轻的人真是没法学。”她听完后就笑笑，说下次让学生来她亲自教。
我与老师相识的时候，她已经是大师级的人物了。1978年我15岁，《红楼梦》复映，好不容易才买到了深夜12点的电影票，当时我就有了梦想：唱红楼，演宝玉。1980年，我考入浙江诸暨越剧团，第一次登台亮相唱的就是老师的《宝玉哭灵》。后来，经过周宝奎老师推荐，我去上海见到了老师，在她面前唱了一次《哭灵》。见她就跟见神一样紧张，她很有威严地站在那儿听我唱，我就记得自己一直在抖，吓死了。

我刚来上海时，老师虽说很严格，但也很照顾我。她经常“小家伙，小家伙”这样叫我。我们演出都睡在后台，我身体比较差，老师就把我接到自己家，让我跟她睡一个房间，还让儿子给我买牛奶喝——以前牛奶不是说买就买得到的，她都会想办法弄来给我喝。
在我的印象里，老师是一个只要说好了就绝对不回头的人。只要上台，再苦再累也要把戏唱到最好。我刚到上海时听师姐们说起老师以前表演，一次肩膀摔断了，硬是咬着牙把戏给演完。
她做剧团也是，不论在新中国越剧发展初期，还是改革开放之后，老师都是个坚定的改革派，而且从思想到行动完全一致。上世纪40年代末她自己当老板创办玉兰剧团，生意很好，但是抗美援朝一来她说也不说就去了战场。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还没有谁敢做剧团。老师一心要敢为人先，她说：“上面下文说只要不演坏戏，文艺团体可以承包。我就想自己承包一个团出去演，观众可以多看戏，国家可以少拨点钱，演员们也可以多些收入。”1986年，她和王文娟两位老师顶着压力，与上海越剧院、上海市文化局签了承包改革协议书，成立“改革团”，也就是今天的红楼剧团。我们这一批都是那时候进团的。红楼团里的年轻人，很多都是老师自己去“挖”来的，连户口都是她给帮忙办下来的。今天，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能有这样的成绩，老师功不可没。
作为师傅，老师的确非常严格。我几乎没有听过她表扬我，但我知道她一直在关注我。以前她来看戏，总是坐在第一排，把我弄得特别紧张。后来她知道了，就不让别人告诉我她来了。这两天准备追悼会，有一位戏迷来跟我说：“你的每一场戏我都看，是徐老师派我去看的！看完了回去告诉她怎么样。”他是老师的“间谍”。
即便是生病住院，她躺在病床上，戏剧频道是一定要开着的。别的老人八九点就睡了，她都是看到十一二点。这其实是唱戏的后遗症，舞台表演经常全部结束就是这个时间点。她一直失眠，从年轻时唱戏就有，为了睡好觉，经常吃安眠药。她必须要保存体力，这样才能在舞台上好好唱——她的一切都是为了舞台。
等我自己带了队，事情多了，就很少看戏。老师会来问我：“最近有没有去看那个戏？”我经常不好意思地说没有。老师就批评我：“一定要去看，好的不好的都要看，看看别人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这样才能进步。”我想，这就是老师做艺术最好的精神，她永远在吸收、在改革，所以才会有徐派，才会有她创造的那么多经典的唱段与画面。

国平（票友）：她既用情，又有激情
钱惠丽给我发了短信后，我立刻赶去华东医院。病房外挤满了人，电视台的记者、剧院的老师，还有一些票友。上一次见徐先生就在两天前，我去医院看望，还带着她最爱吃的清炒虾仁，那时，她已经说不出话了。
39年前，我16岁，跟着祖母去电影院，第一次看了徐先生的电影《红楼梦》。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过越剧，也不知道越剧是什么。但电影里，徐先生扮演的贾宝玉太惊艳了。她的“宝哥哥”，从不懂事、到稍懂事，再到懂事，每段唱腔、身段都不一样。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往后的30多年，我看了30多场徐先生的《红楼梦》。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听徐先生的越剧场，《打金枝》《西园记》《北地王》《西厢记》《追鱼》，我只听她的戏。她的戏各有特色，我最喜欢的就是《红楼梦》与《北地王》——前者唱的是“用情”，林黛玉过世，贾宝玉伤心；后者唱的是“激情”，魏军攻蜀，刘禅决意降魏，北地王刘谌眼看江山灭了，国破家亡，真是悲愤至极。我还记得，那时每到上海人民大舞台放票日，门口的售票厅从凌晨4点就排起了长队，要等3个小时才能买到一张票。我拿到票的时候，心情真是激动坏了。

因为太喜欢，便托朋友找到徐先生；又因为她的戏我每场必到，我们越来越熟了。她常来票友会，还邀请我去她家吃饭。我年轻时，因为喜欢看戏，没心思交女朋友，徐先生就劝我：“早点把婚事办了。” 有一年我生病住院，她还托人送来了补品。对这件事，我特别感动，记忆犹新。
徐先生喜欢拉着我们这帮票友，给她的戏挑毛病。她总跟弟子说：“你们今天能红，靠的都是观众。”我还记得，在一场《春香传》散场后，我跟徐先生说，某个坐下来的动作，角度不太对，灯光不太好。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去听这出戏，徐先生果然就换了角度，调节了灯光。一直以来，对于服装头饰道具布景的设计，徐先生都亲力亲为，“花纹的样子不对”“亮片的位置错了” ，她总能挑出问题来。唱腔的设计上，这么多年来，徐先生也一直琢磨着改进，有些老戏新唱，我就觉得她的转音更好听了。
我自己在生活中，每每遇到挫折，都要翻出徐先生的磁带，沉浸其中，便忘了烦恼。她是个充满正能量的人。有一次，因为工作不顺，我动了要辞职的念头，徐先生知道了，专门打电话来开导鼓励我，要我坚强点，振作起来——无论艺术成就多高，徐先生从来都是非常真诚的人。
徐先生走了，但她的作品和人品会一直留在我们心里。对我们这些戏迷来说，她一直是身着蓝色长褂，头戴束发蓝冠，手持通灵宝玉，面若春花，目如点漆的模样。那是我们永远的宝哥哥，永远的徐玉兰。

最近重温了红楼梦，终于明白为什么了。
它不仅仅是一部越剧擅长的爱情片，儿女情长。还是一部真正的文艺片。
所以，不仅仅是百姓中的喜欢，还是学术界的空前肯定。
不得不说解放初期的上海滩幕后班底还是有强大的艺术功底。
就说哭灵这一段唱，不仅仅是撕心裂肺的痛苦和感情，也是带着宝玉强烈的悲愤和控诉，后悔与怜惜，与前面做的所有感情线和铺垫都暗藏一条隐线，两个人在精神上的高度共鸣，到最后淋漓尽致的宣泄。学术界的人会感到强烈的震撼。一种艺术的升华。所以它是一部学术界肯定的越剧艺术的丰碑。
看见一段小影评：
林妹妹我来迟了我来迟了……好心碎💔的语言！金玉良缘将我骗，害妹妹魂归离恨天，如今是千呼万唤唤不归！徐老师的演唱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宝玉的悲愤交加哀痛欲绝……此时对这个世界已经深恶痛绝的宝玉仿佛找不到出路，突然远处传来了一阵阵寺庙里的敲钟声，宝玉毅然决然地抛却了莫失莫忘通灵玉，掙脱了不离不弃黄金锁，离开了苍蝇竞血肮脏地……这个结局深得我喜欢。

感动！1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大家，又是严师良母，徐派艺术永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