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战争如果站在苏联、中亚及俄罗斯的角度看待，那么人们对“阿富汗战争”的看法会有所不同。他们的处境在很大程度上是这场战争造成的。这场战争的余波是，当地许多力量打起伊斯兰的旗号，把它作为争夺权力的斗争武器，并得到外来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支持。

早在1984年10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就着手进行针对中亚国家的颠覆活动，那时，时任中情局局长的威廉·凯西在秘密访问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后不久开始的。经他的建议，巴基斯坦同意把用于颠覆性宣传的物资通过阿富汗运往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苏联南部共和国。不久后，中情局便提供了数万册《古兰经》和揭露苏维埃在乌兹别克斯坦所谓“暴行”的书籍，这些偷运由巴基斯坦跨部门的情报局指导实施。

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在死前不久相当坦率地描绘了与阿富汗有关的目标：“我们争取到一个权力，就是要拥有一个同我们关系非常友好的喀布尔政权。无论如何也不允许这个政府像先前那样处于印度和苏联的影响之下，并且还存有对我们的领土要求。这将是一个纯粹的伊斯兰国家，是泛伊斯兰复兴的一部分。你们将会看到，它有一天会吸引苏联境内的穆斯林。”这番话并非说说而已，它很快就付诸行动了。由美国情报部门庇护，在巴基斯坦指定的一份规划准备对中亚国家的信息安全领域进行入侵，并建立“第五纵队”。

1990年2月，英国《独立报》披露：“英国外交部决定对公众关闭英国情报机构50年前在苏联南部共和国实施颠覆活动计划的有关文件。根据这一决定，该文件的保密性将延续到2015年，这区别于其他同类文件根据年限予以解密的惯例。”这份报纸透露的资料表明，秘密文件建议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借助英国特工人员利用当地穆斯林和非俄罗斯民族仇视俄罗斯人的情绪；还建议利用相貌相同与苏联边境地区基本没有区别的阿富汗和伊朗接壤地区人员，利用他们在更广阔的地区煽动动乱。对此，该报的记者提出一个问题：“秘密文件延期解密的决定本身是否证明英国情报机构或者美国中央情报局目前仍然在苏联上述地区派有特工和谍报人员？”

“阿富汗战争”先是蔓延到了中亚，然后是俄罗斯。伊斯兰再次成为争夺权力的借用工具。某些势力开始在诡辩术掩护下开始实施旨在所谓“解放苏联穆斯林”和创建“自由土耳其斯坦”（中亚国家均被划入这一联盟）的颠覆活动；他们扩大反俄罗斯宣传的规模，在中亚主权国家的穆斯林居民中间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反俄罗斯情绪；协助那些有能力依托民族zong jiao 问题挑起国内战争的武装分子建立作战队伍。

在阿富汗境内和边境地区修建了大批武器弹药仓库和毒品仓库，以及颠覆性宣传书籍的转运站。它们不仅仅要装备颠覆破坏行动小组，还要转交给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极端主义分子。

穆斯林被指定充当“boom”的角色，而充当点火装置的是属于伊斯兰逊尼派一项zong jiao 政治运动的瓦哈比主义。20世纪初，正是瓦哈比运动利用英国人葬送了奥斯曼帝国。20世纪80年代，这一方法被用来对付苏联在中亚地区的国家。俄罗斯是其后的目标。瓦哈比主义教义的基础是关于对伊斯兰进行必要“净化”的一个神论概念，以及通过放弃圣者崇拜和确立质朴风尚回归伊斯兰原本宗旨的认识，其特点是信仰的极端狂热和在同政治对手斗争时采取极端主义手法。“瓦哈比主义”这一术语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不准确的，因为瓦哈比信徒的原教旨主义作为一种现象同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并不相关联，可是它却牢牢地作为伊斯兰zong jiao 极端的武装恐怖主义标识进入了日常口语（尽管追求“信仰源头”的瓦哈比信徒确实被这样称呼）。

70年代初，瓦哈比主义最先出现在苏联乌兹别克斯坦的菲尔干纳谷地，70年代中期到了塔吉克斯坦。起初，它表现出和平的哲学色彩。后来，极端主义在伊斯兰复兴的浪潮中异常活跃起来，并把该地区发生的改革用于自己的目的。成立一批严格保密的伊斯兰政治运动组织，除了意识形态教育之外，军事培训和体质训练是他们的重点项目。虽然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采取一些措施试图限制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活动，但是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意识到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所谓“改革”的大气候影响下，许多犯有刑事罪的极端主义分子作为“道德罪人”被免除了刑事起诉，而正是这些人后来成为了在塔吉克斯坦发动政变篡夺政权的武装核心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