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开国不外乎通过战争或者政变两种方式。以武力建国的比较多一些，比如秦汉唐元明清。而以政变谋略建国的相对少一些，新魏隋宋（赵宋）。在以武力建国的朝代中，明朝洪武初期的军力还是很强盛的，当时在整个东亚还是难有敌手的，欧洲的军事水平我不了解，不做评价。如果洪武五年的岭北之战不是徐达轻敌了，就算不取胜也不会败那么难看。但是仅仅过了一百年，明朝政府常备军战斗力就已经迅速下滑，我以为，这和明朝的军事制度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古代军事直度经历了好几个阶段的发展，但是就我研究发现绝大部分还是比较相似的。古代中国的军队基本是有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兵农合一的部队，这些人平时种地战时打仗，尽量做到粮饷自给自足，减少百姓的负担，而且这类的兵有很多都是在边境地带。而另一部分可以算是朝廷的常备军，这帮人的装备待遇训练都要远超兵农合一的部队，而且他们是不需要生产的，并且他们绝大多数时期都是皇帝直属的。明朝的军事制度也和此类似，但是明朝为了防止武将拥兵自重而反叛朝廷，对此作出了改革，就是具有明朝特色的卫所制。采用兵农合一的军人被称为卫所兵。明朝的最高军事机关出皇帝外有两个，一个是五军都督府和兵部。明朝的武将都是隶属于五军都督府的而且卫所下属的屯条也都是由此机构长官，而兵部负责军队的训练武将升迁以及调兵。如果发生战事，皇帝绝对用兵，首先会从五军都督府遴选一个将军担任此次军事行动的统帅，而后兵部下达调兵的命令从各卫所抽调兵力进行作战。而后将军拿着皇帝给的兵符才能去统领兵部调拨的卫所兵，这种制度在当时被叫做专征。专征的好处就是统兵与调兵分离，将军的手中本质上是没有军权的。他有的仅仅是军队的指挥权，调兵权是掌握在兵部的手里。这样就能从根本上避免武将造反的可能性，毕竟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然而专征也有很大的弊端，那就是在很多时候兵部调拨的军队是没在这个统帅的手下混过，不知道这个将军的水品以及人品怎么样。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兵将离心，没有办法爆发出最大的战斗力。当然这个问题在洪武年间还不算是问题，因为洪武年间八次大规模北伐，洪武二十年以前的六次都是由开国将领担任统帅的。因此在这个时候，五吾军都督府的地位是要超过兵部的，毕竟兵部都是文人。前四次的统帅是徐达，第五次是冯胜第六次是蓝玉。这些人在洪武年间在全国的军中都有的巨大的威望，其能力早已传遍军中。这些人的名字本身就可以看作是胜利的保证，所以不存在兵将离心的问题。第七次北伐担任统帅的是傅友德，但是真正能拍板的并不是傅友德。朱元璋下令，山西兵由晋王节制其他的部队都由燕王节制。国公毕竟还是干不过亲王，更何况晋王燕王同属洪武年九大塞王，其权力远不是一个国公能比的。而洪武年第八次北伐，更是单独以燕王为统帅，以其下属军队进行作战的。其实到了这个时候，朱元璋苦心设立的五军都督府和兵部相制衡的体系已经出现裂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