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操与公孙康的第一次交锋及其的臣服
雄霸边垂的公孙康为甚么欲冒极大的风险，打算趁曹操远征时出兵偷袭邺城呢？如期说是欲先下手为强，还不如说欲报地盘丟失的复仇。一切要从山东半岛开始说起：
原袁绍势力的地方早因为战乱关系，加上黄巾贼等又再次死灰复燃，豪杰四起（见《三国志．何夔传》），已经不是地方郡兵所能控制，情况尤其严重的是青州海滨地区，张辽与长广太守何夔讨平矣平贼从钱的数千人；王营众三千余家，据昌阳县为乱，也为何夔用计平定。
建安十年正月，曹操斩袁谭，冀州平。曹操遣张辽“徇海滨”，公孙度越海所收的东莱诸县，当然也是汉司空曹操所欲收复之地。《三国志．张辽传》称柳毅等为辽东贼，因为柳毅就是公孙度之亲吏（陶元珍认为柳毅方任营州刺史，但好像还无法百分百确定他真的任营州刺史）。公孙度虽经营东莱多年，但还是不堪与张辽一起作战，张辽之破柳毅、取东莱实曹氏与公孙氏之首次战争。（张郃的“别征东莱，讨管承”应是指別讨卷土重来的管承于东莱，且发生在建安十二年、白狼山之战后，故沒参与是役。）
公孙康议袭邺城的时间，我认为未必只有是趁曹操征乌丸之时的可能，曹操在建安十一年亲征并州高幹同样是远征，而且比征乌丸更合理。因为如果是建安十二年之时，曹操正正是因为大雨导致海滨道不通，才要靠响导走荒废的旧道通柳城，公孙康要从辽东袭邺城，同样只能走旧道或海滨道，这还算是奇袭曹操吗？与曹军相遇吧？公孙康看似并沒有像孙权一样强大的船队，能载上三万步兵、骑万匹。相反，若是曹操远在并州，那就合理多了。
建安二年时，曹操只愿封快席卷江东的孙策为骑都尉，孙策欲得汉将军名号也要奉诏显忠诚、贡献方物才弄了个讨逆将军的名号；曹操表公孙度为武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大概是想借机拉拢一下，成为另一个鲜于辅、阎柔，好能拖一下袁氏的后腿吧（详见《三国志．公孙瓒传》）。但面对这从天上掉下的馅饼时，公孙度却是完全不放在眼內，说：“我王辽东，何永宁也！”还把印绶封存在武库里。
公孙康也是“恃远不服”（见《三国志．武帝纪》），不过当曹操远征三郡乌丸，于白狼山击败数万骑的乌丸、袁尚联军，边长老“皆比之冒顿”的蹋顿也被曹军阵斩，数千败兵奔辽东，陷柳城，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公孙康震惊了，曹操不远了！
有人劝曹操顺势征辽东，擒二袁之际，曹操却回答：“吾方使康斩道尚、熙首，不烦兵矣。”原来曹操是行郭嘉的故智，实行退兵让袁谭兄弟自斗的一幕。果然，曹操的企图实现了，公孙康杀二袁、辽东速仆丸（胡三省认为是辽东属国的苏仆廷，语有轻重音耳）、辽西楼班、右北平乌廷等，传其首。
诸将询问为甚么还军反会使公孙康斩送袁尚等首，曹操解释公孙康素畏惮袁尚等，若进攻反会迫使他们团结，反之他们则会自斗。公孙康这举动等同臣服于曹操，曹操也封其为襄平侯、拜左将军。（刘备这左将军何在？）“天子为其绝域，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断东夷，不得通于诸夏”也应该就是这时之事。公孙康死后，二子晃及渊幼小，众立其弟恭为辽东太守，曹丕代汉后拜其为车骑将军、假节，封平郭侯。征管宁入朝，公孙恭送至南郊，加赠服物；这与曹操征他入朝，为公孙康绝命不宣的态度，天渊之别。
公孙恭有疾，如同阉人，劣弱不能治国，当然沒有反魏的野心；魏犹有吴与蜀汉两个劲敌在侧，也乐得接受辽东的臣服。辽东臣属于曹魏的局面，直至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公孙渊上台后，才开始动摇。

四、沒有成事的一伐辽东
管宁答应回国，是因为他看到公孙恭懦弱而公孙渊有隽才，废嫡立庶早晚出乱子，果然，数年后公孙渊就夺其叔位并囚禁之。擅自立的他当然欲得魏廷承认，遂遣使表状。刘晔认为公孙氏世袭辽东太守，有山险和大海为屏障，外连胡夷，绝远难制。今若不诛后必生患，他日若有貳心时才发兵，就会很困难。不如趁其內乱，出其不意以大军压境，开设赏募，可以不用劳师动众而平定。
刘晔看人很准，公孙渊日后果反，魏也不是一出师即讨斩成功。无奈曹睿也有难处，他一登基孙权就寇江夏、襄阳，太和二年对魏来说绝对不太平：正月，司马懿攻新城杀孟达、春，张郃破马谡于街亭，迫使诸葛亮退兵、九月，魏数道征吴，曹休为陆逊败于石亭、鲜卑的轲比能以三万骑围田豫于故马邑城、十二月，诸葛亮围陈仓。
蜀汉和吴不但展开攻势，连控弦十万的轲比能也开始累寇幽、并二州，三年前才为并州刺史梁习击破，但实力犹在，田豫之围只是因阎志（阎柔之弟，素为鲜卑、乌丸所信）调解，轲比能才退兵。主力在南方对峙，北方还有强敌轲比能（注5），对辽东实是有心无力，只得承认既成的事实，拜其为扬烈将军、辽东太守；太和四年迁车骑将军（即公孙恭旧位；张郃那个可能是征西车骑将军，或与公孙渊并列左右，或《三国志．明帝纪》记载有误）。
公孙渊的貳心却要从孙权说起：孙权称帝前后，举行了一系列宣扬国威之事：遣卫温、诸葛直率万人浮海求夷洲（台湾）及亶洲（传言秦始皇遣徐福求蓬莱神山及仙药）、吕岱讨九真，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替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应该就是《梁书．诸夷传》提及的朱应、康泰出使百余国之事、公孙康死后又联络辽东。可见孙权那时，仍以鲁肃在《塌下对》提出的“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为目标。
求夷洲及亶洲一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71魏明帝太和四年中，后增“欲俘甚民以益众”一句，大概认为孙权不仅仅是只欲长生不死，增强国力弄个讨山越补兵的海外版，也是目的之一。虽最终得夷洲人数千而还，但正如陆逊与全琮所谏，风险高回报少，得不偿失（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二将最终也被问斩。但这不代表孙权终止其海上活动，下一个目标正是辽东。
据《魏略》载公孙渊的《上魏明帝表》所称，公孙康曾杀孙权使，可见江东早有航线赴辽东。江东不产马，早年诸将立功增兵时，普遍有一个比例：二千人、骑五十，可见东吴骑兵之稀少，只能靠贸易来补充。最稳定的来源是其盟友蜀汉，但她自身也有大量需求，且川马、滇马腿短，虽耐力运输是其所长，但短程冲刺力不足，不是杀敌的骑兵首选。从魏互市不是从沒发生过，但基本只是魏帝以马换取南方的珍稀珠宝，数量少且交易次数更少，犹如中彩票。开拓东北马的贸易（即司马光所记的“求马”），单就这一目的的话，孙权沒错，错也只错在风险评估与操作办法。
吴黄龙元年（魏太和三年，229年）孙权即帝后“使校尉张刚、管笃之辽东”（见《三国志．吴主传》），已开始尝试拉拢；嘉禾元年（魏太和六年，232年）三月，孙权遣周贺、裴潜渡海至辽东，故《资治通鉴》记作“数与吴通”。《告辽东、玄菟将校吏民敕》描写得更详细：“比年已来，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诳诱边民。边民无知，与之交关，长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贺浮舟百艘，沉滞津岸，贸迁有无。既不疑拒，赉以名马。”这么大的规模终为魏廷所知，辛毗曾上疏：“孙权市马辽东，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故官方的看法当然是如《三国志．田豫传》所写的“公孙渊以辽东叛”，发动海陆两路并征。
不过也有反对声音，蒋济认为若讨伐失败则是驱使为贼，应先除大害（蜀、吴）；公孙氏“累世委质，岁选计考，不乏职贡”，就算成功也所得不多，若失败还结怨失信。王叔曹植（同年十一月亡）也作《谏伐辽东表》（见《艺文类聚》卷24），意见基本与蒋济相同（得不偿失、有蜀吴在旁的观点），还劝应轻徭蒲赋，然后令贤相良将，自可平之。还有刘劭（注6）。

西汉武帝遣杨朴从齐浮渤海击朝鲜，魏青州水师就是沿其旧路。但谁领军呢？曹睿正为人选而烦恼，中领军杨暨举荐豫州汝南太守、殄夷将军田豫领兵。曾任乌丸校尉的他，还是东北当地人，是一个合适人选，但要让他统率青州诸军，名不正言不顺，唯有再次假其节以示统领权（注7）。
田豫的敌人不仅仅是公孙渊，还有吴将周贺的水师，结果下诏罢军。不过田豫料吴船将还，成山角（山东半岛最突出之地，可从此绕道往南回吴）无藏船至处，就在那里严阵以待。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果然大风起，吴船触礁飘流上岸。惊恐的吴军，当然不是以逸待劳的魏军之敌手，周贺被杀（见《明帝纪》）。具体战果或可参考《开元占经》卷十三，云：“越贼将周贺于东莱牟平之内恣杀掠，与青州刺史程喜战，射杀周贺，斩首四千余级，又生擒八千余人。”
当初诸将笑田豫空地待贼，但当有落水狗可打时争相立功，欲出海追击，田豫惧虏死战，皆不听（《明帝纪》及《吴主传》皆放在这年，《建康实录》放于明年应是误系；许嵩也把周贺与张弥算作同一批使节团）。
这一胜仗来得真是时候，曹睿刚扩建许昌宫，起景福、承光二殿，命朝士作赋。何晏的《景福殿赋》被收进《文选》卷十一內；当中有“因东师之献捷，就海孽之贿赂”一句，李善作注就认为是指田豫杀周贺一事。
青州刺史程喜沒法统下辖诸郡出征，本就不服田豫这外官，战斗期间诸多军事意见又不合，见其立功便密表进谗，指他虽立战功但军令松驰；所得珠宝器物，都发放给官兵而不交纳给官府。故田豫没有受到奖赏；孙资应是在朝中力排众议，坚持让田豫执行计划，遂进爵左乡侯。当初虞翻就认为辽东太远，求马恐无所获；孙权始思其言，欲从交州召还，可惜这谏臣已死。
至于幽州刺史王雄一路，王雄驻边是抚以恩信为主，或遣勇士韩龙刺杀轲比能，其军事能力如何，因无本传暂不清楚；《三国志．崔林传》注引《魏名臣奏》在被举荐时的赞美之词，或能作参考。不过连公孙渊本传也沒提及交战记录，应该是在行军途中已被召返。
说穿了，还是魏当时抽不出主力伐辽东：一年前诸葛亮杀张郃；是年陆逊引兵向庐江，只为满宠智退。
公孙渊急忙找帮手，孙权当然是一个成事机率高的对象，遂遣宿舒、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孙权得信后龙颜大悅，心想终于也有人向我称藩了，结果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率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钖备物，往辽东册封其为燕王，及督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县的空衔（诏书详见《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但力谏孙权別干傻事的名臣却是自丞相顾雍以下（注8），认为宠待太厚，只需遣吏兵数百护送宿舒与孙综即可；其中以元老张昭最为刚烈，道出只是惧魏讨才降，他日又重投魏，孙权就会取笑于天下。但孙权就是不听，激烈争论至孙权一度动刀子。
众人皆醒独权醉，东吴相隔太远，就算海军增援数万也需时甚久，干脆拼吞孙权的兵财，以示忠魏及解除兵锋，才是上计。公孙渊先杀持文书的使节团，后出兵攻在沓津（今旅顺附近）舶岸的余众（用兵过程详见《上魏明帝表》）。随后奉送张弥等首级，表中还称是诱敌自投，立非常功，真把自己当周鲂、孙布。
“秦始皇、汉孝武之俦”的曹睿又岂会不明白，若是真心为魏，事前为甚么不上表透露计划以示忠诚呢？只是此时被蜀汉、吴、轲比能所牵制罢了，外患若解除时，秋后算帐也不迟，青龙元年（233年）十二月，拜其为大司马、封乐浪公，持节、领郡如故来暂安其心。第一次战斗暂时告一段落。
5．田豫限制鲜卑各部一家独大的政策，224年轲比能便与其发生冲突，从此怀貳。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为其招引而起兵；233年在楼烦杀并州将苏尚、董弼，史称陉北之战。
鲜卑族战斗力强，连休屠、羯等外族也畏之：
屠各旧畏鲜卑……贼望见鲜卑，不战而走。《晋书．李矩传》
文鸯未至，（石）勒已率八千骑围续。勒素畏鲜卑，又闻文鸯至，乃弃攻具东走。《晋书．邵续传》
6．刘劭是认为要弄清孙权是否要封公孙渊为燕王一事，修德而不征。若仅看“燕王”这关键词，应该是嘉禾二年孙权遣张弥等为使后的事，再早一点也只能是公孙渊遣宿舒、孙综称藩于孙权后。田豫杀周贺后，不可能还在商议是否扣留公孙渊计吏及出兵贺，在这里本传专美得有点过。若要勉强解释，公孙渊在魏出征前已遣使称藩，不过使者十月才至吴，所以洛阳已有公孙渊受孙权燕王的传言。
7．《三国志．蒋济传》注引《战略》称其为平州刺史，不一定是误写，因为田豫也不是青州刺史，有可能是遙领的空衔。
任乌丸校尉时使节，只因以示代表国家，改任后遂还节，与将军假节不同。
8．吴丞相顾雍谏孙权曰：“公孙泉未可信，后必悔也。”权入禁中，雍后随之，顿首曰：“此国之大事，臣以死争之。”权使左右扶出。《太平御览》卷454引梁祚《魏国统》

五、毌丘俭无功而还的二伐
“破操乌林，败备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虏者，当世雄杰，皆摧其锋。”这是陆逊谏孙权之词，因为当他得知被公孙渊算计了，怒不可止，曹操、刘备及关羽都占不了我多少便宜，今天居然被公孙小子弄至贻笑天下（自裴松之开始已为历代史家所诟病）？
这是孙权少有的不理智，居然想仅派数万兵，越海远征辽东复仇？就算克服了水土不服，真的灭了据险而守的公孙渊，这隔海飞地又如何守住魏军的来犯？难道为了一口气就劳民伤财、牺牲数万将士？相传孙权曾设东仓，作遣兵伐公孙渊之用（见《读史方舆纪要．南直六．太仓城条》）。故不止陆逊，还有众多吴臣劝谏，包括薛综、陆瑁，別放弃江东根基而干傻事（详见众人各本传），连其姬妾也作疏以谏（注9）。孙权终于冷静下来，打消远征之举。
这典故除了成为谏伐、刚愎自用的教材外，居然也成为讨封的理据之一：东晋咸康七年，前燕慕容皝欲得东晋的册封，遣刘翔至建康，朝议论纷争，刘翔便谓中常侍彧弘说：“公孙渊无尺寸之益于吴，吴主封为燕王，加以九钖。今慕容镇军屡摧贼锋，威振秦、陇，（石）虎比遣重使，甘言厚币，欲授以曜威大将军、辽西王；慕容镇军恶其非正，却而不受。”（见《十六国春秋．慕容皝下》）这番话转告给晋成帝后就成事了，不错，确实要拉拢一下这后赵石虎的敌人。
对后面真正有正面影响的，就是开拓了江东至东北亚的直通航线，路线如胡三省在卷95东晋咸和九年中所说：“自建康出大江至于海，转料角至登州大洋；东北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淤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马石津即此地也。”马石津就是三国的沓津。《南齐书．东夷传》中称高丽：“乘舶泛海，使驿常通”，就是沿用孙权之旧路。
从洛阳还的公孙渊计吏对他说，魏使节团皆择勇力者、非凡人，作贼心虚的他自然联想起刺客，大军围魏使者的情况下方敢受拜。又数出恶言，使者把情况汇报给曹睿后，更加坚定其想法，外患威胁解除后，就是对公孙渊开刀之时。
公孙渊当然也知道魏使者回洛阳后，绝对不会有甚么美言，也很清楚自己正身处于各势力间平衡的微妙关系，魏才腾不出大量兵力。随著诸葛亮、轲比能之死，公孙渊当然知道这意味著甚么，总要办一点事以示忠诚。青龙四年（236年），肃慎氏献楛矢（见《明帝纪》），就是他的臣属表现：
肃慎生活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流域直至日本海的区域，遥远的肃慎贡献楛矢，一向被视作天降祥瑞，只有周武王、周公这样的圣人当政才有资格获得（注10）。肃慎去洛阳上贡献，只能取道夫余、玄菟和辽东，没有公孙渊的首肯，怎么可能实现？
可惜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在战斗，司马懿同年也献上一头白鹿，故这一场“天降祥瑞”实在不怎么样，也沒有动摇曹睿的决心（“图讨辽东”）。他以有干策的荊州刺史毌丘俭，徒为幽州刺史，加度辽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度辽将军的头衔，再加上能指挥天下名骑的三郡乌丸，曹睿的企图非常明显了。万斯同在《魏方镇年表》中，就把毌丘俭为幽州刺史之年定为青龙四年。
不知道是毌丘俭成功揣摩上意，还是急于立功，上疏称曰：“陛下即位已来，未有可书。吴、蜀恃险，未可卒平，卿可以此方无用之士克定辽东。”卫臻反对，认为犹有吴兴兵犯境，百姓疲劳，且公孙渊外抚戎夷，內修战射，偏师恐怕无功。除了偏师无功这点最终应验外，卫臻根本看不清曹睿的算盘，当然不为所纳。
诸葛亮和轲比能这两个大患已去，关中和幽、并的兵力可以解放，这时不出手解决辽东这不稳定因素外，难道等待鲜卑再出雄杰统一各族，或蜀汉再有北伐的鹰派上场后，才悔之已晚？出兵后的一年，即蜀汉延熙元年，刘禅已下诏蒋琬，说曹睿兴兵辽东，命其“总帅诸军，须吴举动，东西犄角，以乘其衅。”结果三年后，吴就有全琮略淮南、诸葛恪攻六安、朱然围樊、诸葛瑾攻柤中；蒋琬同时欲出东三郡。
最重要的还是其养子曹芳，这个正统性非常低的年幼太子：曹睿登基的前两年，孙权、诸葛亮就北伐，欺其根基不稳，他往长安备蜀汉时就有谣言云“帝已崩”，群臣推曹植继位。这切身体会再回望一下曹芳，正如仇鹿鸣先生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第一章第三节中所称：“如何为子孙留下一个较为安稳的政治局面，当是明帝晚年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蜀汉军事压力缓解的情况下，明帝不顾朝臣的反对，执意面平定辽东，当存有不遗患于子孙的政治考量。”所以问题的本质不是战与否，而是如何打。
何况当时魏已经成功拉拢高句丽，至少是能影响他的外交决策，证据就是青龙四年，可以迫使她斩孙权使胡卫等，传其首。夏侯献就曾上表称：“高句丽、秽貊与渊有仇，并为寇钞。”（见《公孙渊传》注引《魏名臣奏》）若伐辽东至少是中立，甚至可邀其出兵助战。
这时欠的只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出兵理由。景初元年（237年）七月，也就是包括自己在內的三祖之庙，建成后的一个月（毌丘俭可能就是认为曹睿因此急需战绩），借口孙权遣使与高句丽通、欲袭辽东，遣毌丘俭率诸军及鲜卑（注11）、乌丸屯辽东南界，以玺书征公孙渊。公孙渊根本不可能奉旨，二伐辽东便开始。
毌丘俭，日后这个以一万兵破两万高句丽军，屠其首都丸都山城（其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坐落在现吉林省集安市西面的丸都山上，只有南面地势稍平，故毌丘俭军“束马悬车，以登丸都”），立纪功碑（“肃慎南界”及“丸都山”碑）。据《三国史记．东川王本纪》记载，这个高句丽王口中的“魏之名将”毌丘俭，“为方阵，决死而战”，高句丽军死者一万八千余人（《梁书．东夷传》则云斩首虏万余级）；韩那奚等数十国各率种落降（见《三国志．齐王芳纪》），其军事能力绝非王雄可比。
大军压境至辽隧，当年从袁熙至辽东的右北乌丸单于寇娄敦、辽西乌丸都督王护留等人，率众五千余人降。可惜这点小利不足以改变战局，只能算是为明年司马懿扫除点障碍。毌丘俭军与公孙渊军战，不利；再加上雨季又至，连续十天大雨，辽水暴涨。
大雨不适宜进军，这是常识，泥泞的路会造成士卒的体力消耗，以及后方补给上的困难。时人局限于自然与人事有密切关联的思想中，连曹操自己都不能例外，其所著的《兵书接要》就云：“三军将行，其旗垫然若雨，是谓天露。三军失徒。将阵，雨甚，是谓浴尸。先阵者败亡。大将始行，雨而薄，不濡衣冠，是谓天泣。其将大凶，其卒散亡。”（见《太平御览》卷11）
再回想一下曹真被困于天狱的子午谷的前事，曹睿便下旨诏还。又下诏赦免为公孙渊所胁略下，而不得降的辽东将吏士，如同刘启讨平七国之乱前后的特赦，大打打心理战，为下一轮攻势造点准备。

又玄菟高句丽县有辽山，小辽水所出，西南至辽隧县，入于大辽水也。《水经注．卷14．小辽水》
一名东梁河，一名大梁水…又折而西南，至浑河（小辽水），合为小口，会辽河入于海。司马懿斩公孙渊父子于梁水之上，即此。《读史方舆纪要．山东八．太子河条》
肖忠纯先生在《古代辽泽地理范围的历史变迁》一文中分析，现发现的考古遗跡中都是在今北镇、黑山、新民、辽中、台安、盘山这范围以外；两汉也沒有县设立在这区域內，这片沼泽、湖泊、河流等共同形成、交互错杂的自然综合体早已存在。入辽基本是走绕过辽泽的南路：从无虑县出发，沿辽泽南部的外围，经险渎县东南跨越辽河，往东北至襄平。
大辽水可说是襄平的天险，只要经其入海口辽口，海船可至襄平；与小辽水的交汇点、南路必经之地的辽隧，更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就出现公孙渊军两次皆派重兵驻守这坚城的情况。顾祖禹在辽水条中，就总结了隋唐远征高丽时的景况：
“隋大业七年，伐高丽，至辽水，众军俱会，临水为大阵，高丽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济，命宇文恺造浮桥三道于辽水西岸，既成，引桥趋东岸，桥短丈余，士卒赴水接战，高丽乘高击之，为所败，乃引桥复就西岸，命何稠接桥。二日而成，诸军进战于东岸，高丽大败。明年复度辽，攻辽东城，未克。会杨玄感作乱，引还。唐贞观十八年，遣营州都督张俭等讨高丽，值辽水涨，俭等久不得济。既而车驾至辽泽，泥淖三百余里，人马不可通。诏阎立德布土作桥，军不留行。既济，即撤之，以坚士卒之心。及师还，以辽泽泥潦，遣长孙无忌将万人剪草填道，水深处，以车为梁而度。今辽地遇雨则多淖，盖天设之险矣。向来筑边墙于辽河内，东西旷绝，自广宁至辽阳，以辽河为津要，秋冬冰结，人马可以通行，易于应援。冰开时，为贼所据。则两城势孤，虽有渡船，不能猝济。”
脸已撕破的公孙渊，纵有将军纶直、贾笵等苦谏仍不听（更被公孙渊所杀，后为司马懿封其墓，显其遗嗣），遂自立为燕王，置百官有司，称绍汉元年。遣使者假鲜卑单于玺，诱其侵扰北方减轻自身压力，这还算是有实现可能的计划，但轲比能死后“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由是边陲差安，汉南少事，虽时颇钞盗，不能复相扇动矣”，终也沒成事；遣使至吴及魏更纯属是缘木求鱼。
公孙渊还真有脸向孙权求援，不马上斩使者只因羊衜建议不如做渔人，哪方失利就打那只落水狗。孙权同意，不但起兵，还对公孙渊说甚么“必与弟同休戚，共存亡”、“深为弟忧也”云云安抚其心。实际上却是迟至赤乌二年（景初三年），羊衜、郑冑、孙怡才至辽东，击魏守将张持、高虑等，虏得男女还。《晋书．宣帝纪》所云的“权亦出兵遥为之声援”，纯属是本传专美。因为正如蒋济所言，孙权已知魏有所防备，根本不会救这昔辱之者，出兵只是疑兵计，不可能深入內地交锋，最多只是“浅规”，轻兵掩袭。
公孙渊下属郭昕、柳浦等的《为公孙渊上书自直》，引用一大堆典故都是废话连篇，纵不谈前事，若真有谢罪之心，还会置百官、称绍汉元年吗？这儿戏的缓兵之计曹睿会中计才怪。鉴于毌丘俭不是镇北将军吕昭（沒有都督河北诸军事之权），仅幽州一州之力，实无力平辽东，曹睿只好从关中召当朝最强之将司马懿，动用中央军伐辽；同时下诏青、兖、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作运兵粮之用。
9．文皇帝敬其文才，诏入宫省。上欲自征公孙渊，姬上疏以谏。《世说新语．贤媛》“赵母嫁女”条注引《列女传》
余嘉钖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引李慈铭云：案文皇帝当作大皇帝，谓孙权也。
10．周武王时，（肃慎）献其楛矢、石砮。逮于周公辅成王，复遣使入贺。尔后千余年，虽秦汉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来贡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属。魏帝诏归于相府，赐其王傉鸡锦罽、绵帛。至武帝元康初，复来贡献。元帝中兴，又诣江左贡其石砮。《晋书．东夷传》
11．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晋书．慕容廆载记》
虽然这里只提及其一年后从征，但《明帝纪》既云“鲜卑、乌丸”，入居辽西的莫护跋，恐怕也不能不与“天下名骑”的乌丸一样从征，他的自主性与高句丽不同，因魏不可能有精锐也不动用的。

六、司马懿平定辽东公孙氏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孙子兵法．作战第二》
司马懿回洛阳后，曹睿面对的敌人不是公孙渊，而是要先解决中央军至辽东的消耗（《孙子》列出的种种耗费），也就是《明帝纪》中所讲的“役费难供”。《宣帝纪》就列出了两个主因：“大修宫室，加之以军旅”。与蜀汉、吴、轲比能、公孙渊最近数年的连场战争，损失兵马粮这点很好理解；
自从诸葛亮死后，曹睿变本加厉的大修宫室，情况可参考一下陈群、辛毗、杨阜、高堂隆、卫觊、董寻等人的上奏，力役繁重且令民无法耕种、消耗大量建材及奢侈品，造成对国库的沉重压力这些很好理解（还有景初元年移长安铜人至洛阳）。
辛毗奏中提及的“连年谷麦不收”，用魏征的上谏解释, 指的通常是天灾导致的结果，而非敌国的军事行动；再翻翻魏这数年“连年”的灾祸（注12），要迫使司马懿动用关中军屯的成果，从长安调五百万斛粟往饥荒的关东，可知天灾瘟疫也是“役费难供”的主因之一。
因此朝臣多认为四万兵太多，但曹睿说：“四千里征伐（《续汉书．郡国志五》云辽东只是在洛阳东北三千六百里），虽云用奇，亦当任力，不当稍计役费。”坚持以四万人行。不过魏总兵力不只有这四万，幽州刺史毌丘俭从征，鲜卑、高句丽等也出兵，还有从海路攻带方、乐浪二郡（注13）。
曹睿询问司马懿平辽方略，首先司马懿认为公孙渊不会行上计（弃城预走），若公孙渊真的像库图佐夫对拿破仑那样坚壁清野，魏军或许真应付不了严寒、补给。不过公孙渊只像应付毌丘俭那样先拒守辽水的中计，最终只是困守襄平（下计）。
司马懿认为往、还、战各需百天，休息六十天，一年时间即可平定辽东。顾炎武在《日知录．卷29．军行迟速条》就引用此例说：“此犹是古人师行日三十里之遗意”，然后再引用夏侯渊的“三日五百，六日一千”，说：“此可偶用之于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固兵家所忌也。”
何曾建议曹睿设军副，一如张耳、刘隆佐助主帅韩信、马援，主帅若有不测也有人代行职务。陶新华先生在《魏晋南朝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研究》第四章军副条中就推测何曾表中“今北边诸将及懿所督，皆为僚属”观之，军副必有监视主将的作用。曹操也曾上表：“臣闻古之遣将，上设监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所以尊严国命，谋而鲜过者也。”（见《后汉书．荀彧传》）可见魏制设副贰是常态。按《晋书．何曾传》的说法是曹睿不从；但按《明帝纪》注引《毌丘俭志记》则云他为司马懿副，事实上他也确实从征了，恐怕《晋书》所言不实。
不过曹睿也确实优待了司马懿，当他帅牛金、胡遵出发时，车驾送出西明门；又诏其弟孚、子师送至温县，赐以谷帛牛酒，敕郡守典农以下皆往会，衣锦还乡。《读史方舆纪要．河南四．虢公台条》云县西南有贺酒台。司马懿怅然有感，便像刘邦唱《大风歌》般，唱：“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最后一句算是向朝廷自白，不会据辽东为王，会班师回朝。高堂隆曾向曹睿谏：“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內”、陈矫回答曹睿：“（司马懿）社稷，未知也。”故司马懿的担扰不是无的放矢。
当年曹操北征乌丸，曾凿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注14）；司马懿也在其征途中开渠运粮，《太平寰宇记．河北道十二．深州条》就记录鲁口城乃司马懿凿滹沱入泒水而筑，越过曹操也亲临的碣石后，军至辽水；司马懿也动用海船从青州运粮，《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七．登州条》便记录黄县以北二十里有大人故城。
景初二年（238年），司马懿由并海道东进（即傍海道，见王子今先生《秦汉交通史稿》第六章第一节），在辽隧面对的卑衍、杨祚等数万步骑，公孙渊令其逆战，却为司马懿之将胡遵等所败。不过辽隧城围堑二十余里（《宣帝纪》则云南北六七十里，今从《通鉴》），攻之不易。司马懿乃多张旗帜，令军穿围，泛舟潜济以出其北，与敌营相逼，沉舟焚樑，傍辽水作长围，弃贼不顾卑衍等而向襄平。
诸将不明白为甚么不攻敌反而是作围，司马懿便解释：“贼坚营高垒，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中其计，如王邑兵败昆阳。若攻敌之不得不救（空虚的襄平），敌惧而求战，破之必矣。”结果正如司马懿所料，卑衍等恐襄平失守，被引蛇出洞，夜走，魏军在襄平西南的首山附近三战皆捷，毌丘俭无法攻克的辽隧，已为司马懿所下，进围襄平。
同一时间（六月），公孙渊已丟失乐浪和带方，《三国志．东夷传》记录倭女王遣使朝献的时间为景初二年六月，魏带方太守刘夏遣吏将其送至洛阳，这就显示刘夏已定带方郡（陶元珍认为乐浪郡当亦同时入魏军之手），可惜二人沒本传，故无法得知交战过程。轻易得手之因，大概是公孙军主力都已在辽隧、襄平之故吧。

七月，曹操面对的大雨再次出现（甘霖三十余天），辽水暴涨，虽然有可用海船自辽口至襄平城下之利，但平地水数尺，三军恐（于禁七军败沒的前事吧），欲移营。司马懿令军中敢有言徙者斩，但都督令史张静还是犯令，斩后军中乃定。公孙渊恃水，樵牧自若。诸将欲取之，司马懿皆不听。
司马陈圭问：“当年攻上庸八部并进，昼夜不息，故能十六天拔坚城，斩孟达。现在远来而更安缓，愚窃困惑。”司马懿回答：“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吾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过月，以一月图一年，安可不速？以四击一，正令半解，犹当为之。是以不计死伤，与耗粮竞赛时间（还有吴的援军）。现在贼众我寡，贼饥我饱，区区水雨尔。吾不忧贼攻，但恐贼走。今贼粮垂尽，而围落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采，会迫走贼众。贼众恃雨故虽饥困，未肯束手，吾故示无能以安抚。若取小利以惊之，不是上策。”
朝廷闻师遇雨，咸请召还，但曹睿认为司马懿临危制变，不久将擒公孙渊，故不听。辽东平定后，刘放及孙资以参谋之功进爵，封本县侯，应该也是他们支持不召还之故。
雨停后司马懿动用上土山、地道、楯（攻城之士蔽身之器）、楼车、钩梯、冲车，排除万难也要把襄平城围堵（注15），投石机、连弩如雨下，昼夜攻城。公孙渊军粮将尽，开始出现人吃人的情况，死者甚多，杨祚等投降。
八月，有长数十丈的白色长星，自襄平城西南流于东北，坠于梁水，城中震慑。因为根据天人感应学说，预示的乃是凶兆。公孙渊遣使乞降，请解围而缚。但司马懿又怎会同意，换来的只是斩首示威，又令虞松作檄文（见《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世语》），以郑伯犹肉袒牵羊而迎的典故向公孙渊施加压力，公孙渊再遣使至，司马懿明确告知其所想：“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余二事惟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
话已至此，襄平已溃，公孙渊及其子修只好率数百骑突围往东南走，但还是躲不过司马懿的追兵，就在流星坠落的梁水处斩首。胡三省就感慨：“司马懿与诸葛亮相守闭壁，若无能为者；及讨公孙渊，智计横出。鄙语有云：棋逢敌手难藏行，其是之谓乎！”
城破后，司马懿令虞松作露布；城中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以为京观。伪公卿已下皆伏诛，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又传公孙渊首至洛阳，释放公孙恭。下令欲还旧乡的中原人恣听之（注16），处理阵亡将士及老兵后班师。四郡悉平，辽东公孙氏灭亡。曹睿遣使者劳军于蓟，增司马懿封食昆阳，并前二县；毌丘俭以功进封安邑侯。
公孙渊之兄晃，公孙恭时已在洛阳当质子，早在公孙渊夺恭之位时已数陈其变，欲令魏伐辽东。当渊反时，曹睿不忍市斩，欲在狱中杀掉。廷尉高柔当然据理力争，引经据典曹睿也不为所动，因为正如胡三省所说：“帝欲杀之以绝其类，刑之于于市则无名，故欲就狱杀之。”当渊首至时，公孙晃自知必死，与其子相对啼哭。《公孙渊传》注引《魏略》其后虽云：“时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为不可”，但曹睿想把辽东公孙氏夷灭的可能性确实较大（只留下不反的、病如阉人的公孙恭），故从《通鉴》所取的《三国志．高柔传》。
12．既有所弊，易为惊扰，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此其渐不克终十也。《十渐不克终疏》
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余日，伊、洛、河、汉皆溢，岁以凶饥。《晋书．五行志上》
太和四年，关中饥。《晋书．食货志》
（太和五年）自去冬十月至此（三）月不雨……（青龙二年）四月，大疫……十一月，京都地震……（景初元年）六月，京都地震…九月，冀、兗、徐、豫四州民遇水。《明帝纪》
（青龙三年）关东饥，帝运长安粟五百万斛于京师。《宣帝纪》
13．景初二年，太尉司马宣王率众讨公孙渊，（高句丽王）宫遣主簿、大加将数千人助军…景初中，明帝密遣带方太守刘昕、乐浪太守鲜于嗣守越海定二郡。《三国志．东夷传》
《梁书．东夷传》及《东川王本纪》则云将兵千人。
14．濡水东南流，迳乐安亭南，东与新河故渎合。渎自雍奴县承鲍邱水，东出，谓之盐关口。魏太祖征蹋顿，与泃口俱导也，世谓之新河矣。《水经注．濡水》
新河的存在与否是较有争议的，嵇果煌先生认为确实存在，其考论详见于《中国三千年运河史》第七章第一节。
15．公围之北面，东面有围不合，连车置水中，积石镇其上，以鹿角塞之。
其近水沙地不得作围堑，用车轮以大弋椓穿其中，又坚轮障其前。《太平御览》卷337引司马彪《战略》
今日当将作四千人，东为三军作营堑垒，又当将斧三百枚，破树木作鹿角，塞诸邮漏处。《太平御览》卷337引《晋宣帝教》
当教诸围上守土皆作棓（棓与棒通用），人一枚，轻重长短者，各各可守，皆当头施纫挂臂，贼破，死在旦夕。邂逅冲突围，当以棓棓之。《太平御览》卷357引《晋宣帝教》
16．魏其后开始大规模移民，西晋时辽东五郡的人口，相对东汉时大幅度下降。
（景初三年）以辽东东沓县吏民渡海居齐郡界，以故纵城为新沓县以居徙民……（正始元年）以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规齐郡之西安、临菑、昌国县界为新汶、南丰县，以居流民。《齐王芳纪》
咸宁二年十月，分昌黎、辽东、玄菟、带方、乐浪等郡国五置平州。统县二十六，户一万八千一百。 《晋书．地理志上》

写的很好，非常详尽了，辽东的国力完全可以和蜀汉比一比，还有高平陵之变宣帝也是利用自己的声望赌了一把，蒋济基本上就是为了服众心用的，用完就诛杀曹爽三族了，而且那个朝议也是文过饰非的工具，那时候司马家已经掌控舆论了，高平陵之变我个人认为并非是宣帝主导的，而是他的儿子司马师，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意见了，用的是太傅的名望，但是真正策划和执行的最重要人物应该还是司马师

司马师的个人才能我认为完全不弱于宣帝，这家伙执政短短四年就让曹魏变成司马魏了，才能和心态比他弟弟强得多，而且他执政的四年是非常动荡的四年，解决了一大堆问题，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三国后期司马师综合能力我个人觉得第一位

二、公孙氏在辽东的霸权
董卓入京后，除征辟大量名士入朝外，又大搞京官外任，远在边垂的辽东也沒被董卓所遗忘（两年前太守杨终为张举所杀），他听从其部下徐荣的建议，起用与徐荣有同乡之谊的公孙度为太守。建宁二年（169年）诏举有道之士，谢弼与公孙度皆取郎中。公孙度早年名豹，刚好与玄菟太守公孙琙之子同名，故为其所爱，安排读书及娶妻。在边地中算是一个有才且有点背景的人选，故为董卓所纳（注1）。
不过和外放的韩馥、刘岱一样，眼看中土将大乱的公孙度，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最终也沒有支持过董卓政权。
公孙度终究还是郡吏出身，故为当地豪强所轻，公孙度遂借故杀掉田韶，夷灭百余家。成功立威后，名义上是汉廷辽东太守的他，已不是满足于“与诸卿（亲吏柳毅、阳仪）图王耳”的阶段，甚至效仿天子的礼仪：“立汉二祖庙，承制设坛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鸾路，九旒，旄头羽骑。”
公孙度不仅仅是满足于这些虚荣中，拓地、服夷才是其重点。尽管西有强邻公孙瓒，但史称“雄张海东，威服外夷”（见《三国志．东夷传》）的他先分辽东郡置辽西中辽郡（郝经《续后汉书．公孙度传》沒有中辽二字，辖县不明，存废时间无从考实），置太守；越海收青州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辽史．地理志二．东京道条》称辽东、玄菟二郡汉末为公孙度所据，玄菟郡大概也是这时为公孙度所占。
本受玄菟郡管辖的扶余（注2)，这时也改属辽东郡，夫余夹在鲜卑和高句丽二强之间，公孙度以同族女妻以其王尉仇台，两者也需互相支持的同盟关系结立了。汉时，夫余王安葬所用的玉匣，都预存在玄菟郡，到公孙渊被灭时，玄菟郡库仍有玉匣一具。可见公孙氏时期这一传统没有中断。
高句丽“国人有气力，习战斗”，其王伯固（山大王）也要遣兵助公孙度讨伐富山贼；《三国史记．山大王本纪》把这事放在山大王五年，即169年，但这明显是不可能发生的，因当年的玄菟太守是耿临（见《三国志．东夷传》），他讨伐高句丽并斩首数百级，伯固乃降。（《三国史记》倒是把这事提早一年）
高句丽王死后发生王位继承争执，公孙康乘机破其国，焚烧邑落。据《三国史记．山上王本纪》所载，汉献帝建安二年所立之王为山上王，名延优，乃上任故国川王男武之弟。争立失败的拔奇携妻子投靠公孙度，并以其三万兵平乱。公孙度同意，但联军为高句丽所败，拔奇因羞愧而自杀。
上述的朝鲜史料明显与《三国志》相左，陈寿的记录就是拔奇与涓奴加（《通典．边防二》则改成消奴部，乃高句丽五部之一）各将三万余口向公孙康投降，还住沸流水（今浑江）。高句丽遂攻击玄菟郡，反为公孙康所破。
若拔奇真的兵败后被其弟放一马，羞愧而自杀，那陈寿其后所记的拔奇与消奴部一同投降，压根不可能发生，金富轼偏偏也在《三国史记．故国川王本纪》中一开始就交代他死后的內乱，拔奇与消奴加各将三万口降公孙康，原封不动照抄汉文；陈寿是记作建安中的公孙康，而不是金富轼所记的公孙度，若真是建安二年之事，那陈寿应书作建安初公孙度，可见误字的机率很小，再参考金富轼居然敢把伯固助公孙度平乱放在169年，汉方史料明显更可信；当然，也不排除建安二年，公孙度遣其子康出兵的可能性，但仅限于时间这层面。
三韩（马韩、辰韩、弁韩）中的马韩“人性强勇”、辰韩“便步战，兵仗与马韩同”，桓、灵之时韩、秽强盛，郡县无法制衡，很多百姓流入韩地。建安中，公孙康（其父于建安九年亡）分乐浪郡屯有县以南的荒地，置带方郡，不但遣公孙模、张敝等收集遣民，更兴兵伐韩、秽，汉民回归，自此倭、韩受带方郡所辖。据《北史．百济传》记载，当时仍是马韩其中一国的她，公孙度以女妻之，遂成东夷强国。
这显示晚至公孙康时已有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或还有其父所分的辽西中辽郡；吴增仅认为辽东属国为公孙氏所废、王先谦认为属国的治所交黎县为公孙氏所废。或许原辽东属国之地，被公孙氏拼入辽东郡或归到辽西中辽郡內）。

公孙康的使者韩忠曾在乌丸峭王面前说：“我辽东在沧海之东，拥兵百万，又有扶余、濊貊之用”（见《三国志．牵招传》），前一句当然是胡吹，但后一句却不是无的放矢，因史称确实是“东夷九种皆服事焉”（见《晋书．地理志上．平州条》）（注3）。
公孙氏称雄东北的最大原因，除了辽东平郭县产铁能自给自足外，说穿了就是人口相对较多，陈寿记录高句丽只有区区三万戶，其附庸东沃沮更只有五千戶。马韩是由五十余国所组成的松散邦联，当中大者才万余戶，总数为十余万戶；《续汉书．郡国志五》记录东汉永和五年（140年）时仅辽东、玄菟和乐浪三郡，加起来近四十万口，辽东相对中原，战乱和灾疫较少，不计算外来人口，戶口数目基本不会有太大波伏。但黄巾之乱开始就有大量人口从青、徐二州涌入幽州，《后汉书．刘虞传》就记录有百余万口，后来公孙瓒与刘虞、袁绍的战斗，正如葛剑雄先生在《中国移民史第二卷》中的分析，又会造成部份人流入辽东；高句丽內乱就有六万口来投。
公孙渊下属郭昕、柳浦等上书曹睿，为其主自直时曾道：“郡在籓表，密迩不羁，平昔三州，转输费调，以供赏赐，岁用累亿，虚耗中国。”这说明幽州因与周围少数民族作战，长期靠邻近三州提供给养，在财政上不能自给。随著东汉中央的崩溃，边疆州郡已无法从周边获得财物，这时“度初来临郡，承受荒残，开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乌合之民，扫地为业，威震燿于殊俗，德泽被于群生”， 辽东地广人稀，这些新增的劳动力，不但解决了温饱，还有兵役人口（包括五部蛮夷）。
那么，公孙氏可动用之兵力大概有多少呢？曹操遣凉茂为乐浪太守，但这汉官反为公孙度拘留，（泰山太守的他转为乐浪太守，应该是走海路，若属实则可证乐浪已为公孙度所占；陶元珍在《辽东公孙氏事迹杂考》也认为公孙度已有乐浪郡）凉茂虽不屈但也只能长留辽东。曹操远征，公孙康（注4）欲发步卒三万、骑万匹袭邺，凉茂反对并称将军拥十万之众；公孙康欲动用的兵力不可能是他的全部家当，而凉茂留在辽东也有一段日子，辽东的实力他大概也能摸清，毕竟他已有资格参与这种机密会议。《文选．卷43》收录了孙楚的《为石仲容（石苞）与孙皓书》，信中称公孙渊“自以为控弦十万，奔走足用”，也呼应了辽东上限十万兵的可能。
注1．公孙度未必乃董卓任命，《三国志．管宁传》注引《傅子》说管宁在辽东三十七年，而他是在黄初四年（223年）为曹丕所征还，三十七年前即中平四年，也就是杨终被杀之年。管宁是闻公孙度令行于海外才往辽东，这表示公孙度不是董卓把持朝政（中平六年）后才为太守。
但《傅子》误多算一两年的可能性更大（仅错一个“七”字）。因为本传交代公孙度为太守的因果关系太明确了，单董卓任命可能是写错人名，但是受同郡的徐荣就不可能弄错了。若不是董卓把持朝政之时，董卓这并州刺史，別说有沒有资格举荐幽州二千石，董卓为甚么要举荐一个无利害关系的人为边垂太守？何况也有陈寿的“凡五十年而灭”之词为佐证。
2．《三国志．东夷传》说夫余“国有故城名秽城，盖本秽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论衡》、《魏略》记载的夫余始祖东明自橐离国出逃的故事，皆可证明夫余国土著为秽貊，统治者为夫余人。
3．所谓的东夷九种，《后汉书．东夷传》开宗明义的列出：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其实就是对东方异族的泛称，一般包括：高句丽、夫余、秽貊、东沃沮、三韩、挹娄（肃慎）、倭。
4．曹操在建安九年八月始得邺，后半年一直沒有远离冀州（远征）；而公孙度则死于九年。《牵招传》更直接透露曹操将征袁谭前，辽东太守已为公孙康，即公孙度当时已死的信息。凉茂劝公孙氏不能与汉廷的曹操为敌，故也排除公孙度是欲袭袁尚的邺城之可能，故应是康误作度。

七、战后影响
魏平辽东后，对东北亚有即时性的重大影响，因为各国无论是想争霸或者争盟友，考虑的对象是由公孙渊变成魏。其中以有內外部压力的邪马台国最为积极，故魏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连同大使难升米也获得率善（注17）中郎将，假银印青绶。日本从海路至带方，再走陆路至中原的中日外交再次开通。卑弥呼死后发生內乱，台与（注18）继位才平息纷争。魏使至后，献上奴隶、珍珠、异文杂锦。
短短九年间入贡五次，对比东汉时，密度明显增加很多，且还出现魏使建忠校尉（注19）梯俊至倭，拜假倭王的状况，为前世所沒有。这说明双方在东北亚互相需要对方，魏也欲联合倭来牵制高句丽、三韩等。这贡聘不绝的情况，在司马昭为相国时，倭使又数至（见《晋书．东夷传》）。
历年所赠的若干枚铜镜，现在日本各地也发掘出不少铭文为魏年号的铜镜，比方1994年在京都北部大田南古坟群五号坟出土的青龙三年铭方格规矩四神镜，为考古学留下不少可研究的题材。但据王仲殊先生多篇论文考证（详见其著作《古代中国与日本及朝鲜半岛诸国的关系》），以中国境內出土的铜镜对比，并无日本出土的样式：三角缘神兽镜。铅同位素比率测定为日本本土矿场，故认为景初三年镜等是来自吴的铸镜师东渡至日后在当地所铸，极有参考价值。
高句丽当时的势力范围，当如卢泰敦先生在《高句丽史研究》第二章第一节所分析：“高句丽国在扩张过程中，很多具有小国或部落性质的集团被逐一编入其势力之下。比如，沃沮、东秽、梁貊、肃慎这一属于靺鞨系统的部分部落。”
其蠢蠢欲动，《三国志．东夷传》记录正始三年（242年）寇辽东郡西安平；《毌丘俭传》则称“高句丽数侵叛”，终于在正始五年（244年）（王国维根据《毋丘俭纪功碑》考证）发生毌丘俭军大破高句丽，屠其都。江统在《徒戎论》中称，其国有“戶落百数”之民被迁徒至荥阳；
高句丽王所奔至的东沃沮（丁谦在《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附鱼豢魏略西戎传地理考证》中，认为发生在咸镜道北之图门江）也同为魏军所破；
夫余则提供军粮予魏；
秽族不耐侯等举邑降，从此乐浪和带方二郡“有军征赋调，供给役使，遇之如民”；
《三国史记．古尔王本纪》记录与公孙氏曾有姻亲关系的百济，乘虚袭取乐浪边民，乐浪太守刘茂怒，古尔王恐见讨，遂还其民。
但未能重挫高句丽，或者说不久又复原：据《三国史记．西川王本纪》所载，280年时，又任命贾达为“知內外兵马，兼统领梁貊、肃慎诸部落”，可见其势力范围沒被动摇。
战争史的影响，除了前述顾炎武在引用司马懿为例，表述行军速度外，《百战奇法．整战》列出定义后：凡与敌战，若敌人行阵整齐，士卒安静，未可轻战，伺其变动击之，则利。法曰：“无邀正正之旗。”就用司马懿不攻辽隧、偷渡辽水待敌为例子；
《百战奇法．必战》则应用整次平辽东之役：凡兴师深入敌境，若彼坚壁不与我战，欲老我师，当攻其君主，捣其巢穴，截其归路，断其粮草，彼必不得已而须战，我以锐卒击之，可败。法曰：“我欲战，敌虽深沟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
司马懿回答陈珪时就点出了速攻孟达和缓攻公孙渊的本质分別，这为后人提供了经验之谈（速攻孟达也是经典战例之一，被收进《速战篇》）。此两役连李世民也赞曰：“观其雄略内断，英猷外决，殄公孙於百日，擒孟达於盈旬，自以兵动若神，谋无再计矣。”

公孙氏虽灭，可惜并不能为曹魏带来悠长的国祚，因为曹睿死得太快，景初三年（239年）正月就驾崩，时年仅仅三十六岁。宗亲并沒有卓越的成员堪当辅政大臣（钟会所评的“才同陈思、武类太祖的曹髦”还要在两年后才出生）；养子曹芳来历不明且幼弱，加上曹睿本人的托孤技巧还比不上孙策与刘备，司马懿也不是霍光（陈矫曾评其“社禝，未知也”），这令曹魏的未来蒙上浓浓阴影。
另一方面，平定辽东令司马懿在魏朝的声望达至顶峰，曹芳就下诏称他：“南擒孟达，西破蜀虏，东灭公孙渊，功盖海內”，并迁为太傅。其自身威望及功业成为有力的因素，拉拢曹魏元老，特別是蒋济这个非司马懿党羽（注20），间接为高平陵之变埋下伏线。
虞松，这个日后引导司马师见招拆招，让司马氏如何从东关大败的阴影中，在合肥新城之役中击败诸葛恪二十万大军的谋主，就是这役为司马懿赏识，对司马家效忠实在离不开此役的关系；还有胡遵子胡奋，是役从征，为白衣侍从，“甚见接待”，还为校尉。淮南三叛时，其军斩诸葛诞。这恐怕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吧？
司马懿平辽东也成为晋室夸耀先祖功业的事件之一，《晋书．乐志下》就收录了《征辽东》：征辽东，敌失据，威灵迈日域。公孙既授首，群逆破胆，咸震怖。朔北响应，海表景附。武功赫赫，德云布。
同卷载晋鼙舞歌五篇中的《天命篇》中，就有一句提及是役：“东征陵海表，万里枭贼渊。”
曹丕在黄初五年颂布“初命谋反大逆乃得相告”后，公孙晃案是首宗案例，理论能研究谋反罪中的兄弟连坐情况，但魏晋间鉴于其政治环境，当权者的取态才是最重要。像钟会案，由于发生在禅代期间，司马昭当然想争取士族之心，自然找理由赦免；杨骏案发生在八王之乱，贾党欲斩草除根，哪怕杨珧、杨济拿出钟会案和事前告知司马衷并得许诺为由，仍然难逃一死。借鉴一下行汉律的蜀汉，才知道钟毓才是幸运儿。糜芳降敌可说是直接导致关羽败死，谋反若罪不及兄，糜竺面缚请罪、刘备大度不追究自然也无从说起。
17．率善又名守善，为魏、晋授予四周外族官职的称号。诸韩中也有不少魏的率善邑君、归义侯、中郎将、都尉、伯长，现发掘出不少这类官印。
18．《三国志》虽记为“壹”，但《梁书．诸夷传》、《北史．倭国传》、《太平御览》卷782皆为“台”，只因“臺”与“壹”字形相近之故。
19．据大庭修先生在《秦汉法制史研究》第四篇第三章第三节考辨，“建中”含义不清，应是如同建忠将军般，故实为“建忠”之误。《日本书纪．神功皇后纪》四十年注引《魏志》也是书“建忠”二字。
20．楚王玮将害汝南王亮等也。公孙宏说玮曰：“昔宣帝废曹爽，引太尉蒋济参乘，以增威重。大王今举非常事，宜得宿望，镇厌众心。司徒王浑宿有威名，为三军所信服，可请同乘，使物情有凭也。”《晋书．王浑传》
可见晋人就是把成功拉拢蒋济，视为高平陵之变的胜负关键之一。但他既不受司马懿封赏，且为失信予曹爽一事已內疚，不能看成司马懿之党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