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商人群体探源
愈来愈多的历史资料表明， 张家口堡的诞生与明代长城沿线的 “九边设置” 密切相关， 甚至与 “明长城” 的功能转换有密切关系。 而张家口 “市圈” 的诞生， 则可以充分肯定与隆庆年间的 “宣大议和” 又有最直接的关系。 从这一意义上讲， 张家口几乎就是明清国家处理蒙汉民族关系的直接产物。
伴随着明代隆庆朝的 “宣大议和” 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张家口急速发展的历史序幕也从此而揭开———在短短的300年里，张家口由一个小小的聚落，快速发展成能做为省会治所的城市， 在同时代的整个华夏大地上， 也只有上海、 天津、 呼和浩特能与之相提并论。 然而正是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也直接导致了张家口历史文献的严重缺失， 历史轨迹的模糊，很多历史课题需要探究， 特别是做为张库商道的发源地， 张家口经济史方面的研究空间很大。 现就张家口市圈商人群体进行一下学术上的初浅探源。
张家口从诞生到宣德修筑堡城开始， 可以看作是它的发轫和滥觞阶段。这一时期，张家口的商贸情况，并不很清晰。 纵然有商人出现也属于零星， 因为这一时期的张家口在宣大的军备体系中是微不足道的。 甚至可以说， 即便从宣德元年国家将张家口列为了军事城堡， 一直到嘉靖朝后期的几十年间， 张家口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 “武城”，城中的人口基本属于 “军士和屯垦居民”，纵然有商人，也断然不会作为群体有所作为。
至于一些学者将山西商人活跃在张家口的历史时间界定在洪武年间的 “开中制”，显然是不妥当的。抑或说开中制对于山西商人整体发展有机遇性的帮助，但是就其空间情况而言， 最多涉及当时的宣化镇、 大同镇、 山西镇 （宁武） 等的镇、 卫所， 所谓的洪武年间的 “九边开中”，根本与张家口没有直接关系。这一时期，张家口最多是 “地名”，恐怕连 “聚落”还未形成。 大胆推断： 张家口早期的聚落形成， 应当与明代中期推行的 “军屯”和 “商屯”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张家口人口有机构成发生较大变化的时间阶段，也即， 在张家口的商人以群体性的情形出现的时间节点，基本可以锁定在嘉靖朝最后几年，到隆庆朝的二、三十年间， 张家口长城外开始设立 “互市” 是根本性的动因。有关张家口商人群体的历史文献，相当零散，线索性地给出一二。
———隆庆四年 (1570) 正月， 诏令王崇古统辖宣府、 大同、 山西地区的军务， 当时， 从嘉靖辛丑(1541) 开始， 蒙古鞑靼骚扰边关长达三十余年， 边防大臣因为失利而被治罪的人很多， 边患成为朝廷最关键问题。 王崇古上任伊始， 恰遇鞑靼内部失和， 于是有了处理边事的新契机。 王崇古及时地提出 “议和互市”的设想。上奏朝廷： 《确议封贡事宜疏》 等,具体内容包括进一步解决与俺答汗关系的八条建议， 关于朝贡和边地互市的具体措施和保障措施各四条。 几经周折， 在张居正、 张四维等的协助下， 从而使明蒙双方终于在1571年实现了议和，史称 “隆庆议和”。
———“隆庆议和” 的核心是 “互市”， 所谓 “互市”，或者说 “马市”是明朝官、民与蒙古族等游牧民族在北部边境所进行的贸易活动， 以马匹为主要交易对象， 故名。 马市分官市和民市。 从官市来说， 交易由官吏主持， 军队驻守保护。 朝贡贸易时余留在长城外的商队所带的贡外马匹就在马市交易。 官府收买马匹需要本金， 对守市的官兵和对方的使臣还要犒赏。实际运作中， 马市的马价是具体参加交易的人们相互之间的讨价还价， 往往是有经验有经济实力的商人，他们利用官府的资金， 也挟带自己的资金， 卖出各种手工制品和日用生活品， 买进马匹。 马匹优先供应边镇军需， 余下的即可贩卖到内地交易。 所以， 马市实际上是朝贡贸易的一种延续和补充。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是官方贸易， 但商民们也参与其中了。 “隆庆议和” 规定： 互市每年举行一次， 互市市场设立在大同得胜堡、 宣平堡、 宣府张家口、 山西水泉营 （到1587即万历15年， 明政府先后在长城沿线开设马市13处）。 还规定， “官市毕， 听民私市”。 通俗地说，“隆庆议和”实际上就是解决 “蒙汉之间互通贸易”问题。 隆庆皇帝批准王崇古的奏本之后， 王崇古便以宣大总督的身份， “广招商贩，听令贸易”。当时互市市场上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辏塞下，所征的市税还解决了犒赏支出。 因为互市三镇中有两镇在山西， 而宣府张家口离山西也很近， 所以山西商人中稍有实力者，都是马市交易的真正主人。易言之，山西商人是隆庆议和的最大受益者， 理所当然， 隆庆议和也就成为了张家口商人群体的起点。
———万历九年 （1581年）， 有 《创修玉皇阁碑记》现存， 碑记内容开始涉及到了 “在张家口从事互市活动的商人和商号”的情况。
———在万历四十六年 《创修文昌阁碑记》 中， 则明确载有： 山西商人定居张家口下堡， 并积极营建堡内庙宇的事实。
———顺治八年， 清廷赐张家口的山西商人为 “八大皇商” 是山西商人在张家口开始垄断的标记。 “八大皇商”，毫无疑问是山西商人，然而，不无遗憾，目前学术研究对 “八大皇商”的籍贯所在的具体州、县、乡镇村庄却并不很清晰， 不过， 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形是： 在汾河谷地的榆次、 太谷、 祁县、 清徐、文水、 汾阳、 孝义、 介休一带， 直到现在， 依然可考的 “村堡” 却有100余个， 其形制、 布局等几乎与目前张家口地区的 “村堡” 一模一样。 更为重要的是，其营建时间也在嘉靖至乾隆朝之间。 这一有趣的宏观现象， 与晚明早期山西商人在张家口密切相关， 也与“八大皇商”有最为直接的关系。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晋中地区所保存完好的 “晋商大院”，几乎没有一家的营建，不与当时在张家口，或者在口外经商直接相关。 因此说， 晋中商人的迅速崛起几乎与张家口的城市化进程保持相同的步伐。 有人将张家口称之为 “晋中商人的福地”，其实，更应当反过来说， 晋中商人是推动和发展张家口最大的动力。直到现在， 在张家口堡子里还保留着祁县、 太谷、 汾阳、 榆次等地以 “县籍” 为群体的商人会馆遗迹。 这一特别的情形， 在中国会馆史上， 也是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
———乾隆十六年 《重修碑记》 （市圈的关帝庙，也叫财神庙），碑记中追溯：清初张家口的来远堡是由明代的 “市圈” 迁建、 重建而成的说法， 同时， 记有山西商人踊跃捐输维修市圈关帝庙的内容。
———乾隆十八年， 在北京的汾阳会馆重修 （该会馆创建于晚明），会馆中立有一块碑记，是当时在张家口的汾阳籍十二家字号的独立捐输碑， 虽然没有载明字号行当， 但是， 结合最近发现的大量的山西商人的文献来看， 从晚明开始一直到民国外蒙独立， 汾阳商人始终在草原皮毛业方面独领风骚， 尤其在经营高档皮毛方面具有绝对的垄断。 外蒙古档案馆、 台湾故宫博物院、 蒙藏委员会所保存的乾嘉时期的恰克图、 库伦档案中， 最为清晰地表明： 当时在恰克图、 库伦的商人籍贯95%是山西商人， 而其中80%则是汾阳籍贯商人。 几乎同时， 目前在汾阳村及其周边县的庄庙宇中的碑刻上， 不时可以发现从张家口字号募化和捐输银两的记载。 民国时期十月革命、 外蒙独立， 最后一批从俄罗斯、 恰克图、 库伦撤回的汾阳商人， 曾经找到当时的山西省长阎锡山，请求予以帮助，讨回欠款，无奈阎锡山也爱莫能助。 总之， 愈来愈多的大量的文献证据表明： 汾河谷地的太原府、 汾州府商人伴随着张家口市圈始终，而汾阳商人最值得关注。
———乾隆十八年、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四十二年，有关山西茶商与张家口的关系的情况， 分别被记录在不同版本的山西商人的 《茶规》 中， 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关于茶叶转输的情况， 又以碑刻的形制， 刻立在大运河的北端码头———通州张家湾的山西会馆中。 立碑的原因是整顿张家湾到张家口茶叶转输的秩序， 举凡发货到东口的茶货和字号， 必须以 “挨帮”、 “轮次” 的方式， 有序进行。 山西商人活跃在张家口的情形，可见一斑。
———乾隆以来，出现在库伦、恰克图的山西商人留下了极其大量的账册、书信、契约文书以及实物遗存，代际传承，前赴后继，曾经有过成百上千的字号，所有这些字号基本上是从张家口大镜门开始踏上茫茫草原，张家口是这些字号的 “大本营”，至少是 “前哨站”，抑或，就是长达两个世纪茶叶贸易的整装待发的出发地。习惯上也将由张家口抵达库伦的商路，称之为 “张库大道”。
总之， 结合多年来的民间文献整理工作， 目前业已从现存的文献中， 整理、 考订出有关山西商人在张家口出现过的各类字号18000余家， 出现时间最早在康熙年间， 但数量很少。 不足100家， 极其大量的字号出现时间在乾隆朝，这一情况与全国性的情形一样，商业字号普遍地出现在庙宇营修的碑刻上的时间也基本在这一时期。 即便如此， 也足以说明山西商人与张家口发展历史轨迹的密切关系。
（本文是河北省2016年社科重点项目———《张家口：清代前中期中国金融中心》阶段性成果摘要）
愈来愈多的历史资料表明， 张家口堡的诞生与明代长城沿线的 “九边设置” 密切相关， 甚至与 “明长城” 的功能转换有密切关系。 而张家口 “市圈” 的诞生， 则可以充分肯定与隆庆年间的 “宣大议和” 又有最直接的关系。 从这一意义上讲， 张家口几乎就是明清国家处理蒙汉民族关系的直接产物。
伴随着明代隆庆朝的 “宣大议和” 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张家口急速发展的历史序幕也从此而揭开———在短短的300年里，张家口由一个小小的聚落，快速发展成能做为省会治所的城市， 在同时代的整个华夏大地上， 也只有上海、 天津、 呼和浩特能与之相提并论。 然而正是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也直接导致了张家口历史文献的严重缺失， 历史轨迹的模糊，很多历史课题需要探究， 特别是做为张库商道的发源地， 张家口经济史方面的研究空间很大。 现就张家口市圈商人群体进行一下学术上的初浅探源。
张家口从诞生到宣德修筑堡城开始， 可以看作是它的发轫和滥觞阶段。这一时期，张家口的商贸情况，并不很清晰。 纵然有商人出现也属于零星， 因为这一时期的张家口在宣大的军备体系中是微不足道的。 甚至可以说， 即便从宣德元年国家将张家口列为了军事城堡， 一直到嘉靖朝后期的几十年间， 张家口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 “武城”，城中的人口基本属于 “军士和屯垦居民”，纵然有商人，也断然不会作为群体有所作为。
至于一些学者将山西商人活跃在张家口的历史时间界定在洪武年间的 “开中制”，显然是不妥当的。抑或说开中制对于山西商人整体发展有机遇性的帮助，但是就其空间情况而言， 最多涉及当时的宣化镇、 大同镇、 山西镇 （宁武） 等的镇、 卫所， 所谓的洪武年间的 “九边开中”，根本与张家口没有直接关系。这一时期，张家口最多是 “地名”，恐怕连 “聚落”还未形成。 大胆推断： 张家口早期的聚落形成， 应当与明代中期推行的 “军屯”和 “商屯”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张家口人口有机构成发生较大变化的时间阶段，也即， 在张家口的商人以群体性的情形出现的时间节点，基本可以锁定在嘉靖朝最后几年，到隆庆朝的二、三十年间， 张家口长城外开始设立 “互市” 是根本性的动因。有关张家口商人群体的历史文献，相当零散，线索性地给出一二。
———隆庆四年 (1570) 正月， 诏令王崇古统辖宣府、 大同、 山西地区的军务， 当时， 从嘉靖辛丑(1541) 开始， 蒙古鞑靼骚扰边关长达三十余年， 边防大臣因为失利而被治罪的人很多， 边患成为朝廷最关键问题。 王崇古上任伊始， 恰遇鞑靼内部失和， 于是有了处理边事的新契机。 王崇古及时地提出 “议和互市”的设想。上奏朝廷： 《确议封贡事宜疏》 等,具体内容包括进一步解决与俺答汗关系的八条建议， 关于朝贡和边地互市的具体措施和保障措施各四条。 几经周折， 在张居正、 张四维等的协助下， 从而使明蒙双方终于在1571年实现了议和，史称 “隆庆议和”。
———“隆庆议和” 的核心是 “互市”， 所谓 “互市”，或者说 “马市”是明朝官、民与蒙古族等游牧民族在北部边境所进行的贸易活动， 以马匹为主要交易对象， 故名。 马市分官市和民市。 从官市来说， 交易由官吏主持， 军队驻守保护。 朝贡贸易时余留在长城外的商队所带的贡外马匹就在马市交易。 官府收买马匹需要本金， 对守市的官兵和对方的使臣还要犒赏。实际运作中， 马市的马价是具体参加交易的人们相互之间的讨价还价， 往往是有经验有经济实力的商人，他们利用官府的资金， 也挟带自己的资金， 卖出各种手工制品和日用生活品， 买进马匹。 马匹优先供应边镇军需， 余下的即可贩卖到内地交易。 所以， 马市实际上是朝贡贸易的一种延续和补充。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是官方贸易， 但商民们也参与其中了。 “隆庆议和” 规定： 互市每年举行一次， 互市市场设立在大同得胜堡、 宣平堡、 宣府张家口、 山西水泉营 （到1587即万历15年， 明政府先后在长城沿线开设马市13处）。 还规定， “官市毕， 听民私市”。 通俗地说，“隆庆议和”实际上就是解决 “蒙汉之间互通贸易”问题。 隆庆皇帝批准王崇古的奏本之后， 王崇古便以宣大总督的身份， “广招商贩，听令贸易”。当时互市市场上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辏塞下，所征的市税还解决了犒赏支出。 因为互市三镇中有两镇在山西， 而宣府张家口离山西也很近， 所以山西商人中稍有实力者，都是马市交易的真正主人。易言之，山西商人是隆庆议和的最大受益者， 理所当然， 隆庆议和也就成为了张家口商人群体的起点。
———万历九年 （1581年）， 有 《创修玉皇阁碑记》现存， 碑记内容开始涉及到了 “在张家口从事互市活动的商人和商号”的情况。
———在万历四十六年 《创修文昌阁碑记》 中， 则明确载有： 山西商人定居张家口下堡， 并积极营建堡内庙宇的事实。
———顺治八年， 清廷赐张家口的山西商人为 “八大皇商” 是山西商人在张家口开始垄断的标记。 “八大皇商”，毫无疑问是山西商人，然而，不无遗憾，目前学术研究对 “八大皇商”的籍贯所在的具体州、县、乡镇村庄却并不很清晰， 不过， 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形是： 在汾河谷地的榆次、 太谷、 祁县、 清徐、文水、 汾阳、 孝义、 介休一带， 直到现在， 依然可考的 “村堡” 却有100余个， 其形制、 布局等几乎与目前张家口地区的 “村堡” 一模一样。 更为重要的是，其营建时间也在嘉靖至乾隆朝之间。 这一有趣的宏观现象， 与晚明早期山西商人在张家口密切相关， 也与“八大皇商”有最为直接的关系。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晋中地区所保存完好的 “晋商大院”，几乎没有一家的营建，不与当时在张家口，或者在口外经商直接相关。 因此说， 晋中商人的迅速崛起几乎与张家口的城市化进程保持相同的步伐。 有人将张家口称之为 “晋中商人的福地”，其实，更应当反过来说， 晋中商人是推动和发展张家口最大的动力。直到现在， 在张家口堡子里还保留着祁县、 太谷、 汾阳、 榆次等地以 “县籍” 为群体的商人会馆遗迹。 这一特别的情形， 在中国会馆史上， 也是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
———乾隆十六年 《重修碑记》 （市圈的关帝庙，也叫财神庙），碑记中追溯：清初张家口的来远堡是由明代的 “市圈” 迁建、 重建而成的说法， 同时， 记有山西商人踊跃捐输维修市圈关帝庙的内容。
———乾隆十八年， 在北京的汾阳会馆重修 （该会馆创建于晚明），会馆中立有一块碑记，是当时在张家口的汾阳籍十二家字号的独立捐输碑， 虽然没有载明字号行当， 但是， 结合最近发现的大量的山西商人的文献来看， 从晚明开始一直到民国外蒙独立， 汾阳商人始终在草原皮毛业方面独领风骚， 尤其在经营高档皮毛方面具有绝对的垄断。 外蒙古档案馆、 台湾故宫博物院、 蒙藏委员会所保存的乾嘉时期的恰克图、 库伦档案中， 最为清晰地表明： 当时在恰克图、 库伦的商人籍贯95%是山西商人， 而其中80%则是汾阳籍贯商人。 几乎同时， 目前在汾阳村及其周边县的庄庙宇中的碑刻上， 不时可以发现从张家口字号募化和捐输银两的记载。 民国时期十月革命、 外蒙独立， 最后一批从俄罗斯、 恰克图、 库伦撤回的汾阳商人， 曾经找到当时的山西省长阎锡山，请求予以帮助，讨回欠款，无奈阎锡山也爱莫能助。 总之， 愈来愈多的大量的文献证据表明： 汾河谷地的太原府、 汾州府商人伴随着张家口市圈始终，而汾阳商人最值得关注。
———乾隆十八年、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四十二年，有关山西茶商与张家口的关系的情况， 分别被记录在不同版本的山西商人的 《茶规》 中， 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关于茶叶转输的情况， 又以碑刻的形制， 刻立在大运河的北端码头———通州张家湾的山西会馆中。 立碑的原因是整顿张家湾到张家口茶叶转输的秩序， 举凡发货到东口的茶货和字号， 必须以 “挨帮”、 “轮次” 的方式， 有序进行。 山西商人活跃在张家口的情形，可见一斑。
———乾隆以来，出现在库伦、恰克图的山西商人留下了极其大量的账册、书信、契约文书以及实物遗存，代际传承，前赴后继，曾经有过成百上千的字号，所有这些字号基本上是从张家口大镜门开始踏上茫茫草原，张家口是这些字号的 “大本营”，至少是 “前哨站”，抑或，就是长达两个世纪茶叶贸易的整装待发的出发地。习惯上也将由张家口抵达库伦的商路，称之为 “张库大道”。
总之， 结合多年来的民间文献整理工作， 目前业已从现存的文献中， 整理、 考订出有关山西商人在张家口出现过的各类字号18000余家， 出现时间最早在康熙年间， 但数量很少。 不足100家， 极其大量的字号出现时间在乾隆朝，这一情况与全国性的情形一样，商业字号普遍地出现在庙宇营修的碑刻上的时间也基本在这一时期。 即便如此， 也足以说明山西商人与张家口发展历史轨迹的密切关系。
（本文是河北省2016年社科重点项目———《张家口：清代前中期中国金融中心》阶段性成果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