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词学成就
　　龙榆生于 1934 年 4 月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正式界定词学内涵，并提出词学研究的八个方面。他在图谱之学、音律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这五项清代传统词学成就的基础之上，又提出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三个有待于开拓的领域，这是当年引导词学界前进方向的一篇宏文，而龙榆生本人毕生治词，范围也不出乎此。今从四方面加以评述。
1、整理词籍，创办词刊
　　晚清以来，词籍的校勘整理蔚为大观。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朱彊村《彊村丛书》、吴昌绶《双照楼景刊宋元明本词》皆广搜博采，其中尤以《彊村丛书》细大不捐，成就斐然。然《彊村丛书》收罗词籍仅至元代，按照朱彊村的思路，必然要顺着时代而下，校辑整理明清两代词。当时朱的友人况周颐辑有《历代词人考鉴》，也至元代为止，因明词无多，难以继续。况的门人武进赵尊岳（叔雍）继承其师事业，自 1924 年起搜辑明词，并立志于完成明词汇刊。（赵尊岳。明词汇刊卷首[M]。出版说明。）在这种大的学术背景下，由叶恭绰提议、朱彊村任总纂，于 1929 年在上海成立了《清词钞》编纂处。龙榆生以最年少的学人得以参与此事，见到了许多罕见的清代词集。因为这层渊源，龙榆生一生校词主要集中在清代，而且是从晚清近代词入手，上溯至清初的。
　　1931 年 12 月 30 日，朱祖谋逝世。卒前以遗稿及生平校词朱墨双砚相授，并吩咐曰：“吾未竟之业，子其为我了之。”龙榆生秉承遗命，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仍孜孜不倦，躲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一个地下室里，费了几个月的工夫，校辑刊印了《彊村遗书》。《遗书》分内外两编，内编是朱彊村生前已经写定的稿件，包括《云谣集杂曲子》一卷，《词蓟》一卷，《梦窗词集》（四校定本）一卷，《沧海遗音集》十三卷及《彊村语业》三卷、《彊村弃稿》一卷；外编是龙榆生所辑录者，包括《彊村词剩稿》二卷、《彊村集外词》一卷。此外，还收辑附录有《归安埭溪朱氏世系》、朱祖谋《行状》、《墓志铭》及《彊村校词图题咏》一卷，保存了朱彊村及其友人沈曾植、裴韵珊、李孟符、夏孙桐、曾习经、曹元忠、王国维、张尔田、陈洵等词学活动的大量珍贵文献，可与《彊村丛书》相辅相成，前后辉映。
　　1933 年至 1936 年，龙榆生在叶恭绰等人资助下，创办《词学季刊》，前后共出版十一期，后因抗战爆发而不得不停刊。这是第一份词学专门刊物，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份，内容分论述、专著、遗著、辑佚、词录、图画、佥载、通讯、杂缀等九项，受到了整个词学界的广泛支持。就作者而言，除已逝的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诸人外，还有吴梅、夏敬观、叶恭绰、冒广生、张尔田、易大庵、邵瑞彭、王易、赵尊岳、夏承焘、唐圭璋、俞平伯、詹安泰、卢冀野、缪钺等，几乎囊括当时词学界所有中坚力量。这份刊物，广泛团结词界同仁，促进词学交流，保存词学文献，有力地促进了词学研究的系统性、规模化。而且龙榆生本人必定于每期刊物上撰写一篇论文，倡导风气。叶恭绰称其“主持东南风会”（叶恭绰。广箧中词[M]。“龙沐勋”条评语。见附录。评论资料。），就是指《词学季刊》所取得的影响而言的。这一阶段，龙榆生校辑整理了今释澹归《遍行堂集词》、劳纺《织文词稿》及《彊村老人评词》、《大鹤山人词话》等，皆刊于《词学季刊》。
　　1940 年至 1945 年，龙榆生寓居白下，生活较以前稳定，便开始倾全力于词学事业。完成了《重校集评云起轩词》，并计划校刻《沧海遗音续集》。文廷式是江西萍乡人，与龙榆生父亲龙赓言系同榜进士。所著《云起轩词》规模苏辛，气度豪迈，在清末异军突起，别树一帜。其词学理论与龙榆生相仿佛，故龙榆生孜孜为其整理遗稿。龙榆生还整理出版了文廷式的其它著作如《纯常子枝语》等，当时钱仲联撰《文廷式年谱》，资料上就得到了龙榆生的大力资助。《沧海遗音续集》是承《彊村遗书》中《沧海遗音集》而来，是将《沧海遗音集》十一位作者中仍在世的几位如张尔田、夏孙桐、陈曾寿、陈洵的新作词集加以校辑出版。《续集》后仅能完成张尔田的《遁庵乐府》，而夏孙桐的《悔龛词续》、陈曾寿的《旧月簃词》续稿、陈洵的《海绡词》卷三等未能及时刊行，因为龙榆生当时已身陷囹圄。
　　同时，龙榆生在南京创办了《同声月刊》，该刊编辑体例类同于《词学季刊》，但内容不限于词。由于社会政治环境大异，稿件来源及水准已远不如前。但在龙榆生苦心经营之下，仍有不少名家如冒广生、夏敬观、俞陛云、张尔田等坚持为之撰稿，不仅如此，《同声月刊》仍注意联系同仁，开展学术讨论，如组织张尔田、吴眉孙、夏承焘、施则敬等讨论四声问题，都是至今仍有价值的名篇佳构。（《同声月刊》1卷6号、7号、8号、11号及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M].1941）《同声月刊》在当时特殊的环境里，最大限度地联系了诗词学界，今天我们要了解四十年代前期的诗词界学术状况，基本上要依赖于它。
　　解放后，龙榆生校订了朱敦儒的《樵歌》和《苏门四学士词》。《苏门四学士词》1957 年 8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分《淮海居士长短句》、《豫章黄先生词》、《晁氏琴趣外篇》、《柯山词》四种三册。此集的出版，非但在于利用善本校勘，富有版本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龙榆生调动了自己的词学体验，丰富了对词的标点。正如他自己所说：“宋人词在句读上也常有些出入，不能像后来订词律的弄得那么死。这里面确有不少养料，惟在读者善于吸收而已。”（校订苏门四学士词弁言[M]豫章黄先生词卷首。）这是读苏门四学士词，在其它版本上所无法得到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具有丰富创作经验的词学家对词的深刻体会。
　　龙榆生校订的词集，除《苏门四学士词》与他本人的词学理论、趣味相关外，其馀基本都在为老辈词家整理遗稿，保存文献。直到晚年，他仍挂念箧中师友遗制，谋求以任何形式公诸于世。（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M]。 1964 年 6 月 17 日云：“昨得榆生函，谓赵叔雍有《词集提要》手稿十数巨册在彼处，谓数十年精力所萃，有愿整理，以公诸世之言词者。不论用任何名义皆所乐从，可削其姓名，亦不必言所自。”）龙榆生的这些活动，在中国现代词学史，乃至学术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龙榆生论词有云：“近代词学之昌明，在宋、元名家词集之重刊公布。自临桂王氏之《四印斋所刻词》、归安朱氏之《彊村丛书》先后行世，而词林乃有校勘之学，善本日出，作者遂多。”（龙榆生。陈海绡先生之词学[A]。龙榆生词学论文集[C].485）考察龙榆生本人的词学活动，可以看到，他正是继承和发扬了晚清词学建设中的这一传统，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必须放在这一背景中才能看得更为清楚。至于他创办《词学季刊》、《同声月刊》诸刊，把现代意义上的批评引入词学研究，并培养一大批词学研究者，推动了现代词学建设，那就不是晚清诸老所能限制的了。

2、推源溯流，发覆阐微
　　从 1933 年起，龙榆生在《词学季刊》上连续发表长篇论文，一改过去评点论词的形式。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当代词学研究的学科建设。这一时期，龙榆生对词的起源、词的发展、词的创作、词的艺术风格以及作家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而重点放在唐宋词。撰有《词体之演进》（1933 年）、《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1935 年）、《清真词叙论》（1935 年）、《漱玉词叙论》（1936 年）、《南唐二主词叙论》（1936 年）等。
　　龙榆生自幼喜读《史记·刺客列传》，由于气质相近，故在词中尤嗜苏辛词派，曾先后撰写《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1932 年）、《苏门四学士词》（1934 年）、《东坡乐府综论》（1935 年）等论文。自明人倡豪放、婉约之说后，对于苏词风格，学者多以豪放目之，而龙榆生则认为应以王鹏运拈出的“清雄”二字来概括。（龙榆生。东坡乐府综论[A]。龙榆生词学论文集[C].258.）他高度评价苏辛一派在词史上的地位，认为词至苏轼，发生一大转变，其特点则在破除狭隘的观念与音律的束缚，使词的内容渐趋丰富，体势益见恢张。（龙榆生。两宋词风转变论[A]。龙榆生词学论文集[C].243.）而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奠定不可动摇的地位，则至辛弃疾才完成。（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A]。龙榆生词学论文集[C].268.这个观点直至其晚年依然坚持。试谈辛弃疾词(1957年）。龙榆生词学论文集.359. 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1957年）。龙榆生词学论文集.227.)
　　龙榆生还认为常州词派之所以不能臻于极诣，就是因为仅知稼轩之沉着痛快，而未理会东坡的蕴藉空灵。近世词学不为常州派所囿，是因为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都很推崇苏词。（东坡乐府综论[A]。龙榆生词学论文集[C].264.）这些观点是龙榆生对整个词史、韵文史做了综合考察之后得出的（他在 1935 年出版有《中国韵文史》），同时也是对清代词学加以反省之后得出的。清代常州词派自张惠言兄弟发其轫，至周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周济撰有《宋四家词选》一书，认为“清真，集大成者也。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碧山餍心切理，言近旨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梦窗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置秾挚。是为四家，领袖一代；馀子荦荦，以方附庸”。进而提出学词要“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返清真之浑化”。（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A] 尹志腾。清人选评词集三种[C].205.）此论一出，影响学界甚大，但晚近词坛领袖朱祖谋却提出异见，“对于止庵退苏进辛之说，稍致不满，且以碧山与于四家领袖之列，亦觉轻重不伦，乃益致力于东坡，辅以方回（贺铸）、白石（姜夔），别选《宋词三百首》，示学者以轨范，虽隐然以周（清真》、吴（梦窗）为主，而不偏不倚，视周氏之《四家词选》，尤为博大精深，用能于常州之外，别树一帜焉”。（龙榆生。晚近词风之转变[A]。龙榆生词学论文集[C].382.）龙榆生继承师说，也指出：“止庵标举四家，领袖一代。……既袭前人宗派之说，以自建一系统，复示学者以修习次第，规矩步骤，昭晰可寻，乐苑一灯，非偶然也。独其抑苏而进辛，退姜、张而进王、吴，又将北宋诸公，转隶四家之下，未免本末倒置，轩轾任情。”（龙榆生。论常州词派[A]。龙榆生词学论文集[C].398.）这些就使得龙榆生在论述苏、辛诸人时，站得比较高。他对苏辛词派的渊源、发展、演变以及具体作家风格特色的把握，直到今日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权威性。
　　1940 年以后，龙榆生论词多转向清代。在此之前，他已写有《清季四大词人》（1930 年）、《彊村本事词》（1933 年）等，以其亲见亲闻记载了晚清诸大家的词学活动，表彰他们的功绩。这些文章因资料翔实可靠而至今仍经常被人引用。三十年代中期，龙榆生开始着手《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的编撰，以期世人对清词有全局的了解。他研治清词基于两种考虑。一是为当代词学研究及词的创作提供借鉴，二是为保存晚近词学资料。前者撰有《晚近词风之转变》（1941 年）、《论常州词派》（1941 年）等，后者撰有《陈海绡先生之词学》（1942 年）等。龙榆生对清词的研究，既有师承，又有个人的体会，不乏真知灼见。如其《论常州词派》一文，从常州词派的由来、宗旨，谈到常州词派的拓展，特别是论及近代，自周济之后，常州词风“由江南而移植于燕都，更由燕都人广播于岭表”，经过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诸人校勘词集，提倡梦窗等，“常派词风由南而北，俨然为声家之正统焉”。辨析细致，议论深切，为清理清代词史给出了清楚的脉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和一般学者往往只注意常州词派的理论不同，他密切结合该派的创作去讨论，并通过反省其创作得失，指出向上一路。如他在讨论了常州词派的弊端之后，开出了这样的药方：“今欲救常州末派之弊，允宜折衷浙、常两派及晚近谭、朱诸家之说，小令并崇温、韦，辅以二主、正中、二晏、永叔；长调则于北宋取耆卿、少游、东坡、清真、方回，南宋取稼轩、白石、梦窗、碧山、玉田。以此十八家者，为倚声之轨范，又特就各家之源流正变，导学者以从入之途，不侈言尊体以漓真，不专崇技巧以炫俗。庶几涵濡深厚，清气往来，重振雅音，当非难事矣。”这都反映出龙榆生对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所具有的见解。词兴于唐五代，大盛于两宋，衰微于元明，而又复兴于清。对于清词，由于“五四”所造成的断裂，虽然学者往往心知其意，但远远没有展开研究。龙榆生是在现代学术的层面上较早对清词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对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
　　龙榆生对作品极富感受力，他撰写的词学论述是他同时代人中最为出色的，且影响深远。1934 年 10 月，他发表了《两宋词风转变论》，夏承焘读后评道：“榆生一文，论宋词作风转变，甚深而鬯。榆生长于推论，予则用力于考证。”（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M].1934.）“长于推论”一语，确实抓住了龙榆生论词的特色。又如其《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为清理宋代词史，首先谈到晚唐五代词风的特色及其对北宋初年词风的影响，以见宋词兴盛的文体传承，然后把柳永和苏轼之间的词风不同看成两种不同的创作追求和取向，进而揭示豪放和婉约作为北宋词坛两个流派的意义。至于南宋词坛，仍然是两种思潮，即苏辛词派和白石词风，其他作家皆得其一体。这是宋词发展的一篇简史，思路开阔，文笔清省，作者多方面的学养使得行文过程中有着亲切的体认，是由创作实际而来的理论总结。至于希望从周、姜一派探求词的艺术性和音乐性，从苏、辛一派探索词的思想性和时代性，以为现代创作提供借鉴，则是作者的写作动机，也可看出时代的影响。

4、重视普及，意在提高
　　龙榆生毕生治词，不仅面广思精，而且深入浅出。况且，他常年任教于大中学校，面对青年学子，授业解惑，很能了解一般初学者的特点。所以，在大力从事著述的同时，他也费了不少力气从事普及工作。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概论，二是选本。前者包括《词学十讲》、《词曲概论》，二者均系由讲义整理而成，所撰文全部是龙氏本人几十年研词心得，故能深入浅出，有系统地启迪后学。后者包括《唐宋名家词选》（1934 年）、《唐五代宋词选》（1937 年）、《近三百年名家词选》（1956 年）；其中尤以《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二书广为流传，深受词学者所爱。历年销售已达数百万册。

三、馀论：几点思考
　　龙榆生的治词历程和词学成就已如上述，总结其经验，反思其方法，对今天的词学研究不无稗益。
　　第一，学养深厚。词虽是专门之学，但治学却不能止于词。我们所研究的词史上的对象都是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要深入理解他们，就不能不对他们所赖以成就的资源有所掌握，因而对中国学术文化中的许多重要方面都要有一定的涉猎或研究。再者，词之为学，虽可独立，却又有赖于多学科的合成。即如探讨词律，涉及音韵，探讨声调，涉及音乐；探讨词事，涉及史学。……这正如大海上的冰山，浮出海面的仅有十分之一。龙榆生在词学上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也是和他在传统国学的许多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如随黄季刚治小学——分不开的。治词如果就词言词，难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第二，整体意识。词学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各个方面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治词者或有专攻，但不容偏废。龙榆生治词，涉猎很广。有词谱、词律、词调研究，有词史研究，有词学批评研究，有词学文献研究，有断代词研究，有专家词研究……他几乎穷尽了词学的一切领域，有点有面，点面结合，而又融会贯通，互相补充。这样，就真正突出了词的“上不似诗，下不类曲”的特点，并把这一特性贯串于任何一个部类的探讨之中。在龙榆生笔下，“深”是在“通”的前提下而存在的。后世有些学者治词，往往执其一端，急于掘进，未免隔靴搔痒；而仅仅把词置于文学史的层面，也影响了对其深度和广度的突破。凡此，均可从龙氏治词历程中得到启发。
　　第三，知行结合。在中国古代，无论从事何种文体的批评，知和行几乎都是密不可分的，理论家断无不会创作之理。理论之提出，乃是理论家通过对前代遗产的把握以及自己创作的体会，才得出的看法。理论家本身的创作和其所提出的意境不一定完全吻合，如严羽即是。但个人的创作经验足以刺激其理论思考，这是肯定的。从词学批评来看，陈廷焯撰《白雨斋词话》，提出“沉郁说”，以为词中最高境界。他不仅广泛探讨词史上的大家、名家之作，以论证自己的观点，而且经常引述自己的词作，或述心得，或谈不足，以见这一境界的未易遽达。他是在中国古代词学批评史上，把知和行、理论和创作结合得非常密切、而且表现得非常明确的学者之一。龙榆生也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他早年即嗜词，一生不废吟咏，1948 年曾刊《忍寒词》行世，今存诗词达一千馀首，堪称一代作手。另外，一度致力于歌词创作的经历，也使他对词的音乐本质体会极深，故能深切了解这一音韵格律之学。这些，都在他治词的过程中或隐或显地体现出来了。可是，这一传统现在却有中断的趋势，搞理论的人不懂或不会创作，已经成为习见的现象。虽有识之士为之呼吁，但改观不大。反思龙榆生的治词方法，或许会对这一问题能有所警醒。
　　（此论文初刊于《文教资料》1999 年第 5 期，后经作者修改，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04 年第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