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社会的荒唐事总是像春天的野草一茬一茬冒出来。光绪六年（1880年），慈禧派太监李三顺为妹妹家送东西，违例直出午门，值班守门的护军不肯放行。李三顺回见慈禧，撒谎说他被护军殴打。慈禧当时有病在休息，立即派人请慈安太后来寝宫，商议怎样办理此案，并说，不杀护军，自己不愿再活下去。慈安下旨将此案交刑部会同内务府审办，并面谕刑部尚书潘祖荫，一定要杀掉护军。此案在当时备受朝野关注，尽管大家都觉得朝廷处理不当，但无人敢在太后盛怒时进谏。有清一代的名臣、时任工部尚书的翁同龢虽在日记中说，“貂瑾之弊，往往起于刑狱，大臣无风骨，事势渐严”，却也不敢站出来说话。陈宝琛在详细了解案情之后，上疏力争，说如果护军获罪，则“此后凡遇太监出入，但据口称奉有中旨，概即放行，再不敢详细盘查，以别其真伪，是有护军与无护军同，有门禁与无门禁同”，并引述嘉庆年间太监将盗贼延入宫内、乾隆年间太监盗窃库银的旧事，指出“此辈阉寺，岂尽驯良”，千万不可开其骄横之渐。慈禧觉得陈宝琛说得很有道理，只好给护军减刑，并将李三顺交慎刑司打三十板，了结此案。旨下，翁同龢又在日记中这样写，“前日庶子陈宝琛……有封事争此”，感到自己“大臣失职”，“既憾且愧”。

光绪六年慈禧大病一场，迁延至光绪八年才算痊愈，午门案对慈禧来说大概是很有些老娘尚未如何如何，尔等已然如何如何之感，所以大张挞伐，不过陈宝琛说的实在是在理，慈禧也没有糊涂到昏聩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