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俾斯麦的“大陆政策”和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分别代表着德国两种不同的战略决断。从维持海洋秩序的角度说，两强之间需要保留一个合理的力量平衡，以控制冲突的发生，俾斯麦的谨慎克制为德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保留了安全的距离。但这并不是说，俾斯麦不赞成建立一个新的海洋秩序。

欧洲范围的海权之争
海权之争，应该是地理大发现之后，准确地说是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而来的权力斗争的新方式，也是16世纪以来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关系的新体现。地理边疆，由传统的陆地转向海洋，并从海洋出发深入更广阔、更遥远的陆地。

15、16世纪国际关系中的争霸，包括陆地和海洋，是交织在一起的，并非彼此隔离和分裂。在现代国家关系中，无论是陆地还是海洋争霸，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有助于统治者凝聚各种力量团体，形成统一政治权威，并通过向外扩展海上和陆上霸权，进一步巩固政治权威。

确定了著名的“教皇子午线”，即以佛得角以西西经46-47度为界，“以东土地，葡萄牙有无可争辩的权利，以西属于西班牙。”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由两个国家，而且是在教皇主持下瓜分世界的条约，从此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国海权之争。

虽然海洋是自由和开放的，但实际规则却是“谁拥有海洋，谁就拥有世界”。而能够掌握海洋自由权的，只有拥有实力的国家，所谓的“海洋自由”也就成了大国为了自身利益控制他国、任意实行海上封锁的自由，因为规则和计划是由有实力的人制定的，也是由他们维持的。

那么，要控制海洋，争得制海权，哪些条件是必须的呢？在其后几个世纪，在每个历史阶段，大国对海权的争夺主要围绕几个关键因素展开：以各种商业手段垄断海上贸易；改变国内工业结构，加强外贸经济；占领殖民地，扩展海外市场；建立海军舰队，维护海上贸易和海外领地的安全；最后，在外交领域，保证在与他国的关系中获得政治利益的最大化。

被人们所忽略的一段德意志往事
德意志国家的历史成熟很晚，作为欧洲“迟到的民族”，它在15、16世纪还处于懵懂状态，与现代政治国家的要求相去很远。确切地说，直到17世纪，德意志充其量还只是一个地理和历史的概念，国家也只是“一些领地界限形成的网络”。从17世纪中叶至1871年，德意志邦国一直是独立的政治实体，各自追求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在以欧洲“文明”国家为核心的国际政治体系中寻找自己的权力位置。直到德国统一、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德国的现代海权之争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展开。

当然，必须认识到，德国属于内陆国家，它的海岸线很短，这也是制约它成为海洋国家的地理因素。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德国与海洋的关系、德意志国家对海权的追逐很少有人关注，但是历史上它却是存在的。毕竟作为新的而且是重要的地理威权，“文明国家”追逐海权似乎成为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应然”之事，德国也概莫能外。本文的意图就是要发现这么一段被人们所忽略的往事。

值得思考的是，曾经在中世纪欧洲的内海贸易中呼风唤雨的汉萨同盟此时却衰落了，它辉煌时期的贸易通道和港口渐趋丢弃，而这个时间恰好与新航路开辟吻合。

汉萨城市与贸易路线
东方贸易航线的改变，大西洋沿岸港口重要性的提升是衰落的原因之一；英、荷兴起，对汉萨活动的主要区域形成掣肘是原因之二；汉萨商人习惯内海活动，不善远程贸易，没有“冒风险盈利”的性格是原因之三；同盟内部伦理机制不适应新的国际经贸环境为原因之四；但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强大的政治势力作为依傍，而汉萨本身也就是一个松散的商人联合体。

那么这个时候的德意志帝国在做什么呢？皇帝偶尔也会有所作为，制定帝国海军计划，表示保护汉萨同盟在海外的活动；责令图宾根大学法律系教授们制定海上贸易立法……但对海权的渴望都仅停留于纸面，能否将之付诸实现，一直在犹豫中，也无能为力。

（二）18世纪
对近代早期德意志在海上角逐中的落伍，有人痛心疾首。约翰·贝歇尔（Johnann J.Becher），一位著名的重商主义者说：“当我们德意志人在酒馆里坐着毁谤别人时，荷兰人却喝着莱茵葡萄酒在世界各地悠闲散步。”

第一、它调动了普鲁士爱国情感和国民的商业热情。当时，普鲁士境内流传一本小册子——《勃兰登堡爱国者和建立普鲁士贸易公司》，激励爱国者参与海外事业。第二、它逐渐改变了普鲁士传统重商主义政策的方向，即只关注内部农业经济、财政税收及国家行政建设和管理，也开始尝试建立海外商业体制，在另一个世界谋求新型财富。

第三，从18世纪的最后25年始，普鲁士工业结构发生转向，1772年新成立的“海外贸易局”（兼具国家信托和融资职能）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工业孵化器的作用，西里西亚纺织品的生产和出口逐渐打开了市场。海外贸易局旗下的商船“曼陀尔号”和“路易斯公主号”经历了跨洋航海，于1824和1828年抵达广州，运来了大批西里西亚的亚麻布和羊毛织品。